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次城市規劃會議在北京市政府辦公大樓舉行，當時北京市百廢待興，會上對北京未來的城市規劃理念與方案進行了激烈的討論。

以外國專家為首的部分人認為：應以天安門廣場為中心，在長安街兩側建設新中國首都的行政中心。同時作為一個首都，應不僅為文化的、科學的，藝術的城市，同時也應該是一個大工業的城市。

而同樣與會的梁思成和陳佔祥則持相反意見，他們認為，當時北京內城的人口已有130多萬，面積62平方公里。三海、故宮、各大公園約佔去10平方公里。居民均集中居住於其餘52平方公里的舊城，人口密度為21400餘人/平方公里，遠遠超出8000餘人/平方公里的現代標準。

而新中國中央政府軍政機關未來可達15萬人左右，加之安排他們的眷屬，預估達60萬人。已經擁擠不堪的舊城，已經難以容下這麼多的新增人口。如果為這60萬人口在城外建宿舍，他們每天在老城的行政中心上班，每年要增加的途中往返的時間和能源消耗將十分巨大。如果為了節約能源與時間，就近為他們建宿舍，又要動遷大量老城居民，為拆遷戶另擇新居的成本，加上為行政人員在城內拆舊房建新房的成本，這筆開支將十分巨大。

因此，會上雙方的交鋒十分激烈。

會議結束後，梁思成與陳佔祥一致認為，北京的城市規劃事關一座千年古都未來的命運，作為規劃專家，他們責無旁貸。經過反覆商議，梁陳二人決定拿出一個具體的文字方案，全力以赴據理力爭。

1950年2月，梁思成先生和陳佔祥先生共同提出《關於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區位置的建設》，史稱“梁陳方案”。它的內容，不是梁思成反對拆城牆那麼簡單狹義，也不僅僅是為了一個北京古城的完整留存。“梁陳方案”所包含的正是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城市發展理念，它是一個全面的、系統的城市規劃設計建設書。

本著“古今兼顧，新舊兩利”的原則，梁、陳建議把中央行政中心放到西郊，為未來北京城的可持續發展開拓更大的空間，避免大規模拆遷的發生，降低經濟成本，自然延續城市社會結構及文化生態；另一方面，提出平衡發展城市的原則，增進城市各個部分居住與就業的統一，防止跨區域交通的發生。

梁、陳認為，蘇聯專家的方案是歐洲十九世紀的大建築物長線的沿街建造，迫臨交通幹道所產生的大錯誤。“以無數政府行政大廈列成蛇形蜿蜒長線，或夾道而立，或環繞極大廣場之外周，使各單位沿著同一幹道長線排列，車輛不斷地在這一帶流動，不但流量很不合理地增加，停車的不便也會很嚴重“。

遺憾的是，經過多方抉擇，梁陳方案最終並未被採納。

時至今日，“梁陳方案”已經是一份封存進歷史的規劃檔案，有趣的是，60年以後，這份方案卻獲得了與另一個偉大城市共命運的機會。

2008年初，大同提出“一軸雙城，分開發展；古今兼顧，新舊兩利；傳承文脈，創造特色；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名城保護基本思路，正是梁思成先生那永遠閃爍著時代光輝的城市規劃思想的具體實踐。立足古城搞保護，跳出古城求發展，把保護與發展分開，在兩個不同的空間，尋求兩全其美、互利共贏之路。大同可能是中國目前唯一按照“梁陳方案”保護古城的城市。

近10餘年來，大同市對城市規劃進行再造，逐漸堅定了改變城市面貌的決心和行動，從拆遷開始，以及迅速出現的效果，正在悄然滲透進大同人文化心理上最敏感的領域，開始攻破自尊與自卑不斷拉扯的二元心理結構。

大同市的宏大計劃，就是把50年代初針對北京城的“梁陳方案”，在大同付諸實施。“兼顧古今，新舊兩利”，以南北走向的御河為界，東邊建立新城，為現在的御東新區，西邊保護老城，試圖將大同古城牆內3。28平方公里區域恢復到明代時期的面貌。此舉的難處則在於，過程必然涉及大量的拆遷工作，以及鉅額資金需求。這對任何一個經濟落後的城市而言，都意味著政府大量舉債。因此就像硬幣有正反面，山西市長曾說過，對一個從政官員來講，這條古城保護的道路，充滿艱辛、風險和爭議。但古城修復中最重要的是儲存原有的城市肌理，這樣的古城肩負著更豐厚和立體的歷史記憶，也更能體現城市給人的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