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是明朝前期最大的戰爭失敗，數十萬大軍面對蒙古瓦剌大軍時全軍覆滅，御駕親征的明英宗朱祁鎮也做了俘虜。戰後明朝國力斷崖式下跌，喪失了對北方草原的軍事控制力，就連首都北京都在蒙古人的鐵蹄下岌岌可危。如果不是于謙力排眾議，調集明朝剩餘的軍事力量打贏了北京保衛戰，明朝極有可能出現南北兩宋的混亂局面。當時的明朝人視土木堡之變為國恥，戰後許多文臣武將都提出重振軍備北伐復仇，但始終沒有成行。尤其是在景泰三年時，邊將楊俊提出的北伐建議還被于謙駁回，斷送了明朝人的復仇之夢。

于謙是北京保衛戰的第一功臣，如果不是他力排眾議反對遷都南京，堅決主持了北京保衛戰，恐怕蒙古瓦剌大軍會藉著土木堡戰勝的勢頭，一舉吞併明朝在黃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因此歷史上對於謙的評價非常高，不論是在明朝歷史中，還是在中國二十四史的史書上，于謙都能在文臣中排在第一序列。于謙最為讓人敬佩的既非優秀的治國理政的才能，也不是高尚的道德情操，而是在北京處於最危急時力挽狂瀾的能力和勇氣。從北京保衛戰的決策過程就可以看出，于謙是將明朝利益放在第一位的，是不畏戰且文武兼優的名臣。

然而讓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景泰年間出現北伐蒙古瓦剌復仇的呼聲時，于謙卻成了最大的阻礙。當時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為皇帝，朝廷的軍政大權都交給於謙來處理。而從瓦剌被迎回的朱祁鎮只能待在南宮做太上皇，無法插手朝廷的政務。明朝迎回朱祁鎮後，朝廷展開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開始恢復在戰爭中損耗的國力。這些措施中最為重要的是重振北京的防衛和明長城沿線的軍備，解決軍隊中的腐敗和武備缺乏的問題，加強對蒙古瓦剌的防禦。到了景泰三年的時候，這些軍事上的整頓基本完成，於是朝野出現了北伐復仇的呼聲。

發出這些呼聲的文臣武將很多，有的是明英宗朱祁鎮時代的舊臣，也有的是明朝北方邊境的將領，他們視土木堡之變為國恥，希望朝廷出兵北伐瓦剌以雪恥。同時蒙古瓦剌中也出現了變故，主導蒙古政務的瓦剌太師也先和蒙古大汗脫脫不花內訌，雙方起兵互相攻伐，這也給明朝乘虛而入帶來了最佳的戰機。很多文武大臣認為，這是明朝雪恥最好的機會。此時出兵北伐蒙古，必能撿個漁人之利，一舉蕩平出現復興勢頭的蒙古諸部，徹底解決北方邊境的大患。可是面對如此千載難逢的戰機，掌握明朝兵權的兵部尚書于謙卻表示反對。

當時上書朝廷提議北伐的大臣很多，比較著名的有錦衣衛小旗聶忠和遊擊將軍楊俊。聶忠甚至願意將家眷送到都察院的牢獄中做人質，親自率軍北伐蒙古。楊俊則透過正式的渠道向于謙上書，請求趁著蒙古內訌出奇兵攻打其巢穴，一舉蕩平蒙古大患。這樣的呼聲受到了朝野的廣泛支援，一方面是因為土木堡之變成為明朝人心中的國恥，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朱祁鎮被俘徹底點燃了明朝人和蒙古人之間的仇恨。但是向來作為主戰派的于謙則表達了反對意見，將楊俊提出的北伐上書駁回，實在讓人意想不到。

後世很多歷史愛好者們對這段歷史非常的不解，因為這種態度與于謙在北京保衛戰之前的強烈主戰態度截然相反。當時北京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絕大多數朝廷文武都要求南遷南京，甚至有人提前就安排家眷南逃。在如此危急的情況下，于謙卻力排眾議選擇依託北京城與也先的蒙古大軍決戰，實在是大無畏的勇氣。因此沒有人會認為于謙是臨戰怯陣的小人，都認為他會支援朝野的北伐呼聲。可是楊俊上書後卻沒有得到于謙的支援，反而被于謙主導的兵部駁回，讓人感到非常疑惑，這也引起了朝野很多的議論。

沒有人認為于謙會怯戰，實際上于謙也不是怯戰的人。有的人認為是明朝軍隊腐敗問題沒有徹底解決，不是出擊蒙古的時候，只能韜光養晦。也有人認為明朝迎回朱祁鎮時和也先簽訂了合約，貿然出兵北伐是撕毀合約，有損明朝天朝上國的顏面。從史書記載來看，這些說法其實都是站不住腳的。實際上早在楊俊和聶忠上書之前，于謙就已經提出過北伐的想法，但沒有在朝廷討論透過。既然當時是作為兵部尚書的于謙主動提出的，這說明於謙認為軍事制度改革後的明軍已經具備的出擊草原北伐蒙古的戰鬥力。

于謙選擇這個時候提出北伐，同樣也考慮到了蒙古內訌，也先和脫脫不花互相征討而帶來的戰機。這樣的機會千載難逢，是明朝自永樂年之後重新控制蒙古草原的最佳時機。至於也先和明朝簽訂的合約，實際上並沒有在於謙考慮的範疇之內。于謙雖然是文臣，也是儒學大師，但卻不是迂腐的文人。他能夠力排眾議打贏北京保衛戰，這就充分表現了他的大智大勇。與也先簽訂合約是為了迎回朱祁鎮的需要，于謙也知道也先答應和解是為了騰出手來對付脫脫不花。雙方當時也算是各取所需，並不存在什麼天朝上國的顏面問題。

從戰機來看，楊俊、聶忠與于謙是不謀而合的。聶忠是負責蒙古草原情報的錦衣衛，對於蒙古內部局勢的變化非常瞭解。土木堡之變前蒙古入侵明朝，是蒙古太師也先主導，聯合蒙古大汗脫脫不花進行的多路大軍聯合攻擊。當時瓦剌部在蒙古諸部中最為強大，脫脫不花雖為大汗，也不得不聽從也先的。北京保衛戰後瓦剌部在北京城下被重創，脫脫不花乘機拉攏韃靼等反對瓦剌的部族，起兵與也先爭奪蒙古的統治權。楊俊當時是負責巡徼真、保、涿、易諸城的遊擊將軍，對關外蒙古軍事變化非常瞭解，認為此時正是明朝漁利的良機。

從史書記載來看，于謙先提出了北伐的想法，在朝廷內閣討論中沒有被透過。在楊俊和聶忠上書兵部後，于謙知道再次提交到內閣也不會被接受，乾脆直接就將其駁回了。從這個過程看，當時明朝北伐的阻力其實並不在于謙和兵部，而是在於朝廷內閣之中。綜合當時朝廷的政治形勢來分析，可以發現于謙雖然是掌控朝廷軍政大權的大臣，但是在很多地方受到掣肘。他作為北京保衛戰的首席功臣，擁立明代宗朱祁鈺上位的第一人，卻沒能進入內閣，這說明他還是受到皇帝猜忌的，這樣的情況也稱為他提出北伐建議受阻的因素之一。

綜合各方面因素考慮，當時明朝內閣沒有透過北伐建議，和可能有如下幾個方面。首先，于謙是兵部尚書，這成為北伐天然的阻礙。並不是說于謙阻礙了北伐，而是于謙的身份和功績讓朱祁鈺產生了猜忌，也讓朝廷大臣嫉妒。前文講過，朱祁鈺雖然是于謙擁立的，也給予了于謙在朝廷中最大的權力，但卻並不放心於謙。他怕于謙成為權臣，所以阻止於謙入閣。于謙的功高震主也讓朝廷很多大臣嫉妒，所以他陷入了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如果進行北伐。朱祁鈺和大臣們會懷疑于謙藉機攬權，在明朝沒受蒙古威脅時，他們不會主動發動戰爭。

第二方面，朱祁鈺當時的心思並不在北伐復仇上，而是在與朱祁鎮爭奪儲君的主導權上。朱祁鈺登基後，皇太子並不是他的兒子，而是朱祁鎮的長子朱見深。朱祁鈺一直想讓兒子朱見濟當皇太子，但受到大多數朝廷大臣的反對。景泰三年正是政治鬥爭激烈的時候，雙方為了皇太子之位進行拉鋸戰。如果發生北伐戰爭，朝廷的重心勢必要放在北伐上，那麼皇太子之事便不了了之。朱祁鈺不想給朱祁鎮做嫁衣，所以力圖廢掉朱見深，改立朱見濟為皇太子。所以他不會允許朝廷大事改變了自己的計劃，自然會阻礙北伐計劃。

第三個因素，兵部當時並沒有拿出能夠帶頭率軍出征的大將人選。因為土木堡之變的關係，明朝的大多數精兵強將在戰爭中覆滅，所以明朝還有些缺少統率將領。雖然在北京保衛戰中湧現了石亨、楊洪等一批將領，但都不足以成為北伐大軍的統帥。提出北伐建議的楊俊只是遊擊將軍，而聶忠也只是錦衣衛小旗，兩人都不是大將。尤其是楊俊，他在土木堡之變前的戰爭中面對蒙古軍一觸即潰，丟失獨石永寧等十一城，這才迫使朱祁鎮改道土木堡，最終全軍覆滅。所以朝廷對武將之流非常不信任，需要用知兵的文官統率大軍。

在當時的朱祁鈺朝廷中，知兵的文官只有兩位，一個是于謙，一個是王驥，但這兩位朱祁鈺都不敢用。朱祁鈺一邊要防範于謙成為權臣，一邊又離不開于謙鎮守北京。朱祁鎮雖然當了太上皇，但依然有很多舊臣希望他能復辟。一旦于謙離開北京，朱祁鎮的舊臣搞復辟的陰謀，朱祁鈺很可能被搞下臺。而王驥本身就是朱祁鎮最為倚重的軍中大將之一，正統年間為朱祁鎮委以重任，三次出任征討麓川的統帥。如果讓王驥當北伐蒙古的統帥，朱祁鈺會擔心王驥趁機掌控兵權，甚至會出現造反圍攻北京的事情。

因此在這些政治上考量的情況下，朱祁鈺首先的想法是將皇位坐穩，逐漸驅逐朝廷中朱祁鎮留下的舊臣，而非考慮北伐蒙古報仇。實際上對於朱祁鈺而言，蒙古人對他不僅沒有仇，而且還有恩。如果沒有也先大軍在土木堡擊敗了朱祁鎮，朱祁鈺根本沒有當皇帝的機會。

正是出於個人政治利益的考量，朱祁鈺才將保住皇帝寶座，讓自己的兒子當太子放在了第一位。于謙提出北伐被內閣阻止後，他就看出朱祁鈺的心思了。此後雖然有楊俊等人提出北伐建議，蒙古草原上也因也先和脫脫不花的內訌帶來良機，但于謙考慮到政治上各方面的原因，也只能將北伐的建議擱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