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Eric Weiner是一名前NPR的通訊記者和 The Geography of Genius： A Search for the World’s Most Creative Places， from Ancient Athens to Silicon Valley的作者。在這篇文章中，他將如今的矽谷和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相比，而兩個都是時代的創新中心。

世界各地的城市規劃者渴望複製矽谷的成功：參見泰晤士河谷（英國），矽綠洲（迪拜），僅舉兩個這樣的嘗試。不變的是，這些善意的努力失敗了，原因很簡單，他們正在試圖複製錯誤的模型。矽谷還是太新太當下了，很難從中得到什麼經驗。

要想推出全球下一個偉大創新中心，找一個更有歷史，更加卓越的天才叢集：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作為模板更合適。義大利城市國家爆發出偉大藝術和光輝思想的情況，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這一創新的溫床所能帶給我們的相關啟示以及其所含價值一如500年前。下面是其中的幾個：

天才需要眷顧

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是傳說中的星探，有選擇性的利用他們的財富表現得慷慨大方。特別是洛倫佐。美第奇，被稱為偉大的洛倫佐。一天當他在城市漫步時，一個不到14歲的男孩引起了他的注意。男孩正在雕刻牧神，這個羅馬神話中半人半羊的神。洛倫佐被男孩的才華和他「力求正確」的決心所震驚。他邀請年輕的石匠到他的住所，和他自己的孩子們一起生活、工作和學習。這是一次非比尋常的投資，但這回報是豐厚的。這男孩就是米開朗基羅。美第奇並沒有輕率花錢，但是當他們發現正在成長的天才時，他們計算風險，敞開錢包。如今，城市、組織和富有的個人需要採取類似的做法，贊助新的人才不是一種慈善行為，而是一種基於共同利益的挑剔投資。

關於導師

在如今的文化中，我們往往重視青年甚於經驗，對老式學習模式毫無耐心。雄心勃勃的青年企業家想要拆毀角落裡的辦公室，不向裡邊的人們學習。然而，文藝復興時期佛羅倫薩的革新者的經驗表明，這是一個錯誤。藝術和文學領域一些最偉大的名人們心甘情願地掏錢，在大師的身邊學習手藝。列奧納多·達芬奇花了整整十年——遠比當時的慣例長——在佛羅倫薩一個名叫Andrea del Verrocchio的人的畫室裡做學徒。Verrocchio是個很不錯的畫家，但更是一個優秀的商人。他肯定從這個「私生」的年輕藝術家身上看到了萌芽的才華，但是他仍然堅持讓列奧納多和別人一樣，從底層開始，掃地和清洗雞籠（這些蛋被用於製作油畫出現以前的蛋彩畫）。慢慢地，Verrocchio給他更大的責任，甚至允許他在自己的畫作上畫一部分。為什麼列奧納多一直做學徒做了那麼久？他可以輕易就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但是他很清楚他在這個塵土飛揚、嘈雜的工作室得到經驗的價值。現代的輔導方式，無論是公共的或是私人的，太多的時候只是口惠而實不至。他們必須和列奧納多時代一樣，需要師徒間有意義的長期的關係。

潛力勝過經驗

當教皇尤里烏斯二世正在決定由誰來畫西斯廷教堂的天花板時，米開朗基羅遠不在大家預期之列。多虧了美第奇家族的贊助，他在羅馬和佛羅倫薩已經成為了知名的雕塑家，但是他的繪畫經驗僅限於小作品——幾乎沒有壁畫經驗。但是教皇明確地相信，對於「不可能」的任務，天才和潛力比經驗更重要，而事實證明他是對的。想想這種心態和我們今天有多大的區別。我們通常只會聘請那些先前有過類似工作經驗的人或者公司來完成重要任務。更好的方式可能是向尤里烏斯二世學習，把困難的任務指派給那些看起來不是最合適，但是能夠成功（通常以更創新的方式）的人，因為他們已經在別的領域有出色表現。我們必須把賭注押在更多的，像米開朗基羅這樣的黑馬上。這是有風險的？是的，但是潛在收益是巨大的。

災難創造機遇

佛羅倫薩的例子告訴了我們哪怕是那種令人絕望的災難都有能力帶來驚喜般的收穫。文藝復興其實恰恰是從黑死病將這座城市的居民幾乎趕盡殺絕之後的幾十年開始綻放，而綻放的原因有一部分也來自於此。雖然瘟疫很恐怖，但它撼動了等級森嚴的社會秩序，而新產生的秩序使得溝通更流暢，也直接導致了藝術和智慧的革新。同樣的，雅典也在經歷波斯人的入侵之後變得興旺發達。一段時間的鉅變幾乎總是會伴隨著創新和革命的覺醒——這一點，應該植入在每一個創新者的心底。他們需要不斷的反問自己：「這能帶來什麼好處？在困難之中又會藏著哪些新的機遇？」細想底特律當年由於汽車工業的就業率降低而進行的城市脫離「汽車城」的改造嘗試，或是新奧爾良當年卡特琳娜颶風之後緩慢但穩定的重建過程，我們不難發現一些東西：試圖恢復當年光輝的——而且可能僅僅是黃粱一夢的——過去，是行不通的。相反，應該是以災難為契機，創造全新的東西。

擁抱競爭

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總是不缺乏競爭和爭執。萊昂納多和米開朗基羅這兩個時代的巨人，（在當時就是）無法容忍對方，不過這恐怕也就是促使他們在各自領域做出卓越貢獻的動力。同樣的效果也發生在洛倫佐·吉貝爾蒂和菲利波·布魯內萊斯基長達幾十年的不和之上。當布魯內萊斯基沒有贏得天堂之門（譯者注：佛羅倫薩聖若翰洗者洗禮堂的東門，即主入口）的建造許可時，他遠赴羅馬學習諸如萬神廟的古建築結構，歸來後將自己的所學應用並建造了這座城市的地標性建築——聖母百花聖殿。當時的佛羅倫薩人極為看重良性競爭的價值，我們也應該做到這一點，並且明白「贏家」和「輸家」都從（競爭）中學到了很多。

獲取並綜合不同的想法。當年的佛羅倫薩嚴格意義上並不是一個民主城市，但是這座城市的領導者明白定期使用年輕人才和採納新鮮想法的重要性。舉個例子，根據大教堂博物館的內部章程，大教堂的地標性圓頂監督管理委員會，每隔幾個月就會提出更換領導者，無論之前的團隊表現有多麼出色。他們知道滿足可以最快速和徹底地毀掉創新的思考和想法。佛羅倫薩人（尤其是美第奇家族）同時還會從不同文化和不同時期的角度尋找創新的靈感。他們四處派遣使者尋找當年古希臘和古羅馬人的手稿。當時的手稿並不便宜——一本書的價格相比於現在價值一輛車——也因此每一件得到的手稿都要被小心地審閱，它們的價值也會被詳細地估量。他們明白創新包含了綜合的想法。這些想法裡，有些是新的，有些則需要借用，而這並無過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