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數不清的歷史中，究竟還有多少讓我們不忍細看的內容？如劉震雲在

《溫故一九四二》

開頭寫的那樣：“朋友用一盤豆芽菜和兩隻豬蹄把他打發回了一九四二年。”

我們的視野也隨之回到過去，浸在歷史的故紙堆裡，透過在史海中打撈出的史實，探究一個作家，究竟想要傾訴什麼？還有就是關於中國人災荒史尤其是旱災史的一個大概及其它思考。

《溫故一九四二》

古籍有云：

“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睹我顏色同。 痴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

”裡面暗含著什麼深意呢？這句話竟然是描述大文豪杜甫在一段時間裡景況的，說其竟也有過家徒四壁，全家捱餓，因此而產生了家務糾葛的日子！

這便說明了在古代生產力不發達的日子裡，其實食物匱乏不僅僅是一個過去了的，擱在架上生塵的歷史名詞，相反還是一種常有的狀態，連擺脫了階級桎梏的杜甫都無法避免，那麼這種情況的普遍程度就可見一斑了。

在《國際歌》中，人民是創造歷史，被頌揚的角色，但劉震雲卻拿《溫故一九四二》告訴我們：

劇照

“當時（指一九四二年前後）世界的軸心，是白宮、唐寧街十號、克里姆林宮、是希特勒的狼堡指揮部，是日本的東京以及重慶黃山官邸。”

什麼意思呢？

我們的視野並不是全景式的，我們熟知的歷史，也只是史官行走在富麗堂皇的大廳裡記載下來的罷了，竟全然都是權勢宣赫者“起承轉合”的生命歷程。

黃山官邸

但歷史之所以成為歷史，是因為它作為“曾在”不復存在了，故而在角度的主觀性介入上，我們選擇的餘地很大，我們可以把史官大而化之，篩過的內容，關於古人“吃”的問題撿起來。

在一九四二年，中國的河南省發生了吃的問題。

什麼叫吃的問題，這可不是今天中國人理解的飽腹不足，幸福感不夠，看馬羅利對此的定義

：“基於天然原因而致使糧食供給失敗。”

翻譯過來就是天災導致當時的河南糧食供給不足，人民沒飯吃了，進而就要發生死人的慘劇。

電影

對於當時的政府來講，選擇的天秤上，一方是民族、國家、盟國的政治動向、個人的政治利益，另一方則是動輒以數百萬的巨量消彌在歷史長河中的人的生命，且對社會有無比的重擔，孰輕孰重，怎麼選擇，選擇視而不見還是積極救災？政府很快便給出了答卷：死三百萬人又如何，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裡來考察，中國人有這麼多，餓死三百萬並不會對歷史的最終走向產生影響，那麼政府就不必為這些人積極作為。

當時的事實就是這樣，但一直在人類社會里扮演

“挑開糞包、輿論監督”

角色的新聞媒體卻沒有這種究竟是拿輕還是拿重、糾結的心理，於是秉承著職業道德，用最刺人的筆觸，揭示了當時發生在河南的“人間慘劇”。

《豫災實錄》

大公報《豫災實錄》裡講：

全省夏秋兩季的糧食供應由於旱災絕大部分歉收，而大旱之後又是加重災難的蝗災。

這種“水旱蝗湯”襲擊了河南全省近一百一十個縣，產生災民約五百萬，史籍中：“赤地千里”，“餓殍遍野”，“賣兒鬻女”，“流離失所”，“哀鴻遍野”，“人間地獄”……的慘劇紛紛在“文明的社會”中上演。

劉震雲問他的姥娘（筆者家鄉也把外祖母叫做姥娘）：“五十多年前那場災難的具體情況。”

大公報樣式

親歷者姥娘回答道：

“餓死人的年頭多得很，到底指的是哪一年？”

遍閱史書，聽白髮現，在我國的歷史上，餓死人的事確如姥孃的說法，發生得太過頻繁了！有人總結說：“我國的自然災害幾乎到了無年不荒，無年不災的可怕地步！”在世界範圍內都屬於罕有，有外國學者更是把我們與普遍的災難聯絡在一起，將我們稱為

“饑荒的國度。”

這與我們印象中傳統中國的樣子太過不同！但就如魯迅先生所講：

“歷史上都寫著中國的靈魂，指示著將來的命運，只因為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

正是由於歷史的真實樣子是這樣的，所以我們也只能透過月光照射在密葉上投射出的點點碎影來看個大概。

這個大概就是：

我國的災荒史似乎與史書同壽了！關於人的災難更是早已填滿了史冊，不可復加了

！從史籍的一字一句裡！我們便可以想到當時的慘痛！

文字記載的自然災害最早可以追溯到遠古時代，諸子百家裡小眾的《屍子》就記載了這麼一場災難：

“燧人氏時，天不多水。”

而神話傳說裡的

大禹治水

說的也是水患，此外虞、夏時，在《書經》裡也記載了一場很大的水災，文字對此的形容很形象、也很宏觀：

“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

大禹治水

在史家傳統加強了的兩週，西周和東周，有關自然災害的文字記載就更多了，竟多達八十九次。

其中頻率最大的是

旱災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旱災成為了主要的自然災害），多達三十次，其次就是

水災

，有十六次之多；再次為

蝗螟螽蝝

的災害，有十三次。另外記載的還有

地震

九次；

糧食歉收導致的饑荒

有八次；

霜雪

七次；

冰雹

五次；

疫

一次。

規模極大的也有很多，自宣王末年到幽王初年，大旱災、大地震相繼暴發，使西周的統治加速趨於覆亡。《詩·大雅·雲漢》的記載中竟有：

災荒

旱既太甚，散無友紀，……大命近止”

這樣令人不寒而慄的說法，這裡面固然有誇大的成分，但其實也說明了自然災難對時人來說，是毀滅性的。

到了秦漢，雖然我們有了一個強力的中央政府，可關於自然災害的記載還是不減，秦漢近四百四十多年的光陰裡，各類自然災害加起來竟有

三百七十次

之多，光旱災就有

八十一次

！

再看之後漫長的年代裡：

自然災害統計表

續表

魏晉南北朝二百多年的時間裡，社會不穩定、政權交迭頻繁佔大多數，故而計有自然災害

三百零四次，

其中

旱災有六十次。

隋唐至五代三百七十二年，因報災制度逐漸完善，計有自然災害

五百六十六

次，旱災

一百六十次。

宋元五百八十多年間，計有自然災害

一千三百八十七次

，較前代水澇佔多，有

二百八十五次

，旱災次之，有

二百六十九次

。

明清五百七十二年間，計有自然災害

二千一百三十二次

，水災

三百八十八次，

旱災

三百七十五次。

在馬羅利的著作中，給中國人印象最深的災難，還要屬一八七六至一百七年年間，因災死亡的難民有九百萬至一千三百萬餘人。

與這個三級小震都要全國通報，個人生命高於一切的時代一比，當時的人命可算是低賤到泥土裡了，怪不得屈原要感嘆：“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這段話算是寫得字字血淚了！

災民

計算結果我們可以發現，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之高，簡直到了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地步，高峰時多達三個月一次，少的也有一年一次，且這種災難的體量都是類似：

“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

“帝癸七年陟（陟：帝王崩逝），泰山震，

“帝癸十年，夜中，星隕如雨；地震，伊洛竭。”

“帝癸三十年，瞿山崩。”

“黃帝一百年地裂，帝陟。”

“當堯之時，鴻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

這樣“史詩級的大災難”動輒就是天崩，地烈，星雲，帝崩。

而關於自然災害為什麼越來越多，其實也不是人們猜測的“發展停滯論”那樣，核心原因還是報災制度，人們認識的完善。

氣候圖

那麼，為什麼自然災害會這麼頻繁的發生呢？

自然原因：

一、氣候

先拿中國災害史上發生最頻繁的旱災來講：

旱災的成因大概是受到

降水量多寡的影響，

降水量多，發生旱災的機率就小，降水量少，導致農作物的水平衡被打破，那麼大機率就會催生旱災，進而就發生了饑荒。

我國的大部分地區屬於

季風氣候

，在這一氣候中，降水量的多寡是受

海陸分佈、地形

等因素影響的。

例如海陸分佈：

我國的氣候型別十分複雜，其中部分地區為典型的大陸性季風氣候，特點就是降水量少，一般為乾旱、半乾旱地區。

再看地形：

往往水氣在上升到高點，遇到冷空氣的時候會形成降水，所以我們可以說地勢越高的地方降水量越多。

降水圖

而且，空中的氣溫越高，就越沒有下雨的可能，因為雨只有蒸騰到一定程度，才能降下來，溫度太高，雨沒有上升到臨界點便蒸發完了，故而不下雨。

這是一般情況，此外就是我國的特殊情況：如

地勢不齊，水氣的分佈不勻、橫行山脈易阻雨量、沙漠風盛行

等幾大因素的影響。

除了自然因素的影響，自然環境中處於客體位置的人，其實對自然災害的助長要更嚴重一些，縱觀歷史範圍內，我國的地理位置不算多好但也不至於太差，更何況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只是變化的條件，自然條件對於人類社會來說就是外因，一個是根本，一個是條件，若世間沒有人類了，自然災害也就談不上了。

災民

我們來看《溫故一九四二》的描述。

我：“不是麥收還有三成嗎？怎麼就讓餓死了？”

他瞪著我：“那你不交租子了？不交軍糧了？不交稅賦了？賣了田地不夠納糧，不餓死也得讓縣衙門打死！”

這其實就反映出了封建社會里人為因素對天災的助長。

在古代社會里，人的義務和權利是不相等的，正是緣於這種不相等，這種人民對統治者的單方面給予，故而便有了封建剝削的說法。

災民

平時，偌一個政權對它治下的人民不加撫免，處處苛以重稅，一進一退，貪官汙吏的錢包鼓了，國家機器庫盈豐足了，但相對來講人民的資金就少了，擴大生產便是不可能的了。

我們看秦始直至清亡的農業技術發展史，赫然發現，幾千年來我們農業技術的進步是很緩慢的！

為什麼？正是因為封建制度的剝削，農民一來沒有資金擴大生產，擺脫小農經濟的窠臼，二來就是無法置辦防止自然災害的用具，這樣一來，越沒有錢，生產力愈低下，便越抵禦不住天災，而天災的產生又會加深這種迴圈，完完全全就是一個死結！

災時，偌政府不作為，對災民不僅不撫卹，還要繁役時加，那勉強吊著一口氣的災民更是隻能走向末路了。

災民

陸離光怪的現實，還有種種，如外國學者亨丁頓對此的記載：

有地方群獠者，把國家的水利工程納為私有！這些官僚把原本洩洪用的渠口封起來，差人在渠口土壤豐沃處種上糧食，待到災年時，原本承擔洩洪任務的渠口卻因為是這些官員的私田而不被使用，

種種因素下來，災就成荒了！要知道若一個政府的能力強，對災難積極作為的話，情況就不會如史籍中那樣慘烈，也不會一次又一次地重複。

還有什麼角度呢？

自然災害的侵襲與政府的不作為，必然會導致大批的農民脫離土地，那麼對國家的義務就要靠少數人來承擔，可這種“重壓”，實際上對人是有承擔限度的，扛不住了，尤其是災年的加深，自然會迫使大量人口遷徙！且呈現出領域廣，人次多的特點。

劇照

聽白由此想到，西方的大機器生產將人從土地上趕開，趕到城市裡，此間雖也有難言之隱，可生產力確是得到了解放並進一步地發展，而我國古代的人口大遷移、在農民向外出走的過程中，源動力實際就是一系列的天災與人禍，這種出走，其實是飽含著字字血淚的！

我們可以把劉震雲的《溫故1942》換一種說法，裡面不止是吃的問題、人的災難，小標題還有一個，即人的出走，有一個成語叫“背井離鄉”，中國人是安土重遷，故土難離的，但只有“活不下去”了，人們才會逃離，這其實就是人們矛盾心理的一種體現。

逃荒隊伍

猶記得家族的祠堂裡總會儲存有一份很厚的冊子！是族譜，開頭，載有一幅東西遷移的路線圖，裡面尚記著一句記：我們是從（祖先）那裡來，祖籍在何地，後人頗具心意地開解道：“我們是從大榆樹根畔來的。”，這份出走飽含著一種幾千年以來人民不可言與人的苦痛，但也是一種把生命種子撒出去的不可不為之的悲壯歷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