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7月6日，一枚炸彈在巴勒斯坦的主要港口海法爆炸，據推測，這枚炸彈是一個猶太恐怖分子安置的。39名阿拉伯人在爆炸中喪生。猶太人也有可能被阿拉伯人安置的炸彈所傷，受害者也有可能是易受雙方襲擊的英國士兵。總之，20世紀30年代末的巴勒斯坦，是個血腥的地方。

一切或許可以追溯到兩千年以前，但是最近的誘因卻是1917年《貝爾福宣言》的發表，英國政府表示支援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民族國家。猶太人理應建立一個民族國家——儘管許多人為此積極奔走、大聲疾呼，但他們並不打算在那裡定居——今天，這一點已經被大多數人所接受。

但是，如果這個民族國家要建立在已經有大量阿拉伯人長久居住的地方，就會引發無窮的爭議。國際聯盟委託英國處理這一事件，事實證明，這是一個棘手的任務，一份兩難的責任。阿拉伯人從他們視為家園的地方被趕走，為入侵者猶太人讓路，這讓他們心中充滿了憤恨；猶太人則認為英國人並不積極維護他們的利益，在涉及聖地耶路撒冷的問題上表現得尤為遲疑。

當巴勒斯坦第一次爆發嚴重騷亂時，已經有15萬猶太人在那裡定居，其中大多數為新移民。阿拉伯人的數量大約是猶太人的6倍，而且大多數人都出生在那裡。隨著猶太人口的增加，特別是來自納粹德國的猶太人潮水般的擁入巴勒斯坦地區時，阿拉伯人感受到了巨大的威脅。

和平共處並非不可能，不過將變得越來越困難。大部分猶太人佔有慾更強、效率更高、經濟條件更好，他們獲得了大部分肥沃的土地，而且比以前的所有者利用效率更高。他們對阿拉伯人的利益漠不關心，往好裡說，這種態度是不明智的，往壞裡說，這種態度就是挑釁。

果不其然，阿拉伯人被激怒了。一家阿拉伯報紙宣稱，由英國控制的政府“故意讓猶太人擁入這個國家，侵佔阿拉伯人的土地，剝奪阿拉伯人的就業機會”。據說，非法移民不僅不會受到懲罰，還得到了熱情的鼓勵。

阿拉伯人進行了大罷工以示抗議，憤怒的民眾在雅法、納布盧斯、海法、耶路撒冷遊行示威，他們向警察投擲石塊，18名阿拉伯領導人被逮捕，他們被控故意煽動騷亂，只有在做出至少維持3年和平的承諾後才被釋放。雙方陣營中的溫和派沒有擺脫溫和派向來的命運，他們被指責為懦夫或叛徒。

“猶太人是如此聰明，阿拉伯人是如此愚蠢和幼稚，”一位年輕的英國官員評論道，“阿拉伯人似乎只適合進行體育運動。”阿拉伯人再一次在智謀、策略和經濟實力上敗下陣來。從英法兩國的角度來看，他們幫助猶太人建立的國家，不過是為那些逃離歐洲的猶太人提供一個避難所，在這個國家裡，除了猶太人，其餘人都是二等公民。

如果說有人要為這一程序負首要責任，那麼這個人一定是猶太復國主義運動領導人哈伊姆·魏茨曼。在魏茨曼看來，一個“基本的事實”是“如果猶太人不想滅亡，必須佔據巴勒斯坦”。魏茨曼出生在俄國，在德國和瑞士接受教育，在曼徹斯特擔任化學講師，從萌生政治意識的那一刻起，他就知道自己的精神家園必定是耶路撒冷。

他生活的全部重心就是將這一精神家園變為他的居住地和政治舞臺。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需要得到英國的支援或默許，1918年，當率領第一個猶太代表團參加巴勒斯坦復國主義委員會時，他就將其確立為自己的首要目標。

第一次來到耶路撒冷時，他非常不喜歡這座城市。“這是一座可惡的城市，到處空空如也，更別提什麼物質享受了。”他輕蔑地寫道。但這更堅定了他將其確立為猶太人首都的決心，並賦予了這座城市崇高的道義感，而不單純是物質享受。

他懇請英國外交大臣阿瑟·貝爾福幫助他建立一所希伯來大學，英國並不贊成設立任何專門為猶太人服務的機構，但也不願意過於干涉此事。猶太人自有他們的辦法，當英國人試圖建立一所英國模式的精英公立學校時，也遭遇了類似的挫折。

入讀這所學校的巴勒斯坦地區的青年精英，不管是阿拉伯人還是猶太人，都先學習阿拉伯語和希伯來語，然後再學習英語。教育部門的主管寫道：“這是一個讓猶太人和阿拉伯人團結起來的機會。”不過機會稍縱即逝，一位猶太復國主義辦公室的高階官員稱，“猶太人的國家需要對猶太人進行專門的國民教育”。

每次都是猶太人想要鞏固猶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間的壁壘。雖然阿拉伯人對建立猶太人——阿拉伯人混合的學校和大學沒有什麼興趣，但他們至少不會阻止此類學校的建立，甚至不會阻止年輕的阿拉伯人入讀這類學校。

學校或大學裡出現的這種情況同樣適用於其他機構，最終適用於整片土地。阿拉伯人雖然不情願，但也接受了必須與猶太人共享家園的現實，並做好了與猶太人生活在一片土地上的準備。雖然猶太人在是否公開支援種族清洗政策上表現得猶豫不決，但事實上卻接受了這一原則。

雖然他們知道不能使用強制手段，將所有的阿拉伯人驅逐出巴勒斯坦地區——除此之外，他們還需要阿拉伯人從事農業勞動——但是他們在朝著這個目標努力。猶太人拒絕給予阿拉伯人平等的就業機會，買斷他們的土地，鼓勵猶太人移民。

實現巴勒斯坦分治——將巴勒斯坦地區劃分為猶太人定居點和阿拉伯人定居點——是英國政府一度青睞的解決方案，阿拉伯人拒絕這一方案，因為這不可避免地迫使許多人離開自己生活了許多年，甚至幾個世紀的家園。猶太人則表現得相當積極，至少這一方案維護了猶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區建國的基本原則，至於邊界，很難說不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向有利於以色列的方向發展。

後來英國人放棄了這個方案，因為它太複雜，成本太高，實施和管理起來難度太大。以色列的第一任總理大衛·本－古裡安後來宣稱，如果20世紀30年代分治方案實施，在巴勒斯坦地區建立猶太國家，在大屠殺中喪生的數百萬猶太人就能在自己的民族國家找到避難所。

這個說法本身是有問題的：即便猶太難民能夠突破千難萬險到達巴勒斯坦地區，那裡的猶太人定居點也沒有足夠的空間容納如此多的難民。不過這的確是個喪失的機會：誠然，分治導致的問題可能和它解決的問題一樣多，但是許多人或許不會死亡，許多痛苦和破壞也許能夠避免。

1939年3月，探討巴勒斯坦未來的倫敦會議召開，才最終正式放棄了分治方案。不過，大家普遍認為，這一方案在幾個月前甚至幾年前就已經失敗了。

從那時起，緊張的種族態勢演變成普遍的暴力衝突就只是個時間問題。阿拉伯人——或許他們更容易被欺騙利用——成為罪魁禍首，他們抱怨道，猶太人如潮水般的擁入這一地區，雖然有一些是合法的，但更多的是非法移民，卻得到了當局的默許。

早在1933年底，阿拉伯主管就呼籲進行一次大罷工，並在耶路撒冷、雅法和海法等城市舉行示威遊行。這些抗議活動很快被鎮壓下去，但阿拉伯人的恐懼卻日益增強。隨著法西斯主義在德國和義大利崛起，其日益高漲的反猶浪潮以及與英法兩國在中東地區日益激烈的利益衝突，都迫使猶太人大規模地逃離歐洲，阿拉伯人獲得了潛在的盟友，雖然這些盟友既沒有意向也沒有資源對該地區進行有力的干涉，卻樂於煽動反對當局的騷亂。

阿拉伯恐怖主義日益滋長，他們的主要目標是猶太人，但是也針對那些可能威脅到其主權的非阿拉伯人。這一態勢必然促使英國人和猶太人聯合起來。1933年和1934年，英國當局把阿拉伯人和猶太人都看作潛在的敵人，即便不是用充滿敵意的眼光，也是用質疑的眼光看待他們。

到了1938年，儘管他們仍試圖儘量在兩方間保持平衡，但已經將阿拉伯人視為主要的威脅，而將猶太人視作一股中立的力量，甚至是潛在的盟友。儘管巴勒斯坦警察機關——本身就近似於一個準軍事組織——的大部分官員都是英國人，但絕大多數普通警察都是阿拉伯人。

英國當局新招募了幾千名猶太人進入警察隊伍，他們名義上是英國人的下屬，實際上，大多數人都效忠於巴勒斯坦猶太代辦處，這一機構設立於1929年，英國當局承認其是猶太人參加民族家園建設的正式代辦機構。

“你們必須服從政府的所有命令，”未來的以色列總理摩西·夏立特告訴他們，“但是你們還有另一個道德使命……不僅要接受政府的領導，還要服從猶太人領導層的命令。”如果英國當局和猶太人領導層的意見產生分歧，他們自然要服從猶太人領導層的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