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簾聽政”的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戰國時期，當時趙國長安君繼位時，年紀幼小，他的母親趙太后聽從觸龍的諷諫，臨朝執政以輔佐小皇帝。但是我國自古形成的禮儀制度是不允許女人直接置身外界的，在宮廷中，朝中官員也不得直接觀看和接觸皇太后，所以如果皇太后要輔政，就得坐在皇帝理政廳堂側面的房間裡，並在房間和廳堂之間掛一簾子，聽官員們與皇帝談論政務。於是，這種由母親幫助皇帝輔政的制度，就被人們形象地稱為“垂簾聽政”。歷史上最為有名的就是清代慈禧的垂簾聽政，她透過這種方式，操縱了同治、光緒兩朝皇帝，掌握清代朝政達48年之久。

英法聯軍進入北京，咸豐皇帝帶著皇妃、皇子和一批大臣逃到了熱河行宮。咸豐皇帝所帶的朝臣是有所選擇的，是一批以肅順為代表的敢於任事的新進，他們善於揣摩聖意，深得咸豐皇帝的信任。而留在北京的是以恭親王奕為首的官僚貴族，他們被甩在吉凶未卜的京師，身處危境，卻遭到排斥，因此心中極為不滿。由此，在清廷內部形成了兩股對立的政治勢力，他們矛盾重重，相互傾軋，又演化成一場派別的權力之爭。

其實，應該說這場黨爭的源頭還是來自宮廷內部對皇位的爭奪。咸豐皇帝與恭親王奕之間的矛盾由來已久。奕是宣宗道光皇帝的第五個兒子，在諸皇子中才幹最突出，按照清朝立賢不立長的規矩，本來必得皇位無疑。但最終皇位卻落入咸豐之手，奕一直心有不甘。

在咸豐繼位後，他不得不按照父親的遺囑，封奕為恭親王，卻罷免了他軍機大臣等職務。因咸豐的生母早亡，兄弟二人本都由奕的生母靜皇貴妃撫養長大。咸豐繼位後，奕要求封靜皇貴妃為太后，但直到靜皇貴妃駕崩，咸豐只封了她太貴妃，就不肯給太后的尊號。這件事又增加了兄弟間的恩怨。

咸豐皇帝在位時起用了一批新人，其中尤為突出的就是肅順。肅順有感知遇之恩，心向皇帝，自然與奕不和。肅順為人幹練，勤於治事，主張清除積弊，重用漢人，曾力保曾國藩、左宗棠等一批賢才。在他出任戶部尚書後，毫不留情地處理了戶部司官的鈔票舞弊案，其間牽連到奕的家人被查抄，與奕矛盾加深。肅順雖有整頓的銳氣，但他為人剛愎自用，專橫跋扈，借任事樹立自己的權威，在處理案件中肆意擴大打擊面，打擊異己，也致使怨聲載道。

當恭親王奕、大學士周祖培、大學士桂良等人奉旨留京與英法議和告成時，英法聯軍終於撤出北京，素有賢明聲譽的奕，威望大增，對肅順不滿的文臣武將都歸附在奕一方，形成與肅順等人相對抗又頗具勢力的一個集團。

在宮廷內還有一方勢力在對抗肅順，那就是咸豐皇帝的懿貴妃那拉氏。葉赫那拉氏是鑲黃旗滿洲人惠徵的女兒，咸豐六年因生下皇子載淳被封為懿貴妃。她是個權力慾望極強的人，早在京師時就恃寵干政，代皇帝披閱奏章。這為她提供了很好的學習機會，她從奏摺中瞭解內外局勢，觀察大臣們的言行，瞭解處理政務的方法，體會馭下之道。肅順等御前大臣因此十分不滿，曾進言要廢掉那拉氏，甚至以“鉤弋夫人”的故事比擬懿貴妃。鉤弋夫人就是漢昭帝的母親趙婕好，漢武帝為防止母后亂政，生前將她賜死。

咸豐帝因不忍心，遲遲沒有下決心，但那拉氏由此與肅順結下不共戴天之仇。在熱河行宮，肅順把持大權，咸豐帝病情加重，那拉氏擔心咸豐死後會受到肅順的壓制，就先發制人。她一面派心腹暗中監視、收集肅順的不檢點的言行，一面拉攏皇后鈕枯祿氏。她將收集到的肅順的事情告訴皇后，透過皇后轉達到咸豐皇帝那裡。權臣干政甚至奪權的事情在歷代也不少見，咸豐皇帝就不得不擔心自己皇權的歸屬問題了，因此對肅順等人也起了戒心。

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七月，咸豐皇帝已病入膏育，而他唯一的兒子載淳剛剛6歲，無法親政。於是，他決定利用重臣、宗親等各派勢力之間的矛盾，相互牽制，以保證幼子順利繼位。為了防止奕篡權，咸豐首先任命載垣、端華、肅順等人為“贊襄政務八大臣”，主持朝政，輔佐皇太子。

另外，為防止那拉氏母以子貴，日後排擠皇后，干涉朝政，他臨終前，先召見了皇后，囑咐她：懿貴妃絕非善輩，千萬小心提防。並賜給皇后一道諭旨，如果那拉氏圖謀不軌，就可以憑這道旨意將她賜死，以絕後患。咸豐要皇后一定妥善保管這道諭旨，又賜給她另一件護身符，就是一枚象徵著皇權的“御賞”印章。

之後，咸豐又叫來了那拉氏，期望她盡到母親的責任，教導皇子。為了保證皇子繼承大統後手中能掌握權力，咸豐帝又將一枚“同道堂”的印章託付給那拉氏，並囑咐她要自重。這兩枚印章為下達詔諭的信符，“御賞”要蓋在詔諭的開頭，“同道堂”則要印在篇尾，兩章同印，詔諭才有效。咸豐帝把這兩枚非同尋常的印章分賜給兩宮，規定輔政大臣釋出的檔案必須要有兩枚印章，意圖就是要牽制輔政大臣，防止重臣篡權。

在自以為安排妥當後，咸豐撒手人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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