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安史之亂後，中國便陷入了藩鎮割據的時代。哪怕到唐朝滅亡的時候，武人割據之風仍未有消失，反而釀造了一個更為分裂混亂的時代——五代十國。五代時期，軍人跋扈，將帥兵變篡位之事史不絕書。因此，宋代開國皇帝趙匡胤在杯酒釋兵權之後便訂立了“強幹弱枝”和“重文輕武”的國策，試圖改變昔日君權不振、武人恃兵專橫的風氣。然而，軍人在北宋時代真的如此被輕視嗎？

確實，無論是北宋，還是南宋，主宰政壇的都是優容爾雅的文臣。在蔡襄《蔡襄集・國論要日》就有提到：“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辭進。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錢榖之司，文士也；邊防大帥，文士也；天下轉運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為了提高文人地位，以抑制武人之氣焰，朝廷除了大興儒學、增加科舉取錄名額外，還特許進士登第即可享有官職，真可說得上平步青雲。

相反，武人在宋朝則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比方說，宋廷為了防止士兵逃逸，會在兵士之臉上或手背刺字以作標記，這無異於在將士身上烙上“罪犯”和“奴隸“的標籤，可謂羞辱至極。而在中央任官方面，樞密院作為中央最高軍事機關，當中任職的73名正職者（如樞密使、知樞密院事等），武者出身的只有18人。更讓人震驚的是，這個任職人數還會隨朝遞減。在太祖到真宗這三朝間，武職出身的18人縮減成12人。到了仁宗朝，則僅剩6人。最後英宗朝以後，已再無一人為武職出身，所以說宋朝軍事羸弱的弊端不是不能理解的。

雖說這樣看來武士在宋朝的地位真的十分低落，很符合我們印象中大宋皇朝文質兼備、風流蘊藉的社風，但是在學術界中也有不少學者提出不同的看法。有人批評過往研究忽視武將在宋朝的重要性，並指出武將在宋朝只是看似地位不顯，實則仍享有很大特權和優待。哪怕宋太祖曾在宮中立碑，告誡後人勿殺文臣、莫過度重用武將，但其實太祖本人在派遣軍吏時，都是習慣派武將出任“都部署”這個大將軍之位。

哪怕在“以文馭武“的原則下，文臣參與治軍的干預作用仍然是有限的。當時文官在軍事行動中只能扮演輔助性角色，譬如供應糧餉、安撫百姓等，跟軍事行動和指揮其實並無直接關係。雖說太祖在鎮壓王小波、李順起義時，曾一度下令由參知政事趙倡言為都部署，藉此打壓制當地武將氣焰。儘管趙倡言為都部署一事為以後文官大臣出任要府，併兼管駐軍一職的濫觴，但必須指出的是宋初兩朝地方文臣一般對駐軍並無干預權。比如開寶四年，給事中劉載權與建武節度使何繼筠不協時，因被何繼筠“訴於上“，而被黜載為山南東道行軍司馬；亦有知貝州柳開因“坐與監軍忿爭”，因而被貶。這些都說明當時武將地位在下降的趨勢，但仍然擁有文臣無法干預的獨立帶兵權。

宋代武官地位低這個觀感其實是相對於文官擁有過份優越的地位而來，所以武將作為統治階級一員，本身不能說受到歧視。比如在水滸傳中，魯智深作為一個基層軍官，在鎮關西面前也是可以作威作福的，更不用提那儼然就是地方霸主的張都監。就是說，宋代武官雖然地位不如文官，但過得還是不錯的。去到南宋，因為外有女真勢力虎視眈眈，內則蜂起造反之事，朝不保夕的趙宋皇室為了激勵將士安內攘外，更放棄了“崇文抑武”的家法，著手提高武者地位，可見武者地位在兩宋間還是起起落落的。

雖然太祖的開國國策有不少為人詬病之處，軍事積弱、戰事敗多勝少就是最好的證據，但是正因為太祖力倡文教，才使宋朝脫離了前朝士風敗壞的局面，更打開了文治盛世。文學家蘇軾、歐陽修，理學家陸九淵、周敦頤的出現還是得感謝宋朝推崇文人的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