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史上我們都喜歡每個時代都有一位“包青天”，懲惡揚善，是非分明，主持正義。背後的原因，我們不是寄希望於制度，而是寄希望於“明君聖主”。尤其是當我們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後，最先想到的往往是“找人”，而不是按照制度找途徑。

這個原因是我們並沒有一個外在的，永恆的標準，而是所有的標準都“存乎一心”，完全依賴，相信自己的良知。這樣的好處，當然是靈活，避免因為一個標準而傷害人。但也因此變得人人都是標準，而沒有了標準。這時應該以誰的為準呢？就是找出一個德高望重的人來“主持公道”。所以你看，我們原來的社會治理，就是透過族長來治理的。但是這樣也難免有冤枉（族長也存有私心），便會想到有一個“包青天”存在（理想的存在），鐵面無私，不徇私情，而是秉公執法，主持正義。

這樣的心理，就決定我們的社會結構特別強調“道德”，強調良心。所以我們重視“成德教育”的禮，而不是重視“懲罰教育”的法。

相比較西方，有一個永恆絕對的外在標準，獨立存在，當然最高的存在是上帝。大家只要依據外在的標準行事就可以，但是如何違反了外在標準，不論你是不是故意，或者乾脆就是無心之過，也會遭受懲罰。

為了避免矯枉過正，法律上設定了“陪審團”，他們是超越外在標準之上，可以“法外開恩”的，也就是為了避免過於依賴外在標準而變得刻板，僵化。

所以，我們原本就是可以避免因為恪守一個外在標準，而造成對特殊情況的傷害，當然也就不需要陪審團來糾正。卻需要提高整體的道德水平，乃至必須有德高望重的人出現，來主持正義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