州縣德政

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二月宋哲宗趙煦即帝位，次年改元元祐。謝良佐進士及第後被放外任，從哲宗嗣位元豐八年到元符三年，前後共計十八年時間。前十年，謝良佐先為縣學正，後擢升為州學正再至縣丞，主管州縣教育教化。主要負責當地州縣學即學宮的設立和完善，學舍的修建，學田的置辦，文廟的管理祭祀等。而在學正任上，可謂是舉步維艱，雖經歷了諸多坎坷磨難，也都流芳州縣。

北宋初年的洛陽地區，是唐末安史之亂和五代十國的重災區，是兵禍迭加之地。在“安史之亂”中洛陽兩次失陷。先有安祿山稱帝，後有史思明之禍，中間又有回紇人的燒殺搶掠，使洛陽地區的人口驟減三分之二，當時洛陽已成廢都。到了宋初，民間十室九空。在封建社會，農業人口是發展經濟的第一生產力。人口稀少，就意味著財政困難。到了謝良佐為學正時，雖經恢復，但宋朝的常年對外用兵，捉襟見肘的州縣財政也很難拿出多少銀兩用於教育。

謝良佐立志德化鄉里，為往聖繼絕學的宏願，激勵著他經常遊走於州縣之間，廣泛動員社會力量參與。在地方長官和州縣士紳的支援下，從一州一縣做起，取得經驗，推而廣之，歷經十數年之努力，終將州縣官學、文廟煥然一新。使士子得以教化，民風得以淳正。正是在學正任上孜孜矻矻地努力，紹聖二年迎來一通詔書，升任澠池縣令。

澠池地處豫、陝、晉三省交界處，屬淺山丘陵地帶。古有崤函關隘和秦趙會盟地，為兵家之必爭。歷史上戰亂頻仍，匪患迭出，民間疾苦自不待言。

謝良佐初任澠池，則是滿目淒涼景象。任職四年，從整頓吏制，勸課農桑做起，輕徭薄賦，與民休息，涵養民力，澠池逐漸變得風清氣正，士民樂業。另一方面，推進縣學、書院、文廟管理，修葺雲門古寺，使民間信仰有所託寄。公幹之餘在書院、學宮為士子講學。積數年之功，澠池大治。離任之時，縣人十里相送。

哲宗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謝良佐轉任湖北德安府應城縣令。

應城縣古稱蒲騷，縣東南部大片沼澤，與雲夢澤相連；西北部為丘陵高崗，為古鄖國邊塞之地。由於受自然環境的限制，農耕文化欠發達，民間生活相對寒苦。

謝良佐治應城，先從整頓吏治入手，又立信治訟，勸課農桑，兼以德化以教。

整頓吏治以勤政為主。從縣府官員到衙役，各司其職，不敢懈怠。胡安國初見謝良佐，見庭中吏卒，如土木偶狀威武直立，使人肅然起敬。調解民事糾紛，以立信為主，力求簡而無訟。

《上蔡謝先生語錄》中，透過與學生曾恬對話，記述了謝良佐治吏和判訟的一個側面，展示了大道至簡的治政方略。

問：“如何處理政事？”謝先生說：“我做縣令，首先立誠信給大家看。開始事務繁雜，我的誠信規矩建立之後，現在事情就簡單有序了。凡事都與大家商議，選擇一個最佳方案。比如借貸，就先約定利息不能超過本金。既然息不過本，就按實際的月數、天數償還。又規定還款期限。超期不還就治罪。如果利息超過了本金就不再受理。凡是縣衙中受我節制的小吏，我向他們說明所辦公事的要求是什麼，而且不再改變。在規定的時間內事情沒有了結，就治他們的罪，絕不寬貸。所有這些都是表示我樹立誠信的規矩。”又問：“處理事情怎樣得其要領？”謝先生說：“拿一件事舉例。比如讓捕快把案人帶到，便讓人將原告、被告、證人帶上開說：誰是原告，誰是被告，誰是見證人，很快就可以清楚案件原委。”

“倉廩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淳化民風，從富民和教化入手。

在發展經濟上，應城西北部以水旱間作農業為主，鼓勵墾荒和山坡植樹種竹，東南部澤湖區除水田耕作外，鼓勵發展蒲草編織，蓮藕種植和漁業，加固堤防，確保河湖安瀾。透過輕搖薄賦，涵養民間財力。

待經濟穩定發展後，整修縣治，修葺倉廩。興辦教育，延納名師。先後興辦書院、學宮和孔廟，收公田歸學宮，保證教化有依，教化設施煥然一新。今日之應城市，學宮（孔廟）尤在，被列為文物保護單位。

謝良佐公餘授徒，“言論閎肆，善於啟發，”一時學風大興，學者蜂至。在北宋末年，應城上蔡書院，聲名鵲起，從這裡走出去一大批名人大儒：如晉江人曾恬，官至南宋大中正；胡安國，建寧崇安人，官至南宋中書舍人兼侍講，並開創了湖湘學派；胡宏，胡安國次子、南宋承務郎、理學大師，湖湘學派的開創者之一和主持者；胡憲，胡安國從子，官至南宋迪功郎，理學家、教育家，朱熹為其得意門生；鄭轂，建州建安人，重和元年進士，御史臺主簿，秘書郎；朱震，荊門人，北宋南宋著名大臣，理學家，漢上書院創辦者，荊門三賢之一；還有陳叔易，康淵等一大批重臣名人。胡安國父子在湘潭建碧泉書院，不僅為當時培養了大批名流重臣，也為之後的湖湘文化經久不衰積累了豐厚的基礎。又有晚期門生詹勉、謝襲、朱巽、毛有誠、符生等人。符姓門生，錄有謝良佐語錄九十七條，早佚，為後世不傳，實屬遺憾。

元朝應城令謝祖錦在《謝公祠記》中曾感慨道：

“上蔡謝先生昔治蒲騷（應城），其化民以德，期於無訟，簡而能慄，威而不猛。是能保我黎民亦有辭於永世！去之日，父老思之深，慕之篤，立祠祀之示不忘也。文公朱夫子記雲：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過邑，執弟子禮。其道隆德尊何如，非同時相知者乎。是邑乃先生過化之所，今民淳俗美，先生遺澤存焉”。

謝良佐任應城令上，可謂是將內聖外王之道發揮到了極致。

謝良佐元符三年末（公元1100年）調入京師後，當地人感恩戴德，在應城建謝公祠以示懷念。應城謝良佐祠堂是湖北、河南、浙江幾處謝先生祠中設立最早的。自宋元明清屢毀屢新，可見謝良佐在當地影響之深遠。應城上蔡書院與謝公祠為同時期，也是在全國幾處上蔡書院中設立最早、規模最大的。在湖北應城，人們視上蔡書院、謝公祠為神聖，充滿敬仰之情，是聖殿級的崇拜。

京師不遇

北宋元符三年歲末，謝良佐應城令上奉調回京。由於其屢仕州縣政績斐然，朝野上下有口皆碑，遂被吏部力薦回朝做官。事有不巧，對謝良佐德化文章頗為欣賞的宋哲宗已於當年二月病逝。因哲宗無子，朝廷立哲宗之弟神宗第十一子端王趙佶為帝。

趙佶自幼養尊處優，逐漸養成了輕佻浪蕩的性格。傳說趙佶為南唐後主李煜託生，雖不足信，但趙佶身上的確有李煜的影子。趙佶自幼酷愛筆墨丹青，騎馬射箭、蹴鞠，對奇花異石、飛禽走獸有著濃厚的興趣，尤其在書法繪畫方面有非凡的天賦。年長後又迷戀青城，尋花問柳，京城有名妓女無不與他有染。在位二十七年，自政和以後的十七年很少坐朝聽政。朱勝非《秀水閒居錄》載：

“上自政和以來為微行，每出乘肩輿，並無呵衛，前後數內臣導從，而民間指目為‘小轎子’。置行幸局，主供帳、飲膳等。局中遇出，即稱‘有排當’。次日不歸，即傳旨稱‘瘡瘍不坐朝’。閤門等處日有探侯，聞有排當，即知必出；聞不坐朝即知不歸，卒以為常。始猶外人未盡知，因蔡京草表雲：‘輕車小輦，七次臨幸’，邸報傳，四方盡知之矣。”

後宮粉黛三千，佳麗如雲，卻索然無味，便微服出宮嚐鮮，尋求別樣刺激，尤愛“飛將軍”李師師。自政和以後，徽宗經常乘坐小轎子，帶侍從數人，到李師師家過夜。專設行幸局服務其外出尋歡作樂，當日不上朝就說聖上有排當（宮中宴飲）；次日未歸，就傳旨聖上有瘡痍（染病）。對於這位“青樓天子”之穢行，大多數朝臣都心知肚明而不去說破，而耿直之臣曹輔則挺身而出，上疏規諫徽宗“應愛惜龍體，以免貽笑後人”，徽宗閱罷勃然大怒，立命宰相王酺等人，以誣衊天子罪發配郴州。

在用人上又專寵蔡京、童貫、王酺、高俅等奸邪之人。當有人對徽宗寵幸善蹴鞠的高俅提出質疑時，徽宗居然說“你們有他哪樣的腳嗎”？其歪理邪說讓人無語。

似這般昏聵之君，大好河山交與其手，北宋不亡都難。

靖康之變，徽宗在被虜北行途中，驀然見杏花開，悲從中來，賦《宴山亭》：

北行見杏花，裁剪冰綃，輕疊數重，淡著胭脂勻注。新樣靚妝，豔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愁苦。問院落淒涼，幾番春暮？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其相思極苦，哀情哽咽，令人不忍卒讀，被王國維稱作“血書”。箇中悽哀悲涼與南唐後主李煜又何其相似。當初立趙佶為帝時，有人諫道：“端王輕佻，不能君天下。”後人評價徽宗“諸事皆能，獨不能為君爾”。

瞭解過徽宗作為，就難怪謝良佐元符末回京多時則被冷落一旁了。後在吏部再三提醒下，徽宗召見了謝良佐。一個是豁達耿介，一身正氣；一個是聲色犬馬，又剛志得意滿，君臣相見，在廷對中自然是言不投機。一番彆扭的交流後，謝良佐認為“上意不誠”，就退而求其次，任書局朝奉郞，官階五品。朝奉郞就是個閒散官，謝良佐不習慣這種無所事事的散官生活，不久，便自求西京（洛陽）竹木場任管庫。次年（公元1101年）春，徽宗改年號為建中靖國。因前朝唐德宗李適（kuò）建中年間曾發生“涇原兵變”，德宗出逃。謝良佐與人閒聊說建中年號不祥，“恐亦不免一播遷。”遭人舉報後，徽宗大怒，謝良佐獲罪下獄，雖經多方營救不久出獄，終被廢為民。至靖康之變，徽欽二帝被金人擄去，受盡百般屈辱，死於五國城（今黑龍江處），還是被謝良佐不幸而言中，這是後話。

《聖經》上說：“上帝為你關上一扇門，定會為你開啟一扇窗。”以飛語坐罪而終結仕途，這是謝良佐人生道路上的大挫折，也是人生的一個轉折點。在常人當是莫大的打擊，而對於聖賢遭一大厄，必增一份光芒。正如司馬遷《報任安書》所說：“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聖賢發憤之所為作也。”作為精通經史早已看破世俗的謝良佐，只是人生的否泰轉換，心理上很快釋然，這就是賢者與凡俗的最大區別。卸下案牘勞形和朝乾夕惕的仕途紛擾，反覺一身輕鬆。身心稍事調整，便在縣城南關故宅開館授徒，全身心投入到著書立說和英才教育。這就是上蔡縣上蔡書院的最初雛形。

明嘉靖初總兵，官督漕運、《漕運通志》的作者楊宏《上蔡先生語錄後》：“以先生之道，假命得志於時，身秉國鈞，必能有所建樹，卓卓表現於世……後卒以讒去歸，意者德盛則招尤，學成則生忌歟？雖然，禍患之作，庸俗人處之，則抑鬱不能自解。至傑出之士，則淡乎相遭，漠乎相遇，豈毫末增損於其間哉！”

康熙親賜“天下第一清官”、清朝雍正年間禮部尚書、“禮樂名臣”張伯行，晚年曾評價謝良佐：“沉頓下僚，歷落坎坷，則上蔡先生為甚。夫以先生之才之學，誠得一展所長，其英爽磊落之氣，足以修政立事……其所鐘者粹，所用者弘，故能成其學而得其統宗。乃遭際坎陷，不獲發舒與朝者，則天也。上蔡何憾焉！”

謝良佐晚年，心無旁騖地整理文稿和專注授徒，為人生的最後一站畫上了圓滿的句號，走完了人生中最愜意淡定的一程。（來源：上蔡釋出）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