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歷史上有三次大規模民眾起義，分別是乾隆嘉慶之際的湘黔苗民起義、川楚白蓮教起義，以及咸豐年間席捲半個中國的太平天國農民運動。如果我們對照中國地圖來看的話，這些起義地區都集中在東經110°的中南山區。這是巧合呢，還是當時歷史發展的必然？

今天我們先看白蓮教起義的一些態勢。

明末清初，經歷了60年的廝殺、屠戮，特別是張獻忠五次入川和南明武裝長期抗清，給曾經的天府之國四川省留下了滿目瘡痍，一片殘破。四川省勞動人口從明末的68萬，減少到清初的18500人。嘉慶《四川通志》記載：“蜀省有可耕之田，而無耕田之民。”以四川為核心的整個西南地區情況大抵如此，1685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川滇黔桂四省人口密度是東南八省的1/34，是華北六省的1/24。顯然，這種由戰事造成的人口凋殘之後將會是社會經濟的長久失調。

另一方面，從康熙年間三藩平定之後，一直到咸豐初年太平天國起義為止，這170年時間裡，中國人口的總數大約增加了3。1億人。其中，東南八省增加1。8億，成為中國人口壓力最重的區域。然而，在那個標準的農業社會里，這個地區已經經歷從五代、宋到清朝，前後800年的不斷開發，土地資源極其緊張。所以伴隨著人口急速增長的同時進行的，是人口由稠密地區向人煙稀少地區的不斷轉移。這是自發潮流，也是政府的自覺導向。

在這個過程中出現最早，持續最久的一次移民高潮後來被稱作“湖廣填四川”。這次移民潮主要在康熙年間進行，前後持續約50年。到雍正時期，天府之國已無多餘田地可以耕種了。乾隆年間，移民潮依然繼續，但是向四川盆地周邊的陝南漢中、川北，以及鄂西山區等地方流動。這就是第二次移民潮。嘉慶道光年間，這股移民潮依然繼續，隨著上述地區趨於飽和，人流向雲南、貴州、廣西等地流動，這是第三次移民潮。東南地區日益沉重的人口壓力，使西遷桂滇黔的移民潮一浪接著一浪湧動，直到金田起義與雲貴少數民族起義相繼爆發，才戛然而止。總算起來，到咸豐元年（1851年），包括川滇黔桂四省與陝南、鄂西、湘西三地在內的整個西南地區，因人口西遷而輸入的移民及其後裔有3300萬人左右。

移民當然會帶來很大影響。首先是好的方面，它大大促進了這一地區的經濟開發，出現耕地大面積增加、農業與手工業生產跳躍式發展。西南四省因之成為全國又一個重要的經濟區域。其中，四川一省在雍正年間已成為全國最大的餘糧產區，正常情況下，這裡處處顯示著富足。

然而，移民的生存和繁衍是靠胼手胝足來支撐的，其中的艱難困苦是可以想見的，這便會導致不容忽視的消極面。

除了早期移民可以佔據較好的田地，後來的移民多半隻能上山墾荒，但山地極為貧瘠，後來移民將玉米這種高產耐寒的新作物引入，才真正解決了生存問題。隨著墾殖的規模越來越大，肯定會出現毀林墾荒，大規模地破壞自然生態的現象也出現了。所以很快，原本前兩年可以長一丈高、種一收千的玉米，在幾年之後的同一地塊只能長二三尺，產量隨之大減。生態一旦惡化，移民便不得不開展一種遊牧式的墾荒，今年在此，明年在彼，甚至一歲數遷。這種沒有保障的墾殖活動，以及背井離鄉產生的困苦，和常常發生的天災，成為白蓮教這類組織傳播滲透的最舒適溫床。白蓮教能給人提供物質互助和精神慰藉，滿足了入教者最根本的訴求，所以傳播極快。乾隆末年的5年間，白蓮教各支派在川楚陝廣大山區獲得了成千上萬的信徒，可以輕易一呼百應。

也正在此時，天災不斷，這些山區連年遭受旱災，移民顆粒無收，糧價暴漲之下，從事手工業的移民也生計緊張。而這些地方的原住民對移民的欺壓，以及官府的濫抓亂治更刺激了民情的沸騰，終於逼成了嘉慶初年的白蓮教起義。

這次起義歷時9年，教民利用移民的群眾基礎和山地特點，最初佔據了很大優勢。教民起事之後，行軍不必帶糧，住宿不必帶帳篷，不必抓丁徵兵，自有教民相互接濟，還有民眾為他們做嚮導、搞運輸。然而，也正是這種山區地形最終限制了白蓮教起義的進一步發展。等到大批隊伍相對集結到一個地方，而這個地方土地貧瘠、交通閉塞、物資匱乏，首先是糧食就得被耗盡。當最初的激情過去之後，這種因物資短缺而造成的困窘就會成為時時懸在頭上的災難。嘉慶四年的大巴山區一戰，白蓮教中人們餓死的比戰死的還多。最終把他們的隊伍逼入了山區，湧向了關中、江漢、成都等平原地區，這樣就很快受到了清廷的掃蕩。

白蓮教起義失敗後，川陝楚山區的大規模移民也從此日漸低落，因為鎮壓了起義的朝廷並不能恢復那個地區的生態環境。此後那個地區出現呈現出一種“半廢”的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