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秋晃春揚

導語：在切·格瓦拉成為馬克思主義游擊隊指揮官之前，在他成為印在T恤上的革命偶像之前，甚至在他被稱為“切”(Che)之前，和一個朋友、一輛摩托車和一次史詩般的旅行，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和世界歷史。

1951年12月，23歲的阿根廷醫科學生切·格瓦拉跳上了朋友阿爾貝託·格拉納多那輛老式諾頓500cc摩托車，他們加速駕駛離開了阿根廷的科爾多瓦。格瓦拉寫道：“我們能看到的只有前方道路上的塵土和騎著的摩托車，它們在向北飛行的過程中‘吞噬’了數公里。”

儘管年齡相差6歲，格瓦拉和29歲的生化學家格拉納多還是交上了近10年的朋友。當他們踏上南美大陸的征程時，兩人都有著求知慾和冒險精神。

一個革命者的誕生

離開科爾多瓦後，這兩位朋友參觀了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和海濱城市米拉瑪，然後穿過貧瘠的潘帕斯草原，登上安第斯山脈。受慢性哮喘的困擾，格瓦拉的旅程開始得並不順利，因為他感染了流感，在收到女友的分手信後，他的心都碎了。

他們所乘坐的摩托車，綽號為“拉·波德羅薩二世”，意為“強大的車輛”。不幸的是，它並沒有名字聽起來那麼中用，一路上壞了很多次，最終在智利徹底報廢。正如格瓦拉所寫的那樣，現在的公路旅行者都是“沒有車輪的流浪漢”。他們透過搭順風車、步行、騎馬，甚至乘船北上，穿越沙漠和熱帶雨林。這對朋友曾睡在車庫、穀倉、警察局以及星空下。

他們參觀了一些標誌性的景點，如喀喀湖和馬丘比丘遺址，格瓦拉稱之為“美洲最強大的土著民族的純粹表達”。他們還參觀了一些遊客較少的地方，比如智利丘奎卡馬塔鎮的大銅礦，該銅礦由一家美國跨國公司運營。在那裡，格瓦拉目睹了礦工們遭受的剝削。

他寫道：“最讓人擔心的是，工人們的熱情開始破壞他們的健康，他們去尋找一些幾乎不能維持生計的微不足道的麵包屑。智利應該做的最大努力就是從背後甩掉這個讓人不舒服的北方佬朋友，不過至少從目前來看，這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在秘魯，這兩名阿根廷人看到土著人民被當作二等公民所忍受的悲慘貧窮。格瓦拉寫道：“這些看著我們走在小鎮街道上的人是一個失敗的種族。他們的眼神是屈服的，幾乎是恐懼的，對外界完全漠不關心。有些人給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們繼續生活只是因為這是一個他們無法擺脫的習慣。”

格拉納多和格瓦拉在亞馬遜河上航行後，在秘魯東部的一個麻風病人聚居地待了兩週。格瓦拉寫道：“它給這些窮人帶來的心理上的提升是不可估量的，他們把這些窮人當作正常的人，而不是他們已經習慣的‘動物’。”

這次旅行讓格瓦拉更加意識到一個共同的南美文明，並喚醒了他的泛美願景。“把美洲劃分為不穩定的國家完全是虛構的，我們構成了一個混血人種，從墨西哥到麥哲倫海峽都有明顯的人種學相似性，”他在為這個麻風病人殖民地舉辦的生日派對上說。“因此，為了擺脫狹隘的偏見，我提議為秘魯和團結的拉丁美洲乾杯。”

他們繼續旅行，乘坐木筏沿亞馬遜河航行，直到他們向湍急的水流和成群的蚊子投降，並在哥倫比亞萊蒂西亞避難9天。在那裡，他們訓練並加入了一支當地足球隊，未來的游擊隊長格瓦拉親自擔任守門員。

在乘飛機飛往波哥大後，他們乘坐公共汽車和卡車前往委內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在那裡他們分手了。格拉納多開始在當地一家麻風病診所工作，他的朋友飛往邁阿密，在美國呆了三週，八個月後回到阿根廷的家中。

格瓦拉加入古巴革命

從安第斯山脈到亞馬遜河這段8000英里的旅程讓這位年輕的醫科學生受到了社會不公、經濟不平等、資本主義剝削和政治壓迫的影響。“我已經不是從前的我了，”他在回信中寫道。“所有這些事情，對我的改變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

格瓦拉的政治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旅行的產物，第一次是在1951-52年，然後，更重要的是，他的第二次旅行去了瓜地馬拉，後來去了墨西哥。在某種程度上，這要歸功於他在拉丁美洲的貧困和不平等經歷，以及他對貧困和不平等原因的理解方式。

與此同時，他遇到了許多左翼政治人物和非左翼政治人物，一般來說，前者給他的印象要大於後者。最後，他認為美國是拉丁美洲面臨問題的主要因素，這使他與馬克思主義觀點一致。

格瓦拉從醫學院畢業後，1954年在墨西哥遇見了菲德爾·卡斯特羅，並加入古巴革命。然而，他從未忘記他與格拉納多的友誼。在游擊隊領導人的邀請下，格拉納多於1961年移居古巴，並與人共同創辦了一所醫學院。20世紀90年代初出版了一本關於切·格瓦拉和阿爾貝託·格拉納多跨大陸旅行的長篇雜誌，併成為2004年電影《摩托車日記》的基礎。

參考資料：

《摩托日記》、維基百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