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行的一帶一路戰略，為國家重點發展經濟的大戰略。歷史上的絲綢之路同樣也有，陸上絲綢之路和海上絲綢之路。

“陸上絲綢之路”起源於西漢漢武帝時期，派張騫出使西域開闢的以首都長安（今西安）為起點，“海上絲綢之路”形成於秦漢時期，是古代中國與外國交通貿易和文化交往的海上通道。歷史上的絲綢之路是東西方貿易、技術與文化交流的大動脈。在大航海時代前夜明朝人曾經進行了七次浩浩蕩蕩的下西洋貿易。相應的，他們沒有像過去的漢唐那樣去開拓西域，聯通中亞。那麼，這種古代王朝中的奇怪選擇，究竟是基於什麼因素的考量呢？

14世紀後期，明朝在東亞大陸的亂世中異軍突起。控制了東到遼東的渤海沿岸，西到嘉峪關之間的的大量領地後，明朝似乎即將成為下一個堪比漢唐的超級大帝國。不僅要對內進行復雜的管理，還要向西進入西域等地。這樣既可以控制北方草原的戰略側翼，也可以透過絲綢之路來與中亞進行密切交流。

但讓人沒有想到的是，明朝很快就選擇了一整套有別於前人模板的國際政策。一方面，草原與西域各國還必須都承認明朝是之前蒙元帝國的唯一天然繼承人。例如曾是元朝重要藩屬的察合臺汗國，就在這樣的框架下，成為了明朝朝貢貿易體系的一部分。而在制度設計方面，視農本經濟高於一切的明朝，也極力打壓國內原有的商人階級。諸多限制之下，這些人像前朝那樣搞跨境貿易的可能性被降到了最低。就是外來的商賈，也無法像元朝時期那樣，隨意進入帝國境內。很多人便將此視為路上絲綢之路衰退的起點和重要標誌。畢竟，在蒙元皇帝還在的時候，這樣的事情是難以想象的。

只是從當時的歷史來看，陸上絲綢之路儘管已經開始衰退，但依然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發揮著原有的作用。尤其是在朱元璋統治的後期到明成祖朱棣統治的前期，中亞崛起了同樣幅員廣闊的帖木兒帝國。後者為了發展中亞的城市經濟，也對行走各地的商隊多加照顧。在他死後，控制中亞半壁江山的沙哈魯汗，還遣使明朝。至於明朝方面，也在帖木兒時期就遣使中亞。一直朱棣死後的仁宣之治時，還有派使節回訪中亞的記錄。雙方的外交活動，一度非常頻繁，打得火熱。

再看鄭和的七次下西洋行動。雖然規模巨大，但時間跨度反而不如陸上絲綢之路來的持久。後來還因為入不敷出的問題，遭到朝臣抗議而停止。但為什麼明朝在某一個階段內，會對走海上路線如此痴迷呢？尤其是朱棣本人還力主疏通大運河，取消走海運向北京輸送量是的經濟做法。

實際上，在近代的大航海浪潮與地理大發現開始前，鄭和等人走的海路本身就屬於傳統絲綢之路的分支。可以說在漢唐時期，很多航線就已經存在。例如漢朝時的中亞商人，經常將玉門關以東的商品販運到阿富汗和北印度。隨後用船代替畜力，沿著印度河進入阿拉伯海，直抵波斯灣。

當時的海上貿易路線依然只是陸上絲綢之路的補充，但這些規模日漸擴大的海上貿易，依然無法脫離陸地運輸。大宗商品在抵達幾個主要港口前，都需要藉助絲綢之路來運送。而一旦陸上線路受阻，那麼港口也就無貨可收。加之古代的航海技術比較有限，直航距離與區域只是航海活動中的少數。大多數商船都需要貼著海岸前進，隨時增加補給品或進行頻繁的轉手生意。

這個趨勢在海運大有進步的隋唐到蒙元之間，仍舊沒有太大變化。後來居上的阿拉伯人，可以透過阿拉伯半島綿延至廣州、泉州與香料群島的沿海路線，販運貨物。但更多的商隊，還是會從敘利亞的大馬士革出發，經過中亞的伊斯法罕與撒馬爾罕，進入西域和中原。

明初在限制西北陸上貿易的同時，也透過海禁杜絕了大部分沿海貿易。但鄭和這代人，還是透過最後一批有過出海行商經驗的穆斯林幫助，重走了那些有2000年曆史的航線。傳統的中式帆船，也在這些阿拉伯海商後裔的幫助下，做了結構上的改進。以便加適應遠距離的長時間航行。只是因為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失誤，讓這種大規模航海最終停止。

明朝帝王的對外聯絡，有相當部分是為了確立自己的權威。尤其是遠有漢唐帝國這樣的跨區域力量，近有蒙元帝國這樣非常外向型的前任。新皇帝更需要在這些方面做出成績來，彰顯自己的能力，宣揚自己的天命。

被取消的下西洋航行，更多則是因為本身的經營不善。過量進口的大宗商品，在國內市場造成了價格暴跌。入不敷出的窘況被無限放大，引發的財政虧空讓領不到工資的官員們怨聲載道。鄭和的後繼無人雖然可惜，卻也是冥冥之中自有定數。那些留在馬六甲與巨港的基地，也就因毫無意義而被迅速拋棄。鄭和下西洋的失敗則更多是因為操作層面的因素。缺乏真正海洋經濟思維的決策者，將陸上朝貢的模式搬到海濱，難免造成不合時宜。結果，自然是當幾艘具備更高技術的西洋船隻開始在南洋航行，大明朝才終於發現，自己已經很難保住曾經的內湖。可悲可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