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金陵”，人們大概都知道它是南京（唐代先後稱白下縣、江寧縣和上元縣）的古名和別名。但有的人也許不大清楚，它在唐代又曾是治地京口（今鎮江）的潤州和浙江西道（簡稱浙西）的別名，而且是唐代比“南徐”（治地也在京口的南徐州的簡稱）更為流行的潤州的別名。

“金陵”稱潤州盛行於中晚唐

唐代稱潤州為“金陵”的現象，從《全唐詩》《全唐文》所錄詩文看，最早當是見於初唐駱賓王所作《秋日送閻五還潤州並序》詩，詩序說：“閻五官言返維桑，修途指金陵之地。”序言把閻五所返之“維桑”（家鄉）即潤州稱為“金陵之地”，無論從表達內容還是從表現方式看，都符合稱潤州為“金陵”的現象。

由此可見，這一現象是肇始於初唐時期。不過，由於在初唐其他人作品中尚未發現別的例證，而且在盛唐前期作者的作品中也未發現有關例證，看來稱潤州為“金陵”在當時並不流行。進入中唐以後，這一現象才逐漸流行起來。下面略舉數例，以見一斑。

劉長卿大曆六年（771）作《發越州赴潤州使院……》說：“江南江北春草，獨向金陵去時。”所說之“金陵”是指潤州。

白居易元和二年（807）作《與金陵立功將士等敕書》稱“浙西”為“金陵”。

李紳至潤州作有《將到金陵登北固亭》，“北固亭”在潤州。詩題“金陵”指潤州。

趙璘《因話錄》卷二：“君（李約）初至金陵，於府主庶人錡坐，屢贊招隱寺標緻。”招隱寺在潤州，“錡”指貞元十五年（794）至元和二年（807）為浙西節度使、潤州刺史的李錡。“金陵”指潤州。

張祜《題金陵渡》：“潮落夜江斜月裡，兩三星火是瓜洲。”“瓜洲”在潤州對岸，則“金陵”指潤州，“金陵渡”猶言潤州渡。

周賀《送郭秀才歸金陵》：“南徐舊業幾時到。”“南徐”指潤州，則“金陵”也是指潤州。

李濬《慧山寺家山記》：“金陵之屬郡毗陵南無錫縣，……濬家山也。貞元、元和中，先丞相太尉文肅公（指李紳），……家寓是縣。”文中“毗陵”指常州，無錫屬常州。常州屬浙西，不屬潤州。此處“金陵”指浙西。

《舊唐書·杜審權傳》載杜審權自潤州刺史拜尚書左僕射制書說：“頃罷機務，鎮於金陵。”所說指鹹通四年（863）杜審權罷相為潤州刺史，則制書“金陵”指潤州。

以上數例表明，在中晚唐時期，以“金陵”稱潤州以至浙西，不但多見於詩歌，而且也見之於筆記、小說，甚至朝廷制詔，可見其流行之長久而廣泛。至於此“金陵”所指，就具體地點而言，雖是大多指潤州之京口，但它又不是單純指京口，而是強調京口為潤州、浙西的治地，以京口指代潤州和浙西。

由此看來，前人說“唐人指京口亦曰金陵”（詳下），把“金陵”所指侷限於京口，只是說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並不全面。

唐代為何流行稱潤州為“金陵”

對於唐代稱潤州為“金陵”的現象和原因，宋代王楙《野客叢書》卷二十“北固甘羅”中認為：“當時京口亦金陵之地，不特杜牧之為言，唐人江寧詩往往多言京口事可驗也。……蓋時人稱京口亦曰金陵。”明代林魁《金陵辨》也說：“唐人指京口亦曰金陵。……蓋當時江寧、句容俱隸潤州故也。”這裡雖指出了唐代流行稱潤州為“金陵”的現象及原因，但有些說法卻有待補充和完善。

其一，從歷史地理的沿革說，據《宋書·地理志》《元和郡縣圖志》兩《唐書·地理志》《嘉定鎮江志》等的記載，唐代上元縣，本是楚金陵地，三國時為東吳都城，東晉南朝時它是首都建康所在，又是丹陽郡的治地，隋朝時為蔣州治地，而當時潤州的前身南徐州被廢為延陵鎮（治京口），屬蔣州。不久，置潤州（治地京口）。入唐以後，上元縣屬潤州。這些情況表明，潤州現實中雖轄有“金陵”之地舊治所在的上元縣，但在歷史上又曾屬於治地在“金陵”的蔣州（唐稱上元縣）。基於這兩方面的情況，個人認為，對於唐代稱潤州為“金陵”，既要看到潤州現實中轄有“金陵”之地所在的上元縣，也不能忽視潤州歷史上又曾屬於“金陵”之地所在的蔣州。因此，王、林二人所說，也有可補充之處。再說，他們說唐人稱京口亦曰“金陵”，事實上，如前所說，那是強調京口為潤州的治地，京口本身其實與江寧等還是有區別的。

其二，從唐代文化思想實際說，中國古人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存在著“好古”“崇古”的思想，往往會以古視今或以古況今，在人名、地名等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唐玄宗天寶元年（742）改天下諸州為郡，就採用了不少州郡的古名或與州郡有關的古名。再如，唐人喜歡稱上元（江寧）縣為“金陵”（李白有《登金陵鳳凰臺》等），也是與唐代的這種文化思想的影響有關。之所以如此說，是因為這種情況從修辭的角度說屬於“借代”，也是“用典”。“金陵”是楚國的城邑，而且曾是東吳、東晉、宋齊梁陳的首都，其歷史之悠久，文化底蘊之豐富深厚自然是潤州所不及；因此唐人依據潤州與“金陵”歷史和現實中的聯絡，稱之為“金陵”，從而賦予潤州以更為豐富深厚的人文底蘊和更高的地位，突出彰顯和讚美潤州的意蘊，並且在涉及與潤州有關人物時，也更多稱美之意，而且顯得典雅莊重。例如，白居易《與金陵立功將士等敕書》稱浙西和潤州為“金陵”，既含有讚美浙西和潤州之意，也含有讚美浙西和潤州將士之意。

說到這裡，論者也許會問：既然唐人有“崇古”傾向，而“金陵”的得名時間早於“丹陽”（“丹陽郡”），歷史地位高於“丹陽”，文化底蘊也豐厚於“丹陽”，那麼為什麼唐代改州稱郡時不稱潤州為“金陵郡”卻稱之為“丹陽郡”？筆者以為，原因當是由於“金陵”是城邑名，不是古郡名，而“丹陽郡”本是“漢郡名”（《舊唐書·地理志·潤州》），當然適宜於用為郡名。

弄清“金陵”所指，應當受到重視

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唐人稱潤州為“金陵”，在具體的語言環境下，人們一般不會產生誤解，但在脫離或忽視了具體的語言環境後，卻難免會引起誤解和誤說，從而影響到對相關作品有關內容的理解，以及對相關人物事蹟及歸屬的瞭解，影響到對相關歷史文化的瞭解和傳承。所以，弄清“金陵”所指，看似小事，無關宏旨，事實上卻是“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應當受到我們的重視。這裡舉兩個例子。

其一，唐代杜牧《杜秋娘》詩序說：“杜秋者，金陵女也。”詩的開始說：“京江水清清，生女白如脂。”詩中“京江”是指流經京口的長江，可見杜秋娘是潤州人。而且，唐末羅隱《金陵思古》說：“杜秋在時花解語，……—片征帆過海門。”“海門”在潤州，也可見杜牧所說“金陵”是指潤州。但《太平廣記》所錄《李錡婢》卻說：“杜名秋，亦建康（今南京）人也。”顯然是誤把“金陵”當成“建康”即江寧。由此可見，對“金陵”的誤解影響到對杜秋娘籍貫以至事蹟的正確瞭解。

其二，從前文所引李濬“家山記”可知，李紳是無錫人。但《舊唐書》“李紳傳”卻說他是“潤州無錫人”，又說他“東歸金陵”；《新唐書》則說他“客潤州”“客金陵”。顯然，兩《唐書》撰者誤認“金陵”為潤州，而說李紳為“潤州無錫人”，卻不知此處“金陵”是指浙西。

這種由於“異名”而引起的誤解和誤說，不但古人有，今人也在所難免。例如，唐代劉長卿《寄別朱拾遺》說“行人一騎發金陵”，《唐才子傳校箋》就認為“金陵”是“今南京”（唐代稱江寧）。其實，從唐代實際看，“朱拾遺”（名放）是住在越州（今浙江紹興），“行人”即朝廷傳遞“詔書”的使者，由長安往越州，中間要由揚州渡江至潤州，而不會繞道到江寧，所以此處“金陵”實是指潤州。諸如此類，都說明，弄清“金陵”所指，應當受到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