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1788年、1801年和1804年，喬治三世身患重病。尤其是1801和1804年的兩次使他衰弱、衰老、失明。至1811年，他的病情仍不能好轉，議會宣佈他的兒子——嬌縱失正、揮霍無度、放蕩不羈的威爾士親王為攝政王子，也就是後來的喬治四世。而喬治三世在1820年死後。喬治四世即位，他統治英國直至1830年去世為止。

從1801年到1830年，喬治三世的疾病纏身和喬治四世的道德喪失嚴重削弱了王室的特權。

和喬治三世同一時代的人認為，國王所患疾病是一種精神病。在20世紀60年代，醫生認為這不是精神病，而是卟啉病（ porphyria）。當身體產生過多的名為卟啉的色素時，人的尿液有時會呈現藍色，四肢軟弱，面板對強光敏感，患者會嗓音嘶啞、嘔吐、腹瀉。嚴重時，可以導致精神錯亂、產生幻覺。喬治三世的醫生記錄的病狀中，有很多上述現象，包括排洩藍尿。歷史學家也發現了喬治三世的先人患有卟啉病（一種遺傳性疾病）的證據。

特別是在1806年皮特去世之後，喬治三世的疾病使他不能密切監督1806年至1815年間統治英國的內閣的組建及其運作。他的兒子，也很少關心政事。誠然，他吹噓說，內閣大臣不過是他的僕人。1812年，他在組建利物浦勳爵（ Lord Liverpool） 政府時發揮了作用，然而，除了在一些較為戲劇性的問題上（例如天主教的解放）之外，他很少發揮效力。1812年，在與輝格黨的協商中，他非常無能，又無手腕，結果不得不依靠精明強幹的利物浦勳爵——之後利物浦勳爵組建了為時16年的託利黨政府。喬治四世的嗜好是享樂，而非權力。他寧願在英國南部海濱奢華的布萊頓離宮（ Brighton Pavil-ion）過著奢侈逸樂的生活，而不願在威斯敏斯特過勤勉的日子。他一生的醜聞是眾所周知的。他的第一次婚姻是秘密的，娶的是一位平民、寡婦、天主教徒。第一次婚姻終止後，他的第二次婚姻是和布倫瑞克女王卡羅琳（Queen Caroline of Brunswick）結婚。結果以關係破裂和公開爭吵而告終。

這些破裂的婚姻，連同他情婦眾多、嗜好賭博、放縱的宴會、龐大的債務以及極端的託利黨主義一起， 使君主政體比以前更加不受歡迎。

此外，更多的非個人力量也導致了君主政體的衰落：由強大的首相直接領導的內閣政府的發展演變；政黨的發展；公眾輿論發展成為一種政治力量。

在這三種力量中，內閣和首相職位出現的年限可能是最難確定的。內閣在沃波爾時代就已存在，但這些未能明確規定的團體，幾乎沒有集體負責的意識，沃波爾自已告訴下院說，他不是首相。至1815年，內閣在閣員組成、辦事程式、集體負責意識上，已發展得更為明確。在諾斯勳爵做了12年首相、皮特做了19年首相之後，這一職位的權力變得更強大了。此時，內閣對政府官員的控制更加穩固，內閣的政策更加明晰，在操縱議會上更加堅定，對國王的態度也更加大膽、無畏了。從1805年納爾遜勳爵（Lord Nelson） 在特拉法加（Trafalgar）取得海軍大捷，到1813年威靈頓（ Wellington）在西班牙的勝利以及1815年在滑鐵盧（ Waterloo）擊敗拿破崙，內閣的自信心增強了，因為它發現自已是戰爭取勝的策劃者。不是年邁的喬治三世，也不是放蕩風流的喬治四世，而是內閣大臣在制定戰略、締結聯盟、頒發樞密詔令、使艦船服役、籌備軍需、擬定預算。

至1815年，內閣大臣掌管處理大部分日常事務,完全獨立於國王之外。

這些內閣大臣也是組織政府的人，他們逐漸根據political party的忠貞和political issue來組建政府。1812 年，喬治四世轉而求助於輝格黨，以除掉他父親手下的託利黨內閣大臣，但令他震驚的是，他發現輝格黨要求的不僅是職位，也要求保證他們自由推行自己的政策。於是，喬治四世轉向利物浦勳爵和託利黨，因為他和託利黨的政策更加一致。廣容內閣此刻更加困難，因為人們組織political party愈來愈不只是靠親戚關係、朋友關係、以及對職位的追求，也看對重大問題的關注情況。格倫維爾勳爵和格雷（Grey）勳爵領導下的輝格黨，逐漸在下院與諸如像律師塞繆爾。羅米利（Samuel Romilly）、 釀酒商塞繆爾·惠特佈雷德（ Sam-uel Whitbread）、改革家亨利·布魯厄姆（Henry Brougham） 之類的人聯合，他們全都是平民，幾乎沒有什麼貴族背景。他們到議會來是為了讓法律更加理性、增進教育、贏得宗教平等、改革corrupt的市政機關、以及消除浪費。羅米利、惠特佈雷德、布魯厄姆代表了在英國擴張的城鎮中的新興富豪，他們正在學習如何運用選舉制度促進他們事業的發展。

威廉·威爾伯福斯（ William Wilberforce） 是託利黨的福音派新教徒，他給人們指明瞭道路，就像約翰·威爾克斯（ John Wilkes） 和克里斯托弗·威維爾一樣。威爾伯福斯是廢除奴隸貿易的主要組織者和鼓動者。多年來，他致力於喚起輿論來反對不人道的、殘酷的奴隸貿易，這些非洲的男男女女被塞進潮溼的、過度擁擠的、發臭的貨艙中，很多人沒有生存下來，倖存者被賣為奴隸。1807年，議會最終向公眾輿論低頭，廢除了奴隸貿易。一種被喚起的輿論成為組織political party或政府的基礎，威爾伯福斯會為此感到震驚。他和他同時代的人希望良心問題——比如奴隸貿易問題——能超越political party的路線。利物浦勳爵用這種方式對待天主教解放問題，允許他的支持者和大臣們對這一問題自由投票。但是，較為重大的社會、經濟和宗教問題會成為政黨聯合的基礎，威爾伯福斯無意中參與到了這一事態變化之中。

1780年，下院中有180名冗官，到1820年，僅有70名。這種政府庇護的減少與大型私有團體的減少並行，重大問題日益決定著競選人或下院議員的黨派。那些擁護支援宗教自由、更加人道的法律、更加自由的言論、改革corrupt的市政機關、以及進一步限制王權的人們，與輝格黨結成了同盟；那些擁護支援國教特權、君主政體、經受考驗的舊法典、古老的市政機關、鎮壓激進主義的人們，與託利黨同列。

輝格黨中的許多人此刻正在閱讀邊沁的著作，就像閱讀洛克和布萊克斯通的著作一樣，輝格黨最終成為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自由黨。而託利黨拋棄了埃德蒙.柏克的主張，成為那個時代的保守黨。

1815年，這些意識形態的分歧還沒有成熟。輝格黨還是一個小黨派，是處於防禦地位的少數，有大約150名議員，在很多人的記憶中，輝格黨是雅各賓派的朋友。他們的領導人格雷伯爵，早已不再提議會Reform movement。法國革命和拿破崙的戰爭依然新鮮、清晰。這些令人們想起伯克的警告：篡改過去執行得還算不錯的制度，勢必會有危險。統治階級也害怕工業城鎮的發展會帶來不滿的民眾、高傲的工業巨頭、非國教徒的教堂、以及激進的新聞輿論。在這些年中，一種深刻的保守主義思想吞噬了Ruling class。舉杯慶祝國王和聖壇的聲音響遍全國，在巡回法庭上、在城市酒會上、在教堂庭院中、在倫敦的俱樂部裡，這種聲音處處可見。甚至有人祝賀那荒淫無度的攝政王子。

在這樣一個保守氣氛濃厚的時代，沒有人敢說國王不應享有任命和罷免大臣的特權。但是，更深刻的現實問題是其他方面的事情。對法國恐懼的記憶逐漸消失，對改革的要求增加了，在議會中political party的劃分更加急劇，反映了一個廣泛的、更加多樣的選民團體的劃分。

喬治三世極力維護他選任大臣的權力：這種權力讓國王不會淪落成傀儡。但是，當他於1820年去世時，這種特權也迅速消失了。他自已的疾病、他兒子的懶情與不受歡迎、強大內閣的出現、政見分明的political party的興起、有發言權的輿論的增長，這些因素結合在一起，很快使內閣大臣完全對議會負責成為必然。喬治三世是一個精力充沛、積極主動的國王，但是，即便他不辭辛苦地維護君主政體，也不能阻擋住在他漫長的、動盪的統治時期所釋放出來的各種力量。

喬治三世畫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