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是自由的嗎？存在主義哲學大師薩特的著作中無數次表明了他的觀點——人是絕對和無條件自由的。大抵因為他生活在二戰期間被德國佔領的法國，在被死亡威脅的每一天，是沒有任何自由而言的，在當時他尤其強調人的自由，或許他們也正在做出自由的選擇，是抵抗，還是投降，抑或還有其他的生存方式？“我們被單獨留下，沒有藉口，”薩特寫道，“這就是我所說的人註定是自由的意思。雖然是命定的，因為他沒有創造自己，但他仍然是自由的，從他被拋進這個世界那一刻起，他就要為他做的每件事負責。”“因此，你可以自由的去選擇……”薩特是悲觀的，是消極的，他認為人的生命不可避免是一場悲劇，也因此存在主義被認為是一種悲觀哲學，這或許和他生活的時代有關。

植物是自由的嗎？樹葉是自由的嗎？沒有人會真的認為植物是自由的，樹葉是自由的，世界上的萬物都不是絕對自由的，萬物是有規則的，何況是人類社會。相比起來，另一位早於薩特200多年的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就更理性的指出：“自由是做法律所許可的一切事情的權利；如果一個公民能夠做法律所禁止的事情，他就不再有自由了。因為其他的人也同樣會有這個權利。”每個人都生活在一個社會當中，每個社會都有它的規則，拋卻良法和惡法的區別（法產生於理性判斷和道德標準但立法者是人），社會人應當遵守法律，服從法律，個人的困境是他想要更多的自由，無論好的自由或是壞的自由，卻看不到自由對其他人的傷害或者即使看到也選擇矇蔽雙眼，但是當一個人選擇絕對的自由時，悲劇總會產生，這也是我不想否認薩特自由論的原因，因為在選擇的時候，人仍然是自由的選擇，但是他必然要承擔錯誤的自由的苦果。

再把歷史的時間軸往前推，曾經被認為是“雅典最聰明的人”的蘇格拉底也一度面臨過這樣的選擇，蘇格拉底太聰明瞭，太想去尋求各種真相了，也因此他成了雅典高層的心腹大患並將他投入監獄處以極刑，他的朋友克呂同勸他逃跑並幫他安排好了一切，卻被蘇格拉底拒絕了。柏拉圖在其著作《柏拉圖全集》第一卷《克呂同》中有這樣一段蘇格拉底的自述，謄抄如下。

——假定我們正準備逃離此地，或者無論我們採取了什麼行動，那麼雅典人的法律和國家回想我們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它們會說：“蘇格拉底，你想幹什麼？你想要採取的行動表明你想在你的能力範圍內摧毀我們，摧毀法律和整個國家，你能否認這一點嗎？如果公開宣佈了法律的判決沒有效力，可以由私人來加以取消和摧毀，那麼你能想象一個城邦會繼續存在而不被顛覆嗎？”我們該如何回答這個問題，克呂同，或者別的同類問題？……我們能說，對，我們打算摧毀法律，因為國家錯誤地對待我，你們在審判中對我的判決是錯誤的，這樣說對嗎？這是我們的回答嗎，或者我們的回答是什麼？……

那麼假定法律說：“蘇格拉底，這不正是你和我們之間的某種協議的條款嗎？無論國家對你作出何種判決，你都會執行或遵守，對嗎？……難道你竟會忘記……如果你不能說服你的國家，那麼你就必須服從它的命令，耐心地接受它加諸你的任何懲罰，無論是鞭撻還是監禁，對嗎？如果國家要你去參戰，你會負傷或戰死，但你也一定要服從命令，這樣做才是正確的，你一定不能後退、逃跑或放棄你的職責。無論是在戰場上或法庭上，或是在任何地方，你必須做你的城邦和國家命令你做的事，否則你就得按普通的正義去說服他們……”——對此我們該怎麼說？克呂同，法律說的話是對的還是錯的？

從哲學上看，自由和法律之間是兩難的選擇，尤其是歷史上存在著好人被迫害的事實，然而，這不能說法律是違反人的自由意志的，這取決於上層建築以及法律的不斷進步（或者更多的因素，這不是本文的重點），相反，完善的法律是保護個體的自由的，但並非保護某一個個體的自由，一個個體錯誤的自由會侵害到別的個體的自由，那麼對於這個社會整體而言就不是自由的，個體只能看到個體的自由，卻想不到或者不在乎其他個體因此而遭受的不自由，這也是由個體的理性、道德、良知等決定的，然而，一旦在不道德的條件下選擇了自由的選擇，那勢必終將是不自由的。

試想一下，如果蘇格拉底生活在現代，他的命運是否會改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