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時候大多數有頭有臉的人物堅持說他們的地位來自他們所擁有的知識和文化，這一點推進了唐代以及更早時期的世家大族的消失。這使得其他人相信他們能夠透過分享那種文化，靠文學寫作展示他們的成就；透過考察文學技能的考試來贏得公眾的承認和出仕的權利。回顧當時，顯然“世家大族”本身就是一個觀念——一個靠政治制度和社會的認可來維持的社會構成——而在唐代衰亡之前，這種觀念在社會上已經不太能夠付諸實現了。在九、十世紀，中央王朝的權力受到侵奪，這加速了那些支配著地方軍事和經濟的家族的崛起，使得“世家大族”通行無阻的勢力在首都之外進一步衰落。而當宋代統一南北之後，範圍更加擴大的科舉制和朝廷獎勵士學的其他方式，使那些富貴之人有理由去獲得與士族傳統聯絡在一起的文化成就，以此作為一個手段來維護他們在宋王國裡合法的政治權力。在這個轉型期，的確有社會流動，就像在動亂的時期經常出現的那樣。從十一世紀中期開始，政府的政策就試圖為地方豪強參與上層決策提供製度上的手段。然而這並沒有帶來一個“平民”掌握政治權力的社會。科舉制度是為“士”提供的。這包括那些來自非官僚家族的人，他們被同儕看作士。換句話說，士作為宋朝的國家精英，不是一個從法律上界定的群體，而是一個從社會角度界定的群體：士是那些被所有其他計程車說成是士的人。很顯然，在北宋末年，士人在判斷一個人是不是士的時候，並不過多地依據家族背景，而是依據他的教育狀況。

科舉制在北宋的擴大，鼓勵人們接受當文官所需的教育，以此得到權力，這種擴大並沒有導致“恩蔭特權”的廢除，這種特權允許官員為子孫謀取官位。隨著教育制度持續擴大，應考者不斷增加，官僚家族不斷創造一些制度來使他們的親屬更容易及第。儘管如此，被認可為一個“士”的重要意義，還是鼓勵越來越多的人接受科舉教育，參加科舉。千千萬萬的人接受科舉教育，這個人數代表了士的總數，我們可以接受這樣的事實，即士的總數遠遠超過了官員的總數。因此，即使我們承認官員擁有比別人更大的權力和特權，他們仍然是他們所屬計程車這個更大的社會群體中的一小部分。

研究表明經濟和文化高度發展的中國南方地區，是由“代代相傳” 的“地方精英”所支配。這些家族只是偶爾產生一些官員，但是由於人數不斷膨脹，他們得以維持其財產的能力一直在削弱。這些家族實際擁有多少土地，我們所知甚少，但是我們的確知道他們在擴大職業選擇和在商業尋找發展機會，並且自己確認為“士”這個群體的成員，而“士”這個概念傳統上是指受國家認可的精英。我們對他們在地方文化、社會和政治中扮演的角色瞭解得更多。他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接受了適應科舉的文學教育，即使當他們在觀念上反對這種教育時，也是如此。他們對地方學校投資，控制了入學的機會；帶頭修建和佈施地方的佛寺、道觀以及地方祭祀的廟宇。他們參與、有時則是領導著私人組建的自衛隊伍，在徵稅和組織勞役中扮演領導的角色，在饑荒的賑濟中做主要的貢獻，用法律來解決家族內部和家族之間的爭端。他們對家族組織的改革有各種各樣的建議，這些建議的目的是促進後代子孫延續家聲，提高社會道德，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開始根據家族的理想來修正性別角色。這不是一幅平民崛起的社會畫面，而是關於一個精英階層的描述，這個階層基於地方，組成這一階層的家族在想辦法使自己不至於在社會流動中中落，這種中落來自不能代代為官、以及祖業被分割的壓力。

在經濟史方面，傳統的意見認為，宋代的商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這個看法已被普遍接受，還很少有人提出挑戰。商業的發展與地方精英的存在息息相關，因為沒有更大的財富，就很難支撐地方精英家族持續不斷的發展。（Richard Von Glahn）認為，私人市場是經濟增長最終的動力。在宋代對外貿易已經能夠幫助推動一個地區的經濟。

宋代留給後代的是這樣一種政治制度，隨著人口的增長，政府在社會中的角色變小了，與唐代政府在土地、勞動力和貿易等方面所擁有的權力相比，宋朝政府的權力變弱了。使這種情況成為可能的，是因為強大的“地方精英” 的存在，他們保持著與政治的文化聯絡。從長遠來看，中央政府不能取消地方精英所處的“中介立場”，他們處在從事生產的平民和地方上政府之間。在南宋，中央大臣鼓勵地方計程車人（即地方精英）作為地方社群的道德領袖。地方的精英家族所受的教育使他們參與地方政務變得合法化，他們篡奪了地方政府的特權，或填補了政府的空間。到十二世紀末，那些最熱心建立一個理想社會的人，不再確信單單靠政府能實現這個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