所謂戴維營協議，簡而言之，也就是薩達特、貝京、卡特這三位國家領導人，在1978年9月在戴維營舉行為期兩週的會議後談判和簽署的兩個和平框架。

協議簽訂時，時任美國總統的吉米·卡特，為以色列與埃及領導人，提供了馬里蘭州的鄉村總統休養地，而當以色列和埃及的談判陷入困境時，也正是他率先將以色列和埃及領導人召集在一起。

當然，戴維營協議儘管達成，但最終卻也並沒有為參與者帶來最初尋求的全面和平。

戴維營協議的背景：中東戰爭

自1948年以色列建國以來，埃及既是鄰國又是敵人，這兩個國家在20世紀40年代末和50年代蘇伊士運河危機期間屢屢交戰。

隨後，1967年的新一次中東戰爭中，埃及慘敗，而緊跟著，這兩個國家在從1967年到1970年之間，進行了一場慘烈的消耗戰，最後簽訂了一項條約，邊界保持在戰爭結束時的狀態。

當然，這樣的協議並沒能給中東帶去長久的和平，1973年，埃及在西奈半島發動了一場大膽的攻勢，希望奪回1967年失去的領土。

也正是在這場事件中，以色列先是措手不及，但隨後進行了反擊，並反敗為勝，這導致雙方的領土邊界基本保持不變。

到了20世紀70年代中期，兩國之間的過去種種，難免讓人懷疑他們陷入了永久的對抗狀態，以至於不少人在戰爭的間隙，依舊在等待著兩國之間的下一場戰爭。

然而，也就在這時，一向以強硬形象示人的薩達特於1977年11月宣佈，他願意前往特拉維夫-雅法，試圖解決兩國之間的問題。毫無疑問，此舉震驚了世界。

那時，許多政治觀察家只將薩達特的宣告視為政治戲劇，就連埃及的媒體也幾乎沒有關注薩達特的提議，然而，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卻請薩達特前來訪問，因為在此之前，對方曾對薩達特進行過和平試探，得到的迴應相當積極。

於是乎，當時間來到1977年11月19日，薩達特在世界的注視下，從埃及飛往以色列，而作為迴應，以色列領導人在機場迎接一位阿拉伯領導人的畫面令全世界著迷。

有了這一驚人的突破，各國之間的和平似乎成為可能，但也就在這時，劇情再度峰迴路轉：儘管雙方似乎對彼此表現出足夠的誠意，但在領土問題和中東長期存在的問題的影響下，事情在實際上並未取得太多進展。

就這樣，1978年夏天，前一個秋天的戲劇似乎已經褪色，以色列和埃及之間的對峙似乎離解決沒有更進一步。

卡特、薩達特、貝京：三個截然不同的人物

眼看事情陷入僵局，美國總統，“老好人”吉米卡特決定賭一把。

他邀請埃及人和以色列人到馬里蘭州山區的總統度假勝地戴維營，希望相對孤立的環境，可以鼓勵薩達特和貝京達成一項持久的協議。

說起來，吉米·卡特此人在上任時表現得樸實無華、誠實正直，繼理查德·尼克松、傑拉爾德·福特和水門事件之後，他確實與公眾度過了一段蜜月期。

作為美國總統中的唯一一個老好人，儘管這項挑戰看似不可能，但卡特依舊決心在中東實現和平。

想法提出，在白宮，卡特最親密的顧問告誡他不要陷入中東的問題，因為這可能會給他的政府帶來更多的政治問題。

然而卡特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多年來一直教主日學，並且在退休後繼續這樣做，他無視顧問們的警告，他似乎感受到了一種宗教召喚，要為兩教聖地帶來和平。

卡特試圖促成和平的頑固嘗試，意味著他要與兩個與他截然不同的人打交道。

首先，以色列總理梅納赫姆·貝京，1913 年出生於佈列斯特，他自己的父母先被納粹殺害，只有又被蘇聯人俘虜並被判處在西伯利亞從事苦役，不過在不久之後，他被釋放，並在加入自由波蘭軍隊後，於1942年被派往巴勒斯坦。

在巴勒斯坦，貝京反抗英國佔領，併成為伊爾貢的領導人，伊爾貢是一個猶太復國主義恐怖組織，該組織襲擊了英國士兵，並於1946年炸燬了耶路撒冷的大衛王酒店，造成91人死亡。

因此，1948 年他訪問美國時，抗議者稱他為恐怖分子。

貝京最終活躍於以色列政壇，但始終是強硬派，並始終專注於以色列在敵對敵人中的防禦和生存。

正是由於這一特質，在1973年戰爭之後的政治動盪中，當以色列領導人因對埃及的襲擊感到意外而受到批評時，貝京在政治上變得更加突出，1977年5月，他出任了總理。

至於埃及總統安瓦爾·薩達特，他的強硬也令世界許多地方感到意外，好比當1970年納賽爾死於心臟病，薩達特繼任總統，當時有許多人認為薩達特很快就會被另一個強人推到一邊，但他很快透過鐵腕手段鞏固了自己對權力的控制。

毫無疑問，貝京和薩達特都是頑固的人物，他們都曾被關進監獄，每個人都為自己的國家而戰數十年，然而不知何故，他們都知道他們必須為和平而努力，因此，他們召集了外交政策顧問，前往馬里蘭州的山區。

一場別開生面的會面就這樣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