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形上學的充分建立

近古時期的中國哲學儘管也包含著豐富的多樣性，但顯然以宋明理學為主要內容。

相對於先秦儒學或者宋明以前的整個儒學傳統，宋明新儒學之所以為“新”，就其內容來說，首先是儒家道德形上學的充分展開與建立。無論在朱子學還是陽明學這兩大不同的典範中，這一點都得到了共同的表現。

朱子

王陽明

二、從中國本土到東亞的擴充套件

在宋代以前，儒學幾乎完全是屬於中國本土的一套思想與實踐。如果說秦漢以前儒學還只是整個中國眾多思想系統之中的“一家之言”的話，那麼，儒學從春秋到漢代尤其漢武帝時代，就是一個從魯國的地方性知識發展成為整個中國主流意識形態的過程。漢武帝之後到宋明新儒學產生之前，儒學無論如何與中國傳統思想內部的其他思想形態如佛道等此消彼長，其意識形態的主導性地位都未喪失。同時，在宋明新儒學之前，儒學只是作為支配中國人行為的價值與觀念系統，並未對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們產生根本性的影響。

但是，和以往的儒學不同，到了宋明時代，儒學不再只是中國人的意識形態，而擴充套件成為整個東亞意識的主導性組成部分。無論在朝鮮半島、日本乃至越南等地，都逐漸形成了具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儒學傳統。比如，在日本，就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日本朱子學和日本陽明學。在朝鮮半島，陽明學雖然一直受到壓制，甚至在中國的陽明學正式傳入朝鮮半島之前就已經受到朝鮮半島正統朱子學者的負面評價，但也以家學的形式暗中流傳。至於朱子學，則長期成為朝鮮半島的國家意識形態，也出現了諸如李退溪等人那樣具有相當理論創造性的朱子學者。因此，從儒學的發展的地域擴張來看，如果說從先秦到兩漢是所謂古典儒學時期的話，相對於這一時期儒學從魯國的地方知識發展成為整個中國的意識形態，宋明新儒學的一個特點就是從中國擴充套件到了整個東亞，構成整個東亞士人意識的重要內容。這一點，可以說是宋明新儒學的第二個“新”之所在。

朝鮮王朝

三、儒家經典詮釋新典範的形成

宋明新儒學之所以為“新”，還有另外一個重要方面，那就是儒家經典詮釋新典範的形成。

在一定意義上，儒家傳統的形成和發展是一個經典詮釋的過程。孔子時已自稱“述而不作”。戰國以後尤其漢代儒學確定其國家意識形態地位之後，儒學的發展就主要是透過對既有的儒家經典進行不斷詮釋來實現的。宋明理學以前，儒家的經典詮釋主要是圍繞“五經”進行的。舉考試也是以“五經”為內容。但是，由於朱熹將《中庸》和《大學》從《禮，記》中選出作為單獨的兩篇文獻與《論語》、《孟子》共同組成“四書”，並且大力提高“四書”的地位，有所謂“四書，五經之階梯也”之說。元代以後，“四書”的地位即超過了“五經”，科舉考試的內容也從“五經”轉向“四書”。朱熹的《四書集註》，更是成為科舉考試的標準。

除了從“五經”到“四書”這種儒家經典內容的變化之外，相對以往尤其漢代以來長期形成的解經傳統，儒家經典詮釋的方法在宋明時期也發生了重要的變化。宋明以前，儒家經典詮釋的方法是漢代即確立的一套以訓詁、考證為主的方法，所謂“漢學”。宋明儒者詮釋儒家經典則整體上不再以文字訓詁和名物度數的考證為重，而是意在闡發經典中所蘊涵的微言大義，即其中的“義理”。相對於“漢學”的所謂“宋學”，正是指宋明理學的儒家經典詮釋的方法。也正是相對於以往“漢學”的經典詮釋典範，“宋學”構成儒家經典詮釋史上的一個新的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