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朋友會認為，清朝的真正衰敗是在嘉慶朝才開始的。其實不然，在康乾盛世的尾端，也就是乾隆朝的後期，其實清朝的敗象就已經浮現了。接下來我們來談談這些當時墮落的清朝的敗象。

首先是土地兼併空前嚴重。還在乾隆年間（1736—1795），就有人這樣敘述土地兼併的情況：“近日田之歸富戶者，大約十之五六，舊時有田之人，今俱為佃耕之戶，每歲所入，難敷一年口食”（楊錫紱：《陳時米貴之由疏》）。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無不瘋狂兼併土地，聚斂財富。像乾隆朝權臣和珅佔地達八千餘頃（一頃為一百畝）；嘉慶十年（1805），廣東巡撫百齡獲罪被抄家，竟抄出土地五千餘頃；道光時的大官僚琦善有土地二百五十六萬畝。此外，富商賺錢後，經營土地者也不在少數。比如，嘉慶時湖南衡陽富商劉某置田萬畝。與之相對比的是，不少自耕農、半自耕農，甚至中小地主卻紛紛破產，有的變成佃戶，掙扎在飢餓、死亡線上。那些本來就一無所有的貧農、僱農生活更是等而下之。怪不得龔自珍說：“自京師始，概乎四方，大抵富戶變貧戶，貧戶變餓者”（《西域之行省議》）。無地和少地的農民為生存計，只得忍受苛重的地租去租種地主的土地。當時的地租率一般都在百分之五十以上，除正租之外，還有附加租、預租、押租等名目。此外，農民還得向官府繳納繁重的賦稅，有記載說：“私派倍於官徵，雜項浮於正額”（俞樾等：《川沙廳志》）。貧苦農民無路可走，只好忍痛去借高利貸，富商大賈往往在青黃不接的時候，舉放利債，並藉此兼併土地。

第二是政治黑暗，社會風氣敗壞。當時，官場賄賂公行，幾乎是無官不貪。有人談到嘉慶初年留居北京的感受時說：“居都下六年，求一不愛財之人而未之遇”（沈垚：《與張淵甫》，《落帆樓文集》卷八）。嘉慶初年，大官僚和珅被抄家，其家產摺合銀兩，竟達四億餘兩之巨，相當於清政府一年國庫收入的七八倍，所以有民諺說：“和珅跌倒，嘉慶吃飽”。統治集團潰爛了，社會風氣也隨之敗壞，連嘉慶皇帝都不得不悲嘆道：“官多疲玩，兵盡怠慵，文不能辦事，武不能操戈，頑鈍無恥，名節有虧，朕遇斯時，大不幸也！”（《清仁宗實錄》卷二八一）

第三是軍隊腐化。清政府所依靠的武裝力量為八旗兵和綠營兵。八旗兵本是馳騁疆場，“每戰必克”的勁旅，但入關後，由於“從龍”有功，不但貴族們高官厚祿，養尊處優，就是一般旗民也地位特殊，坐享錢糧。於是，八旗兵迅速腐化下去了。到康煕十二年（1673）“三藩”變起（即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等聯合反清），八旗兵已差不多不能作戰了。嘉慶十七年（1812），全國滿、蒙、漢八旗兵號稱有五十萬人，而實際兵額僅二十萬左右，已成為徒有虛名而缺乏戰鬥力的軍隊。“綠營兵”是清統治者入關後由漢人組成的職業兵（以綠旗為標誌，故名），兵額不定，嘉慶年間，全國達六十六萬人。康煕帝平定“三藩”之亂，主要依靠的就是這支軍隊。但由於差務繁重，影響操練，軍隊素質不斷下降，加以軍餉菲薄，又常被剋扣，士兵及其家屬生活困難（“綠營兵”以吃糧為業，全家靠其月餉維持生計），因而不得不兼做小販或做手藝以謀生。這種情況，在雍正年間已經出現。乾隆末年以後，綠營兵日益腐化，到嘉慶年間白蓮教起事時，綠營兵已不堪用，清廷不得不依靠一部分“鄉勇”的力量了。

第四是災害頻仍，煙毒氾濫，白銀外流，財政拮据。有清一代，是自然災害頻繁的年代。據學者統計，從順治到道光二百零七年間，全國共發生災情二萬七千三百八十八起，平均每年成災一百三十二次，其中主要是水災和旱災，約佔災情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八。再者，就是鴉片的大量輸入，成為一大社會禍害。鴉片貿易給英國帶來了巨大利益，卻使中國貽害無窮。清廷自雍正朝開始，歷乾隆、嘉慶不斷頒佈禁菸令，但效果甚微，鴉片輸入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急劇增長。十九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十年間，鴉片輸入量竟翻了兩番，到道光十八年（1838），甚至高達三萬五千五百箱。鴉片大量輸入，不僅摧殘了吸食者的身心健康，也影響了社會生產，破壞了社會治安，並導致白銀不斷外流。有學者估計，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僅鴉片消費一項其價值每年就有一千一百七十五萬兩白銀，約相當於清政府八個年度（1830—1838）的關稅總收入，這就嚴重打擊了清政府的財政。

第五是階級矛盾迅速激化，民眾反抗浪潮勢不可擋。嘉慶元年（1796），爆發了白蓮教起義，烽火延及四川、甘肅、陝西、湖北、河南五省，堅持了九個半年頭。清政府調動了十六個省的軍隊，耗費了二億兩軍費，屠殺了幾十萬農民，才把它鎮壓下去。嘉慶十八年（1813），林清、李文成又在北京和河南滑縣發動了天理教起義，二百名教徒從皇宮東、西華門攻入“大內”，直抵隆宗門，真是變生肘腋，禍起蕭牆。起義最後雖被鎮壓下去，但對統治者的打擊卻是沉重的。嘉慶帝為此下“罪己詔”，稱此次事變是“漢、唐、宋、明未有之事”，表示自己要“返躬修省，改過正心”。嘉慶帝雖然痛心疾首，“筆隨淚灑”，卻認識不到問題的癥結所在。社會積弊依然如故，社會矛盾得不到絲毫解決，一場更大規模的農民暴動正在醞釀中。

所以說，清朝的滅亡其實不是一個突然發生的結果，而且延續了幾個朝代，而且是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在不停的激化和加深的情況下集中爆發了社會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