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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變法故事上|宋仁宗趙禎“慶曆新政”,一次夭折的變法

2022-01-19由 鈞州小哥說史 發表于 歷史

最近由王凱、江疏影主演的古裝電視劇《清平樂》熱播,故事景背景發生在我國北宋時期。在人們的印象裡,北宋是一個積貧積弱的國家。從陳橋兵變,趙匡胤黃袍加身到宋仁宗繼任大位,已經過去63年,這個時期“冗兵 、冗官、冗費”三冗問題尤為嚴重,雖說冗官現象,在中國古代歷朝歷代中屢見不鮮,但北宋冗官現象十分典型。

對於改革的呼聲不斷高漲,從慶曆三年(1043年)到元豐八年(1085年),經歷宋仁宗、宋英宗、宋神宗三位帝王,共40餘年的時間裡,一共發生了兩次大規模的改革,分別由范仲淹、王安石兩位改革家領導實行。

北宋變法故事上|宋仁宗趙禎“慶曆新政”,一次夭折的變法

《清平樂》曹皇后

范仲淹是王安石的前輩,他所領導的“慶曆新政”比“熙寧變法”早25年;“慶曆新政”於宋仁宗慶曆三年(1043年)以《十事疏》為標誌展開。“熙寧變法”於宋神宗熙寧元年(1068年)以王安石的“越次入對”為標誌展開,此時范仲淹已經去世16年。兩次變法均遭到保守勢力的嚴重打擊,

“慶曆新政”歷時僅僅1年零4個月,而“熙寧變法”前前後後總延續有17年

。有人說兩次改革都以失敗告終,但回味這兩次變法,期間也有許多令人深思的地方。

慶曆新政的導火索

北宋奉行文人治國的政策,設禁軍、廣設官職,以期強幹弱枝。由此造成冗官、冗兵、冗費的“三冗”問題,成為兩宋數百年都無法解決的死穴問題,也成為朝廷與士人階層的心頭大患,這也是後來陸續出現的諸多制度革新嘗試及伴隨革新的原因之一。

慶曆三年,官僚內部騷動,又遇對西夏的戰爭慘敗,面對朝中輿論壓力,仁宗決定把范仲淹從西夏前線調任參知政事,任命韓琦和富弼為樞密副使,開始推行“慶曆新政”。

北宋變法故事上|宋仁宗趙禎“慶曆新政”,一次夭折的變法

《清平樂》范仲淹

范仲淹是我國北宋時期一位著名的政治家、文學家、軍事家,他出將入相,主持變革,特別是他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思想影響了千千萬萬的人,併成為我國文化遺產的寶貴精神財富。

不得不說,宋仁宗確實是個合格的皇帝,在他決定變法之際,給予了範公足夠的支援,

親自建立了一個強大的輿論班子,史稱“四諫官”——歐陽修、餘靖、王素和蔡襄

。北宋的諫官相信大家都不陌生,這四人可謂是精英中的精英,個個口才都好生了得,四諫官做的第一件事便令人拍手稱讚,一聲喝令,老官僚呂夷簡、夏竦和王舉正都被撤職,為年輕派范仲淹、韓琦和富弻等鋪平改革大道。

北宋變法故事上|宋仁宗趙禎“慶曆新政”,一次夭折的變法

《清平樂》宋仁宗

慶曆新政火速出爐

在萬眾矚目下,范仲淹富弼和韓琦連夜起草改革方案,終於拿出了著名的新政綱領

《答手詔條陳十事》:明黜陟、抑僥倖、精貢舉、擇官長、均公田、厚農桑、修武廟、減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從這“十事”中可以看到,“慶曆新政”在改革思想上並沒有什麼新鮮內容,大多是一些應該做好而歷代封建朝廷都做不好的老生常談,其改革主張的中心點屬於“整頓吏治”和改革科舉,問題直指核心。

慶曆三年底,范仲淹選拔了一批精明強幹的政法幹部(按察使)到全國各路(相當於現代的省)去檢查官吏的為政情況;范仲淹自己坐鎮中央,每當按察使的報告送來,他就翻開各路官員的花名冊,把有問題的官員名字勾掉。在當時人看來,範仲俺這種做法在政治上都比較粗疏和魯莽,一向非常尊敬他的副手富弼,見范仲淹勾掉一個又一個官員名字,曾經忐忑不安地從旁勸阻:“您這一筆勾去容易,但您這一筆下去,就會讓他家人痛哭啊。”范仲淹用筆點著貪官汙吏的名字說家人哭總比一路人哭好!”如果我們以歷史的角度稍作分析,在人治的官僚體系中,有問題的官僚肯定佔大多數,那麼範公這樣草率直接的做法,顯然是有違常理。

北宋變法故事上|宋仁宗趙禎“慶曆新政”,一次夭折的變法

《清平樂》夏竦

貶黜鄧州,範公憂思作詩

身處這個體系中的范仲淹,必然失去自已為政的基礎,於是,幾乎是整個官僚系統都對“慶曆新政”恨之入骨,他們集結一起攻擊新政。據說,老奸巨滑的夏竦讓家中使女天天臨摹石介手跡,然後偽造石介致富弼書信,信中故意透露想廢掉宋仁宗,夏竦本人也四處散佈政治謠言說改革派心懷不軌、密謀另立新帝。

以仁宗的智力和從政經驗,他未必相信偽造的石介書信,但他真真切切地看到了來自整個官僚集團的反對力量,兩者相比,孰輕孰重?范仲淹等改革人士不過是滄海一粟罷了。

於是“慶曆新政”僅僅實行1年零4個月,宋仁宗便下詔全部廢除,此外還解除了范仲淹的參知政事職務,貶到河南斯鄧州;富弼和歐陽修等改革人士也被逐出朝廷。

後來,范仲淹懷著萬分委屈和失望的心情,在遊歷岳陽樓後寫下了膾炙人口的作品《岳陽樓記》。而遠在滁州的歐陽修依酒作伴,同樣寫出了千古名篇《醉翁亭記》。

北宋變法故事上|宋仁宗趙禎“慶曆新政”,一次夭折的變法

《清平樂》歐陽修

慶曆變法失敗後,社會矛盾並未緩和,冗兵資費更是加倍。宋廷財政空虛,就拼命搜刮百姓。嘉佑四年四月,刑部官僚上報說,由於民貧乏食,一年當中曾發生“劫盜”九百七十起之多。

在這種情況下,要求改革的呼聲此起彼伏,一場更大規模、更為深刻的改革運動已在醞釀之中,這就是王安石在熙寧二年領導的“熙寧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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