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已經提到了相關學科的理論發展對政治文化研究產生的影響，阿爾蒙德在《公民文化》一書及日後的《再敘公民文化》一書中，都反覆強調了政治文化理論同前人思想之間的承續關係。直接為當時的比較政治學家所用，成為政治文化理論的組成部分的有：韋伯一帕森斯的社會學理論、文化人類學以及心理分析理論。

（一）韋伯一帕森斯的社會學理論

馬克斯•韋伯是歐洲社會學界的巨匠，在他辭世之後不久，對他的研究與闡釋便已開始。當時，德國的一些學者就韋伯所提出的理性化”概念和責任倫理”等已有初步探討，法蘭克福學派在這些問題上更有進一步的引伸，但是，由於希特勒在德國上臺之後所執行的文化政策窒息了學術的活力，從而，韋伯思想在德國本土的影響並不顯著，相反，他的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國外卻受到了許多學者的重視。帕森斯所闡釋的韋伯思想在英美等國產生了深廣的影響。

帕森斯生於1902年，他曾就讀於阿姆斯特學院，後前往倫敦經濟學院，跟隨霍布豪期（L。 T。 Hoblhouse）、託尼（R。 H。 T aw ney）和馬林諾夫斯基（B。 Malinowski）學習。留英一載後，他前往德國海德堡大學（1925年），這時韋伯已經去世六年了，但，伯圈“的影響仍然殘存，帕森斯顯然從圍繞著韋伯的議題中獲得了格外的感受。不久，他就選擇了德國最近文獻中的《資本主義概念》作為博士論文題目。帕森斯在英美國家不僅僅是韋伯思想的積極傳播者和權威的闡釋者《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以及《經濟與社會》等韋伯的重要著作的主要英譯者即為帕森斯-同時，他的理論建構，如行動理論、結構功能主義理論，都或多或少地體現了韋伯思想的影響。

阿爾蒙德所繼承自韋伯一帕森斯社會學研究成果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韋伯的方法論創新型別”（ideal type）及帕森斯對它的發展。

所謂的理想型別“就是為了其研究而建立的概念整體。理想型別是以理論結構的形式表達的時代興趣，理想型別並非來源於經驗的現實，而是作為理論公式而建立起來的。因此，理想型別是一種烏托邦，或者說是一種烏托邦式的理性化。 建立這種烏托邦或多或少會誇大現實中的某些因素，而又會忽略另外一些因素，而研究者的任務則無外乎在每種情況中確定現實與理想型別”的差距，並找到其所以如此的理由。

帕森斯對韋伯的理想型別”進行了批判，認為理想型別的前提是任何科學概念都不可能窮盡現實的諸多面向，而只能是選擇的結果，從而使概念僅具有想象的性質。這種觀點是不能讓他感到滿意的。他希望能夠更進一步地澄清一般化分析概念與經驗資料之間的關係。

並加重變項元素在驗證過程中的重要性。 帕森斯由吸收並批判韋伯的理想型別”方法，走向他著名的AGIL分析模式。

阿爾蒙德在進行政治文化研究時，直接使用了帕森斯的方法論成果，帕森斯就社會行為的傾向性的劃分，成為他建構公民文化理論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