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領英國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的邱吉爾，不僅在政治生涯上有卓越表現，同時也是一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其實他還是一位醉心創作的業餘畫家，畢生作品超過544幅。

普林斯頓大學英國史專家大衛卡納丁（David Cannadine）最新著作丘吉爾：作為藝術家的政治家（Churchill： The Statesman as Artist），罕有地從藝術角度回顧邱吉爾一生。究竟邱吉爾的藝術生命，如何與政治生涯交織？

根據美國智庫成員卡羅琳·斯圖爾特的說法，後世對丘吉爾的研究通常忽略了他的藝術創作。譬如作家安德魯羅伯茨所寫的最新邱吉爾傳記，全書1，500頁，談及邱吉爾藝術創作，就只得寥寥3頁。

卡納丁新書恰恰補充這一塊，在分析邱吉爾的畫作之餘，還收錄他有關藝術的評論和演講，證明藝術是其傳奇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用藝術創作抵禦政治無常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加里波利戰役（Battle of Gallipoli）以失敗告終，身為第一海軍大臣的邱吉爾，於1915 年被迫請辭，政途跌入低谷，與妻子克萊門蒂娜·霍齊爾移居鄉下，終日閉門不出悶悶不樂。年近40 歲的他，自此開始轉向藝術尋求慰藉。

而他的繪畫基本功，源之於早年間的軍旅生涯，年輕時在殖民地駐紮，大部分時間都是自由活動，就在他巡防周邊地形時，同時也被大自然的風光吸引，於是背起畫板找塊合適的地方畫畫寫生就成了他一大樂趣。

邱吉爾曾經形容：“在制訂國家政策、陸上或海上戰略時，你都要面對一系列抉擇和複雜因素，要講求天賦和判斷力，與繪畫大型或嚴肅作品的過程相似。”

但不同的是畫布上的任何錯誤都可以重新塗改，但是在政治領域或戰場上的失敗卻是無法重頭再來。邱吉爾曾在1948 年寫道：“調色刀在畫布上輕輕一掃，便可‘拭去’早晨的血與淚，讓一切重新開始。”

在1920 年的早期自畫像中，邱吉爾的把自己隱沒於黑暗背景中，僅用一道強光打在側身，以光影勾勒出臉部輪廓。這種畫風也就在那個時間段持續，之後的邱吉爾捨棄了這種昏沉陰暗的風格，在訪問歐洲，埃及和摩洛哥期間，他的大部分風景畫都色彩鮮豔，與飽受戰爭蹂躪的世界和陰鬱的政治現實形成鮮明對比。

1921年，邱吉爾任職殖民地大臣，在埃及主持開羅會議（Cairo Conference）。雖然公事繁忙，但他依然不忘藝術創作，完成早期最傑出作品The Pyramids。風格上明顯受印象主義畫派影響，其中金字塔以梅色和橙色為主調，天空則是藍色和金色交織而起。

說到丘吉爾的畫作，一沒有商業運作做支撐，二沒有名家為其畫作背書，那麼丘吉爾能稱得上是畫家嗎？卡納丁在書中沒有做正面回答，但形容他為“優秀的業餘畫家”。

丘吉爾不用像職業畫家那樣，需要讓作品符合市場需求，靠出售畫作來讓自己過的很好，他畫畫更偏向初衷，擺脫世俗影響，因此他這項愛好也幫助他在日常工作外留有一片寧靜。

在對藝術的態度上推崇創作自由

在殘酷現實的政治氣氛下，邱吉爾在畫布中覓得一片避靜空間，他亦在公開演說和評論上，捍衛藝術的創作自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經常把民主事業和創意視為一體。

開戰前的1938年，邱吉爾在皇家藝術學院（Royal Academy of Arts）宴會上致辭：”在如此野蠻的物質年代裡，我們應當珍惜藝術。在另一個國家 — 當然不會公開其名字 — 藝術家會因為用太多綠色畫天空，或者太多藍色畫樹木，因而被押送到集中營。“

而丘吉爾所說的另一個國家指的就是當時的納粹德國，納粹上臺後把不被他們認同的藝術形式進行打壓和否定，甚至在1937年把全國各地美術館裡大批現代主義藝術作品集中於慕尼黑，舉辦了臭名昭著的黑畫展（the Degenerate art）。

邱吉爾推崇藝術創作的自由，視皇家藝術學院為國家自由象徵。1937 年的演講上，他讚揚學院對所有藝術家提供一個平等的舞臺，容許公平競爭，不管是誰的作品，都有機會透過評審公開展出。

學院在戰後復辦的暑期展覽中，邱吉爾以“David Winter”的筆名呈交數幅作品，在其中兩幅獲選展出後，他才公開真正身份，其作品於是首度在學院展出。

在隨後的公眾展覽中，大批倫敦市民為一睹首相畫功而大排長龍，人潮僅次於當時的達芬奇展覽。1958 年，他的好友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亦同時是一名業餘畫家。

在他的穿針引線下，邱吉爾作品轉到美國中西部展覽，隨後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多間美術館亦爭相策展，成為一時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