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浙江圖書館館藏的珍貴古籍中，宋刻本《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不僅因其宋版本身而價值連城，更因其作為清乾隆編修南北七閣《四庫全書》的底本而尤為珍貴，而這部古籍的流傳故事，也為其增添了傳奇色彩。考查這部《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的流傳史，亦可窺見乾隆徵書的運作方案，撥開歷史的迷霧。

浙江圖書館的善本古籍中有一部特別的書，即是《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四庫全書總目》著錄簡作《名臣碑傳琬琰集》。說這部書的特別，是此書為當年杭州孫氏壽松堂響應乾隆皇帝徵書的號召，透過浙江巡撫將書呈獻給四庫館，後來四庫館的南三閣、北四閣庫書均據此書抄錄一部編入。四庫館編修結束後，根據乾隆皇帝的徵書諾言，又將書千里迢迢，發還杭州孫家續事庋藏。到了民國二十二年（1933），孫家因種種原因將此書出讓給浙圖庋藏。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皇帝下諭表彰孫仰曾等人獻書，至民國二十二年（1933）孫家出讓此書給浙圖，時間過去了150餘年。

《名臣碑傳琬琰集》內頁

先對此書作些簡要說明，《四庫全書總目》卷五七史部傳記類著錄此書，下有來源注：“浙江省孫仰曾家藏本”。此書為南宋杜大珪所撰，杜是四川眉州人，進士出身。據序文，作於紹熙乙卯五年（1195），可斷為杜大珪是南宋光宗、寧宗時人。碑傳是指墳墓的神道碑、墓誌銘等的文字，往往可補正史之缺，歷來為史家所重視，如李燾撰《續資治通鑑長編》、李心傳作《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亦多采用碑傳文字，其因在此。此書一百七卷編為三集，上集二十七卷，中集五十五卷，下集為二十五卷。所收人物碑傳起自北宋初年的建隆、乾德時期，迄於南宋初的建炎、紹興年間。此書所收以神道碑及墓誌銘為多，中集除墓誌銘外還收錄行狀，下集則以傳記為多，採自文人別集。故書名稱為碑傳。還有琬琰二字，年輕人多不解。據字書簡釋，琬和琰都是圭，圭是一種玉製的禮器（上尖或圓，下則為方的長形禮器），合稱琬琰，有美好的意思。全書大意為北宋至南宋初的歷代名臣記在碑傳上的美好品行。

這部宋版書的價值在於和乾隆皇帝編修《四庫全書》有關，是南北七閣抄錄的底本。書的原本是杭州藏書家孫仰曾進呈的，抄錄完畢後乾隆皇帝將書發還孫家，後來又躲過了水火兵災，如今安然被保藏在浙江圖書館善本庫。我不知道別的地方還有沒有第二部這樣的書？尤其珍貴的是，這部書的首頁上面還保留了當時一方翰林院收到書的長方形鈐印，尤為少見。

《名臣碑傳琬琰集》首頁上保留著翰林院鈐印

乾隆三十七年（1772）正月初四，乾隆皇帝發出了一道廣徵天下遺書的上諭。當時，乾隆皇帝本人還沒有編纂《四庫全書》的設想，一些高階官員認為這是一次“例行公事”，因為中國歷史上自漢武帝以後歷代君王都有徵書之舉，表示皇帝尊重文化，所以這道上諭開始並未引起人們的重視，各地大員如總督巡撫等也未積極行動。十個月後，軍機處又發出了一道上諭，是大學士劉統勳奉皇帝之命起草、催促各地徵書的，批評各地行動遲緩，口氣比較嚴厲，並且指出，邊遠省份尚情有可原，“至如近畿之北五省及書肆最多之江浙地方，又復從前（何）藉口”？後來，蕭山籍安徽學政朱筠以及大學士劉統勳又上奏章，提議利用內府所藏《永樂大典》輯錄古書。這道奏章和乾隆皇帝漸趨明確的編書意圖是一致的。乾隆皇帝就在劉統勳的奏章上批示：“是。依議。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這就是《四庫全書》編纂的由來。

這樣一來，各地藏書家放心了，原來徵書是為了編《四庫全書》，徵書不是檢查書，搞文字獄，就積極行動起來。杭州的一些有名藏書家，檢出家中價值高的書，呈送給浙江巡撫三寶，請他轉送。過了兩年，徵書初步結束。乾隆三十九年（1774），皇帝十分高興下了一道上諭，表彰了全國獻書最多的人家。獻書在五六七百種以上有四家，即是“浙江之鮑士恭、範懋柱、汪啟淑、兩淮之馬裕四家”；獻書一百種以上的有“江蘇周厚堉、蔣曾瑩，浙江吳玉墀、孫仰曾、汪如瑮”等五家。

乾隆的上諭中說收到各地獻書四五千種，而杭州一地獻書則有鮑士恭知不足齋626種，汪啟淑開萬樓524種（一說600餘種），吳玉墀瓶花齋305種，孫仰曾壽松堂231種，汪如瑮振綺堂219種（一說300餘種）。以下限計，杭州獻書一千九百零五種，佔了全國獻書五千種的38。1%。可以說，杭州對《四庫全書》的編纂成書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相應地，這也為杭州帶來了極高的聲譽。此外，乾隆皇帝又加以物質獎勵：獻出五六百以上的賜以內府初印本一萬卷的《古今圖書整合》；獻書一百種以上的賜以內府初印本《佩文韻府》。乾隆皇帝的賜書，讓當時的杭州藏書家廣受矚目。

孫宗濂藏書印 壽松堂

這裡單說《四庫全書》底本《名臣碑傳琬琰集》的藏家孫仰曾和壽松堂。壽松堂的創始人是孫宗濂，舉人出身，喜藏書，家有喬松一棵，遂名藏書樓為壽松堂。孫宗濂壽不永，年四十三而亡。子仰曾為壽松堂繼承人。孫家藏書以多善本名聞鄉里，丁申《武林藏書錄》卷下稱他“胚胎家學，賡續緒餘，宋槧元雕，充牣幾架，鼎彝碑版，羅列文櫥”，使壽松堂藏書更富，所藏宋刊本《漢書》為當時僅見，其他的宋刊本如《乾道臨安志》《東京夢華錄》等亦聞名當世。

孫仰曾所藏宋刊《乾道臨安志》三卷雖為殘本（原書十五卷），但系海內孤本，價值甚高，《四庫全書總目》評曰：“今其書雖殘缺不完，而於南宋地誌中為最古之本，考武林掌故者，要必以是書稱首焉”。我們今日還能見到的這三卷臨安志，各種版本皆出孫家所藏。飲水思源，是應該感恩孫氏藏書的。《四庫全書》編好後，乾隆皇帝將孫家所藏之書如《乾道臨安志》《名臣碑傳琬琰集》等書發還孫家，並在《乾道臨安志》一書上題詩，以為表彰。

壽松堂傳人孫仰曾所獻書

乾隆皇帝發還孫家之書及孫家其餘藏書一直得到很好的珍藏，但到咸豐十一年（1861）太平軍入杭，文瀾閣《四庫全書》和杭州藏書樓遭受劫難，杭州私家藏書和孫氏壽松堂藏書也不例外，《名臣碑傳琬琰集》一書也迷失，不知下落。孫氏後裔孫峻（1869-1936），喜好藏書及目錄之學，曾助丁丙編撰《武林坊巷志》《武林掌故叢編》《善本書室藏書志》等。文瀾閣重建後，孫峻於光緒十七年（1891）至宣統三年（1911）在文瀾掌管閣書，編有《文瀾閣志》。民國成立後，因文瀾閣《四庫全書》為國家公器，由孫峻主持將閣書移交浙圖。孫峻曾致力於搜尋昔日壽松堂散出之書。皇天不負有心人，後得壽松堂舊藏宋刊本進呈四庫館發還之書《名臣碑傳琬琰集》。得書後，請陳豪繪《歲暮歸書圖》，俞樾、丁丙、丁立誠、張宗祥等先後在圖上題詠。俞樾有詩云：“武林孫氏推名宅，故家不僅森喬木。九十萬卷舊收藏，富敵石渠與天祿。四庫館啟乾隆年，詔求遺籍窮埃埏。君家進書最夥夠，至今著錄存文淵。中有名臣琬琰集，宋紹熙年杜氏輯。密行細字色黝然，百七卷書猶宋刻。蘭臺天祿仍封還，玉堂巨印何斒斕……嫏嬛福地安能勝，無端大劫遭紅羊……廣閣文瀾付一炬，何論杜庫兼曹倉。亂後歸來搜墜簡，多少煙雲重過眼。千百之中存十一，汾河委篋知何限。”俞樾並於目錄頁後有“光緒丙申曲園俞樾觀於右台山館並記”的題記。

《名臣碑傳琬琰集》目錄頁後的俞越題記

民國二十一年（1932）五月，因種種原因，孫峻將此書轉讓於浙江圖書館，折價三千元。其時，浙圖經費不足，向省政府申請補助二千元始購得。這樣，原是《四庫全書》底本的《名臣碑傳琬琰集》，自乾隆三十九年（1774）皇帝下諭表彰孫仰曾等人獻書至民國二十二年（1933）孫家出讓此書給浙圖，該書由杭至今，又自京返杭，歷經150餘年的曲折，最終與抄本一起，儲存在浙圖善本部。這就是宋本《名臣碑傳琬琰集》的前世今生。

乾隆皇帝為編《四庫全書》，有一整套的規定。以現存的《名臣碑傳琬琰集》為例，全書共十六冊，第一冊封面鈐有長方朱印“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浙江巡撫三寶送到孫仰曾家藏琬琰錄壹部計書拾陸本”，這是一枚收訖章，每部書收到後，鈐章登記是為必有之義，鄭重如此。序文首頁葉鈐“翰林院印”，就是俞樾詩中所說的“玉堂巨印何斒斕”，玉堂為翰林院別稱。

還需說明的是，乾隆皇帝徵書，並非是下道聖旨和上諭，命令天下藏書人家無條件將書獻與朝廷，而是有具體規定的。

乾隆皇帝像

第一是借。乾隆皇帝在上諭中明明白白地說道：“況初次降旨時，惟恐有司辦理不善，藉端擾累，曾諭令凡民間所有藏書，無論刻本、寫本，皆官為借抄，仍將原本給還。”這不是空話，確實是這樣做的，不僅孫家，杭州一些藏書家也收到過乾隆皇帝發還的原書，書上也有乾隆皇帝的題詩。

第二是購買。在徵書過程中，其中除借之外，另一手段是購買，如乾隆三十八年（1773）浙江巡撫三寶報告稱“欽奉諭旨，採訪遺書，經前撫臣熊學鵬購得五十六種 ，護撫臣布政使王亶望購得五十一種 ”等語，乾隆皇帝也有凡從書船、書肆購書必須“給價”的上諭。向民間徵書不是無償的，拿來就是，這也是古代皇帝向民間徵書的通例。南宋高宗建都杭州恢復秘書省，那時皇宮都沒有營建好，卻建起了150多間的秘書省辦公用房和書庫，越州的諸葛行仁響應號召，獻書八千多卷，賜以進士；湖州的賀稟（北宋著名詞人賀鑄之子）獻賀鑄手校藏書萬卷並得官，這也是一種“購買”。那時高宗經濟困難，手上沒有真金白銀，賜個進士出身，封個官，都是一句話的事，實際上也是一種“購買”。

《古今圖書整合》

《佩文韻府》

第三是獎勵。乾隆皇帝在三十九年（1774）五月十四日的上諭中對獻書五六七百種以上的賜以內務府初印的《古今圖書整合》一部，獻書在一百種以上的賜內務府印的《佩文韻府》一部。兩部書都極具價值。以《古今圖書整合》為例，全書一萬卷，是部大書，深藏宮禁，民間無由得見，是武英殿銅活字本，初印60部，直到清末慈禧太后命重印100部，但也只贈送各國大使和王公大臣。故而藏書家得到也是珍如拱璧，更不用說這也是一部善本，價值很高。

《四庫全書》編纂結束後，這些底本和“存目”的書都集中在翰林院的書庫裡，一直儲存到清末。其間有所散失，主要是真愛書的低階官員偷回家去了，也有人偷出去換銀子的。大批書的毀損，則發生在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期間。在英國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何大偉（David Helliwell）先生所寫的《歐洲圖書館所藏<永樂大典>綜述》一文有相關描述：

6月23日星期六，大約二百五十名士兵在董福祥的率領下佔領了翰林院並在那裡縱火，希望火勢能趁著北風曼延至使館區。在此之前，外國人不得進入翰林院，他們也深知中國人對翰林院所懷的敬畏之情。但是這個時候，他們認為不但要及時滅火，以免火勢危及使館，而且還要將威脅使館安全計程車兵驅逐出去。

正是這場火災，使得翰林院的大部分藏書就此化為灰燼。

被損毀的翰林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