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錯了》是作家王開嶺寫一篇散文，讀來感觸頗深！今特意再發一次與網友們共享。

弘揚社會正義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人共同責任

100多年前的法蘭西。正義的一天——

1898年1月13日，著名作家左拉在《震旦報》上發表了致共和國總統的公開信，題為“我控訴”，將一宗為當局所諱的冤案公告天下，憤然以公民的名義指控“國家犯罪”，替一位素昧平生的小人物鳴不平……

此舉震撼了法蘭西，也驚動了整個歐洲。許多年後，史學家甚至視之為現代輿論和現代知識分子誕生的標誌。

事件發生於法蘭西第三共和國時期。1894年，35歲的陸軍上尉、猶太人德雷福斯被誣向德國人出賣情報，被軍事法庭判處終身監禁。一年後，與此案有關的間諜被擒，證明了德雷福斯的清白。然而，荒謬登場了。受自大心理和排猶意識的影響，軍方無意糾錯，理由是：國家尊嚴和軍隊榮譽高於一切，國家不能向一個“個人”低頭。這個堅持得到了民族主義情緒的響應。結果，間諜獲釋，而德雷福斯為了“國家利益”繼續當替罪羊。

面對如此不義，左拉怒不可遏，連續發表《告青年書》《告法國書》，披露軍方的彌天大謊，痛斥司法機關濫用權力，稱之為“最黑暗的國家犯罪”，稱法蘭西的共和榮譽與人權精神正經歷噩夢。尤其是《我控訴》一文，如重磅炸彈，令朝野震動，幾乎所有的法國報刊都捲入了爭論。左拉更被裹挾至旋渦中心：一面是有良知人士的聲援；一面是軍方、民族主義者的謾罵，甚至有暗殺恐嚇。

左拉沒有退縮，他堅信自己的立場：這絕非德雷福斯一己之遭遇，而是法蘭西公民的安全受到了國家權力的傷害；拯救一個普通人的命運，就是拯救法蘭西的未來，就是維護整個社會的道德榮譽和正義精神。

然而，令人悲憤的一幕又出現了：同年7月，軍方以“誣陷罪”起訴左拉，結果，左拉被判罪名成立，被迫流亡海外。

左拉遠去了，但這個英勇的“叛國者”形象，卻像一粒尖銳的沙子折磨著法國人的神經——這畢竟是有著反強權傳統、簽署過《人權宣言》的民族——終於，敏感的法蘭西被沙子硌疼了，漸漸從“國家至上”的恍惚中醒來：是啊，不正是“個人正義”守護著“國家正義”嗎？不正是“個體尊嚴”組成了“國家尊嚴”嗎？國家讓國人感到驕傲和安全的，不正是它對每個公民做出的承諾與保障嗎？假如連這一點都做不到，國家還有什麼權威與榮譽可言？

愈來愈多的民意開始倒戈，向曾反對的一方聚集。在輿論的壓力下，1906年7月，即左拉去世後第4年，法國最高法院重新宣判：德雷福斯無罪。

軍方敗訴。法院和政府承認了自己的過失。

在法蘭西曆史上，這是國家首次向一個“個人”低下了它高傲的頭顱。正像九泉之下的左拉預言的那樣：“法蘭西將因自己的榮譽被拯救而感激那個人——那個率先控訴母邦的人。”

德雷福斯案畫上了公正的句號。可以說，這是世界人權史上的一次重要戰役，在對“人”的理解和維護上，它樹起了一座豐碑。

權力會出錯，領袖會出錯，政府會出錯。躲閃抵賴本來就可恥，而將錯就錯、封殺質疑就更為人不齒，也丟盡了權力的顏面。有無懺悔和改錯的勇氣，最能檢驗一個團體、政府或民族的素養與氣量。

法治中國任重道遠

1992年10月31日，教皇約翰·保羅二世為17世紀被宗教裁判所迫害的伽利略正式平反。不久，他又致函教皇科學院，公開為達爾文摘掉了“異端”罪名。

1997年，美國總統克林頓正式為“二戰”士兵艾迪·卡特平反，並向其遺屬頒發了一枚遲到的勳章。艾迪是一位非洲裔美軍士兵，曾在反法西斯戰爭中立下戰功，卻被誤控有變節行為，被迫停止服役。1963年，艾迪抑鬱而終，年僅47歲。半個世紀後，美國政府終於良知覺醒，為自己的錯誤向亡魂道歉。

弘揚社會正氣

曾被炒得沸沸揚揚的《抓間諜者》禁書案，經過3年審理，1988年10月由英國最高法院做出終審判決：駁回政府起訴，這部被視為洩露國家機密的書，擁有自由印刷、發行和被報刊轉載的權利。

在當今世界，讓政府向個人認錯、讓大人物向小人物認錯、讓大國向小國認錯確屬不易。關鍵在於能否有一種良好的理性體制、一套健康的社會價值觀和文化心理——既要有周嚴的法律保障，又要有公正而強大的民心資源和輿論力量。要堅信：錯了的人只有在說“我錯了”時，才不會在精神和尊嚴上輸得精光。今天，在美國前總統尼克松的私人圖書館裡，最常聽到的便是他的錄音資料：“犯下錯誤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掩蓋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