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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講我們進入始皇帝二十八年（前219年），秦朝建立的第三年。《資治通鑑》記載，秦始皇東行郡縣，登鄒峰山，刻石紀功。這次東巡，秦始皇最明顯的政治意圖是在新佔領區露露臉，示示威。

露臉的意義在於，人的情感依附特別需要一個醒目的形象，所以人對視覺符號有著驚人的執著。最典型的例證就是宗教，看看西方世界，羅馬教皇一再打壓偶像崇拜，為此殺了不知道多少人，但就是打壓不住，最後累了，煩了，只好妥協了，這才有了基督教世界的美術繁榮。再看東方世界，佛教原本也是反對偶像崇拜的，但同樣禁止不住，不僅佛像越來越多，就連五百羅漢都有規模宏大的群像作品了。一般來說，宗教一旦走向普世化，跨越族群四處傳播的話，只有偶像才能夠在最短時間內大規模吸引信徒。

換句話說，人作為群居動物，天生慕強，天生就會找強者做依傍，宗教性正是這種慕強天性的體現，至高無上的神正是強者中的強者。神只要一露臉，就能讓人膝蓋發軟。所以統治者和神都是特別需要奢侈品的——我們可以試想一下有兩尊神像，雖然是一模一樣的泥塑木雕，但一尊以本色示人，一尊渾身上下刷滿金漆，金光萬丈，如果同樣擺在愚夫愚婦的世界裡，後者接受的跪拜和香火自然遠遠多於前者。至於這兩尊神到底是什麼來頭，有什麼本事，叫什麼名字，甚至都不會有人關心。

同樣道理，秦始皇如果想在新佔領區迅速收攏人心，收穫認同，那麼展現自己神一般的威嚴形象確實會是一項有效的手段。平民百姓只要看到一個金光萬丈的形象，一個明顯比自己曾經見到過的所有國君更閃光的形象，那麼崇拜心理不需要有人強行塑造，就會油然而生。

這一手雖然對平民百姓管用，但山東六國的貴族豪強未必會吃這一套。可是，那又如何呢？當秦始皇浩浩蕩蕩的佇列巡行過來，那種旌旗招展、兵強馬壯的氣勢，以及這種氣勢之上的征服者炫耀肌肉的雄姿，或多或少總會使貴族豪強望而生畏，有再多的不忿也只能忍著。

至於秦始皇的心情，大概很像清點贓物的強盜吧。這段旅途，從咸陽抵達鄒峰山，以今天的地理區劃來看，是從陝西到山東，山長水遠。

鄒峰山，意思是鄒地的峰山。這裡的鄒，就是孟子的故鄉，今天的山東鄒城，北邊不遠就是孔子的故鄉曲阜。所以秦始皇來鄒峰山，不但是跨越大半個中國來到齊魯大地，更有象徵意義的是，這位深得法家精髓的天下雄主，這一次親自殺到儒家大本營來了。

秦始皇登上峰山，“立石頌功業”。按說這一次刻石立碑，作為秦始皇曆次巡行當中的第一次，碑文內容很值得被記錄在案，但不知道為什麼，《史記》竟然隻字未載，《資治通鑑》也沒能補上。

秦朝建立之後，“書同文”是一項意義深遠的政策，它有兩層涵義：一是規範字形，以小篆作為標準字型。頒佈李斯的《蒼頡篇》，趙高的《爰歷篇》和胡毋敬的《博學篇》作為文字範本，很遺憾這3篇文字都已經失傳了；二是統一各種法律、制度、名物等等的專有名詞。比如前邊講過的皇帝下達命令統一規範成“制”和“詔”。

關於第二層涵義，以前並不被人重視，直到湖南湘西的裡耶鎮出土了一批秦簡，稱為裡耶秦簡，主要內容是秦洞庭郡遷陵縣的各種公文件案，在2012年公佈的內容裡就有一份木牘寫著各種舊稱改為新稱，諸如“邊塞”改為“故塞”，“王室”和“公室”改稱“縣官”，“列侯”改稱“徹侯”，甚至連豬的名字都被改掉了，改稱“彘”。這就相當於公文寫作需要提到土豆或者洋芋的時候，從此統一為“馬鈴薯”。

從“書同文”的角度來看峰山石刻，這裡既有秦朝官方的規範措辭，又有規範化的小篆書法（很可能是李斯的親筆），還體現著秦朝的一種特殊傳統——文字鐫刻在石頭上，而不是鐫刻在青銅禮器上。石碑比之青銅禮器，優點相當突出：我們最容易想到的是成本低廉，但這顯然最不重要，重要的是，石碑或者石壁，規模可以遠大於青銅器，表面可以很拋灑地鐫刻大號文字，而且安置在公共場所，能夠起到很好的宣示作用。

這背後還有一個技術原因：商朝和西周時期正值青銅時代，青銅的硬度並不足以做成鑿子在石頭上刻字，而進入春秋時代以後，鐵器應用起來，戰國進入黑鐵時代，鐵製工具就不難對付石材了。

遺憾的是，峰山石刻早已經被人為毀掉了。《資治通鑑》就有記載，公元450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燾來到峰山（《資治通鑑》原文稱“鄒山”），打贏了一場戰爭之後，看到秦始皇留下的石刻，不高興了，派人把它推倒，然後以盛大的太牢之禮祭祀孔子。

北魏太武帝的行為動機不難推斷，他是站在儒家立場高調錶達對秦始皇這個暴君的強烈憤慨。但他並沒有把峰山石刻毀壞徹底，大概只是把石碑推倒而已，所以在唐朝人封演的《封氏聞見錄》裡，提到歷代都有人去峰山臨摹、拓寫秦始皇的石刻，大概倒掉的石碑又被歸位了吧。可想而知的是，來這裡臨摹、拓寫的人都得有點身份，所以一舉一動都沒少麻煩當地人，當地百姓疲於應付這些風花雪月的閒事，索性圍著石碑堆起了柴禾，放了一把大火把石碑燒殘破了。

但沒想到，趕來登山拓石的人反而更多了。最後還是當地縣官想到了一個好辦法，拿了一份以前或臨摹或拓寫的文字，重新刻石，刻好之後就放在縣衙裡邊，誰要再來臨摹、拓寫的話，就不必上山了，當地的百姓和縣吏這才真正地輕鬆下來。

和封演同時代的杜甫也提到過這件事，只是簡略得多，說“峰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意思是說，原版峰山石刻已經被野火燒燬了，世間流傳的都是轉相刻版印刷的摹本，保真度不高，沒有原版的清瘦俊逸之美。

傳世的翻刻本確實不少，其中最有名的稱為“長安本”，是司馬光的同時代人，北宋書法家鄭文寶根據老師徐鉉的摹本翻刻出來的。今天如果你有機會去西安碑林的話，還能在碑林第5室見到這塊石碑，藉由摹本的摹本去輾轉感受當年秦始皇的意氣風發。

峰山石刻的內容，形式上是像《詩經》一樣的四言體，每3句一韻，中間還有換韻。如果《詩經》的編選範圍可以拓展到秦朝的話，那麼秦始皇的這類碑文可以被歸入“風雅頌”當中的“頌”的部分。

這篇文字，一開頭就氣勢恢宏：“皇帝立國，維初在昔，嗣世稱王。討伐亂逆，威動四極，武義直方···”一席話把自己打扮成除暴安良的正義使者，打仗不是侵略，而是討伐逆賊。

正義戰爭當然打得很順利，“戎臣奉詔，經時不久，滅六暴強。廿有六年，上薦高號，孝道顯明”，說的正是始皇帝二十六年（前221年）掃平六國，把山東六國貶低為“六暴強”。既然滅掉了六大暴政國家，秦始皇自己當然不是萬惡的侵略者，而是普降恩澤的大聖人。這位大聖人還一點都不臉紅地標榜起了孝道，於是“既獻泰成，乃降專惠，親巡遠方”，說自己這次東巡，來到峰山，是好心好意給當地人施加的恩惠。

這恩惠還不單是賜給齊魯百姓的，而是賜給天下人的，因為“追念亂世，分土建邦，以開爭理。功戰日作，流血於野，自泰古始”，正因為封建制存在弊端，導致諸侯紛爭，天下大亂，於是乎，“乃今皇帝，壹家天下，兵不復起”，天下不再分為列國，而是變成了當今皇帝一家一姓的產業，既然所有權化多為一，今後就不會再起爭端，不會再打仗了。這項功勞實在太偉大了，必須刻在石頭上，讓大家都曉得。

碑文裡邊，提到秦始皇的時候並不稱呼“始皇帝”，而是稱呼“皇帝”。若干年後，秦二世繼位，在碑文後面補刻了一段話，說以上那些文字所稱的皇帝是指始皇帝，而我作為繼任的皇帝，必須解釋幾句，辨明身份，免得時間久了大家把不同的皇帝搞混了。

可見秦始皇在給自己和子孫後代設計名號的時候，想法到底沒能周全。

當秦始皇結束了峰山之行，下一步竟然召集了魯地的70名儒生，醞釀一場大動作。秦國自從秦孝公以來，還從沒對儒家這麼重視過，秦始皇的這個姿態應該會使齊魯儒生們受寵若驚吧。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我們下一講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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