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書與君主論無疑在後世都得到了惡名，起因在於書中所宣揚的站在君王立場上統治之術，尤其君主論建議的殘忍比仁慈更有利於統治，商君書主張的刑多賞少，弱民抑商等。

兩本書有共同點，比如主旨都是為了贏得賞識，推行霸道主張。商鞅為了實現所學及抱負舍家來到秦國，馬基雅維利是政治落寞之後爭取新主子的認同。兩本書都是差不多三萬字的小篇幅，但卻都是直擊要害的論述不拐彎抹角。商鞅當時所處時代是戰國初期多國爭雄的時代，馬基雅維利當時所在的義大利也處在各種城邦國家與君主制國家以及教皇國往來征伐的時期。

馬基雅維利從歷史與當時的案例來論述君主如何保住自己的位置，如果保住自己的國家以及如何擴張自己的地盤。總體而言是站在一個防守的立場上，這主要基於當時佛羅倫撒敗給教皇國，美第奇家族復辟統治權。商鞅則從遠古出發告訴孝公各個時代有各個時代的背景與要求，當今霸道非變革法制不可，其出發點在於強國與擴張，行霸道之策。

而今兩本書最受詬病的就在於站在君主立場上如何對待臣民的問題，君主論主張對君王以下的貴族與臣工行殘忍大於仁慈之策，但到普通民眾的階層則要至少不引發忌恨，多數時候主張尊重人民的財產與尊嚴，得民心還是必要的。而商君書則直接把人民當作工具來對待，主張透過政策與律法把人民約束與引導到農耕與戰爭上來，它所主張的嚴刑峻法，重罰輕賞在今天價值觀看來就是罪惡昭彰了。

不過無論怎樣批判這兩本書，書中所體現的思想無疑都極大影響了後世。商君書影響了後來兩千年的中華帝國，專制的帝王無不外宣儒家，內施律法。在帝國統一之後仍採用這種方法統治帝國但卻忽略了書中所倡導的時代精神，正如商鞅勸說孝公更法不必法古不必修今，唯跟上時代。古話所說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秦始皇一統天下卻依然嚴刑峻法，結果就是二世而亡，後來的帝王修修補補也未能逃脫出王朝更替但社會並沒有發展的殘酷迴圈。來到今天給我們的啟示就是馬克思主義可以得天下，但建設富強社會則需要市場經濟。

君主論也影響了後來四百年的歐洲歷史，君主們你爭我奪無不體現出君主論中所論述的帝王權術。從這個角度看，與其說君主論是一份君主治國策，不如說它是一篇揭露君主統治的史書。在文藝復興的同時期，文字的傳播也讓大眾瞭解了上層的黑暗與混亂現實，對於喚醒民主與個性意識也不無貢獻。

兩本書都是時代的產物，從歷史學觀看當時帝王立場也都無可厚非，尤其在那種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敵對競爭中，勝出才是硬道理。來到今天，站在今天的立場，兩本書的價值觀自然需要批判，但對於其中可以借鑑的地方也不應一併拋棄。比如商君書所提倡的時代精神就是要與時俱進不能守舊，書中提到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法必行，以法治國等都是今天我們需要的，尤其其中所論述的國家強大的最核心基礎在於信，這也是法的核心。而如果有法可以不依，有人可以超越法律則與無法無異。君主論也一樣談到了信的作用，統治者應該遠離諂媚之人，並且君主自己應該具備起碼的常識與智力，政府必須取信於民，尊重個體尊嚴與財產，這在今天尤其顯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