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崇煥短暫而充滿爭議的一生裡，天啟六年（1626）正月一定是個轉折時刻。在此之前，他與大部分大明朝廷的朝臣一樣，是-個飽讀聖賢之書，進士出身的普通文官；在此之後，他卻以寧遠城下力挫努爾哈赤鐵騎的赫赫戰功，以名將的姿態進入了人們的視野。

“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

公元1625年即大明天啟五年（後金天命十年），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少見的大奸大惡的太監魏忠賢，正逐步走向“九千歲”的輝煌。明熹宗朱由校則躲在偌大的皇宮後宮院落裡，專心致志地施展他那天才的木匠手藝，雕琢出了不少極富創意、精巧絕倫的好玩意兒……這年十月，大明朝廷宣佈了一項關係重大的人事變動：東閣大學士孫承宗去職，高第代替他出任兵部尚書經略遼東、薊鎮、天津、登、萊等處軍務。

這其實是明廷內部派系鬥爭的結果。孫承宗既為帝師，又與東林黨人相善，自然不為閹黨所容。不過，面對當時後金咄咄逼人的崛起之勢，高第其實根本不願上任。他“頭乞免”，但魏忠賢根本不聽，強令出任經略，出征前線，結果升了官的高第反而“日夜憂泣”，也是荒唐一幕。

雖然在孫承宗督師期間，明軍曾先後修復大城九座、堡四十五座，練兵十一萬，初步建立了以寧遠、錦州為主體，杏山、松山、右屯、大淩河、小淩河等城遙相呼應的防線軍事形勢已經大為好轉，人稱“自承宗出鎮，關門息警，中朝晏然，不復以邊事為慮矣”。但當時庸臣怯將們誰也不想冒險守關，高第也不例外。他本是一個書生，萬曆十七年（1589）中進士，宦業不顯，《明史》本傳還不足50字！他於兵事更是一竅不通，斷言“關外必不可守”，主張放棄遼西土地、退守山海關。

紅夷大炮

寧遠揚威：佈置在寧遠城頭的1門“紅夷大炮”射界覆蓋城池周圍所有的地面寧遠之戰中，明軍一炮可以轟倒一百多人，後金軍不清楚這種新武器，蜂擁而前，遭到鐵傢伙的重創，城外屍積如山。

於是，此人一到山海關，就一反孫承宗的部署，以尚方寶劍相威脅，嚴令關外將士全都撒回關內。錦州、右屯、大小淩河及松山杏山、塔山等防線上計程車兵和住民都被命令撤離。關外十餘萬的米粟糧草被丟棄，仗還沒打就像吃了敗仗一樣狼狽撤退，弄得百姓憤怨，軍隊士氣不振。

眼看寧錦防線即將毀於一旦，袁崇煥氣憤地上書反對，稱：“兵法有進無退，錦州右屯帶既然安置了重兵把守，囤藏著大量糧草，旦後撤，就是向敵示弱。”但是，高第不僅沒有接受袁崇煥的意見，反而下令袁崇煥並撤兵退回關內，連寧遠-前屯衛也不要了。袁崇煥憤怒聲言：“官此，當死此，我必不去”，表明他作為寧前道尹要與寧（遠）前（屯）衛共存亡的決心。高第奈何不了他，故放任他駐紮在寧遠一座孤城，任其在邊防前線自生自滅。就這樣，山海關外的所有官民部隊全部撤進了山海關，只留下了一個寧遠城，“孤懸山海關外二百里處”。這幾乎為努爾哈赤一口氣讓出了四百里作戰空間。

老於戰事的努爾哈赤得到孫承宗罷職，高第撤軍回關內，寧遠孤守的哨報之後，自然不會放過這個明軍自撤藩籬的天賜良機，決定師指寧遠城，進攻袁崇煥。出兵之前，努爾哈赤在盛京（今遼寧瀋陽）下令後金政權進行總動員：“每官預備牛車三十輛、爬犁三十張，每韃子要軏軸（草鞋）三雙，韃婦也要各炒米三鬥。”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十四日，努爾哈赤率後金八旗貝勒大臣，統領大軍，離開瀋陽，親征明朝。十七日渡過水封的遼河，於曠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廣寧大路，“前後相繼，絡繹不絕，首尾莫測，旌旗劍戟如林”。

經過數年休養生息，此次後金軍容之盛自然雄偉壯觀。但後金大軍的具體人數卻是個謎。這是因為有清一代，一向諱言用兵之數，尤其是在入關之前，從太祖到太宗，凡與明朝用兵打仗，所修官書或實錄從來不直書用兵數，只“羅列營制而皆不計兵額不願把八旗兵的準確數目“輕以示人”。雖說努爾哈赤號稱出兵20萬，但袁崇煥譏諷他只有13萬，明朝官方檔案更是說“虜（指後金）眾五、六萬”。清官修《明史》也承認：天啟六年正月“我大清以數萬騎來攻，遠邇大震”。這也等於否認了“十三萬”以及“二十萬”的說法。

無論如何，後金兵先佔領右屯衛，次及錦州、松山、大小淩河、杏山、連山、塔山等七城，原本駐守這些城、衛的明朝守軍，都遵從高第的命令，“焚房谷而走”，撤入關內，只有袁崇煥緊急召集本部人馬全部撤入寧遠城內。八旗軍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於正月二十三日直抵寧遠（今遼寧省興城市）城下。

明代灰罐（火藥罐），裝填火藥、石灰，從城上向城下投擲以殺傷敵人，起到現代手雷的作用

鏖戰寧遠

寧遠居於遼西走廊適中之地，西距山海關二百里，“內拱巖關，南臨大海，居表裡之間，屹為形勝”。寧遠城背山面海，居山海要衝，扼邊關鎖鑰。

袁崇煥得知後金兵來攻之後，即將右屯、錦州等處官兵撤回，同守寧遠。饒是如此寧遠守軍仍不滿兩萬，袁崇煥召集各將商議戰守計謀。諸將根據過去作戰經驗，都認為不能和金兵野戰，而應防守，提出“奴兵未可爭鋒，以死守爭”。祖大壽遂建議塞門奮死防守，眾將贊同，議定，決心死守孤城，堅決抵抗。袁崇煥又下令盡焚城外房舍，轉移城廂商民入城；又派人稽查奸細，巡守街巷路口。使得“寧遠獨無奪門之叛民，內應之奷細”。袁崇煥又“刺血為書，激以忠義，為之下拜”，官兵感動，“將士鹹請效死”。將士心齊，民心亦就安定了，全城軍民同仇敵愾，誓與努爾哈赤決一死戰。

當然，袁崇煥並不是徒憑血氣之勇，其所恃者，即是日後名揚天下的六個字：“憑堅城、用大炮。”寧遠在明初屬廣寧前屯、中屯二衛地。宣德三年（1428）方置寧遠衛兩年後始修衛城。

城周長六里八步，高二丈五尺；池深一丈，寬二丈，周長七里八步。天啟三年(1623),袁崇煥親自規劃重修寧遠城：“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廣三丈，上二丈四尺”,較之舊城垣大為堅固。他還學習了西方築城法，在城的四角各建三面突出城牆之外，“形如長爪，以自相救”的方形敵臺，敵臺三面伸出城外，一面與城成為一體。

大炮架於臺上，既居高臨下，保持射遠，又可充分利用敵臺的三個面射擊並形成交叉火力，只要在射程內，遠近之敵均無可避。當然，基本上寧遠城仍是傳統的中式城牆，並不像有些人所說的那樣已經修築了類似西方“稜堡”的銳角銃臺。

在寧遠的堅城之上，排列著袁崇煥真正的“秘密武器”：11門“紅夷大炮”。這些前裝滑膛炮是天啟元年（1621）明朝的欽差大臣持兵部檄文從澳門的葡萄牙人處購得，威力之大遠勝傳統的中國火器。按照徐光啟的說法，

“夫兵器之烈，至一發而殺百千人，如今日之西銃極矣，無可加矣”——但努爾哈赤對於這種新式大炮的力量一無所知。

天啟六年正月二十三日，努爾哈赤率軍到達寧遠，便越城五里橫截山海關大路駐營，以切斷寧遠和關內的聯絡，並防備明朝從水陸兩路派來援軍。在勸降不成後，後金軍於二十四日清晨開始發動猛烈進攻。

以往後金軍隊攻打明軍城池的時候，身披二重鐵鎧號為“鐵頭子”的八旗會使用牌（楯）車衝在前面，車的四周與上方擋以五、六寸厚的木板，再裹上生牛皮。車裝有雙輪子，可以前後轉動。後面跟著弓箭手掩護下攜帶雲梯的登城隊。利用牌車抵抗住明軍的首輪火器的機會，雲梯於頃刻間已經架上城頭，不等明軍第二次開火，後金的先鋒巳經登上城牆。從遼陽到廣寧，在遼東戰場上這套戰術屢試不爽，但在1626年的寧遠城下卻遇到了剋星。佈置在寧遠城頭的11門“紅夷大炮”射界覆蓋城池周圍所有的地面。大炮“迴圈飛擊，每發糜爛數重”，發射釋放的濃煙密佈數里，“每用西洋炮，則牌車如拉朽”。當他們接近城牆時，又遭到城東南和西南兩角銃臺火炮的交叉射擊，死傷慘重。明軍發射一炮可以轟倒一百多人城外的後金軍隊屍積如山。按照當時在中國的耶穌會傳教士的說法，“（後金軍）不清楚這種新的發明，蜂擁而前，遭到鐵傢伙的重創”。

但後金兵不顧死傷累累，踏著屍體拼命向城下推進。不少牌車還是到了城牆根，在大炮不能直射的死角，躲在牌車內計程車兵用斧鑊鑿城不止，鑿出三四處高約2丈的大洞。袁崇煥見情況危急，親自指揮守兵投擲火球火把，並把柴草澆上油脂摻上火藥，系在鐵索上點火後，垂放城下，焚燒牌車。後金兵遭受重大傷亡，戰至二更時分，努爾哈赤不得不下令停止攻城。

戰至第二天、第三天，堅城大炮仍然令不可世的後金軍一籌莫展。八旗將領雖揮刀從後面驅趕兵士進攻，但一到城下扭頭就往回跑，傷亡者在他們之中紛紛倒下。雙方激戰三日，後金軍在西洋大炮、中小型火炮及其他火器射擊下，傷亡至少上千人（雖然後金官方只承認“攻城兩天，共折遊擊兩員、備禦兩員、兵五百”，損失小得完全沒有可信度），攻城器械盡成廢物，只能黯然敗走。

寧遠之戰令後金遭遇政權建立以來的第一次重創，是明與後金撫順首次交鋒以來所取得的唯一一次大勝仗，它打破了後金兵不可戰勝的神話。兵部尚書王永光不勝感慨地說：“遼左發難，各城望風奔潰，八年來賊始一挫，乃知中國有人矣！”袁崇煥也因此戰成名，三個月內晉升為兵部右侍郎、遼東巡撫，蔭千戶，儼然一個冉冉升起的將星。努爾哈赤自25歲興兵以來，43年問的不敗威名竟被“紅夷大炮”擊得粉碎。努爾哈赤本人對之鬱忿成疾，8個月後便去世了。

遼寧興城古城南門樓上的紅夷大炮

遼寧興城古城南門樓上的紅夷大炮，天啟六年(1626)寧遠一戰中，袁祟煥佈置在寧遠(今遼寧興城)城頭的11門紅夷大炮成為其攻擊後金軍的“秘密武器”,(後金軍)不清楚這種新的發明，蜂擁勱前，遭到鐵傢伙的重創，城外後金軍隊屍積如山

錦州再捷

新官上任，遼東巡撫袁崇煥就上書天啟皇帝，提出了自己的治遼方案：

“用遼人守遼土，且守且戰，且築且屯……戰雖不足，守則有餘；守既有餘，戰無不足。”他的主要目標就是建立一條堅固的“寧錦防線”。

當時明軍從山海關到錦州的軍事防線，南北縱向約400裡，以山海關為後援、寧遠為中堅、錦州為前矛。這條遼西防線，分為南北兩段：南段從山海關到寧遠，約200裡；北段從寧遠到錦州，也200裡。直到寧遠之戰，明軍實際上僅築成了前一段即關寧段。而寧錦段不曾鞏固。寧遠大捷後，袁崇煥集中力量，從天啟七年（1627）正月開始動工，以4萬班軍分班築城，從山海關到關外各城同時修復加固。“前屯城包而未完者完之，寧遠被雨覆紀者補而永固之。中後、中左復屹若金湯。”到天啟六年底，“山海關溶壕築城，扼險置器，壁壘一新”。中前右屯、寧遠等城“業已鼎新，所謂重關累塞矣”。袁崇煥非常自豪地表示：“山海、中前屯、中後、中右，今已堅雄如前日之寧遠也。”就連被派到關外監軍的太監劉應坤也讚歎寧錦諸城“今裝置更嚴，城勢增高，堡壘更固，著著皆實，毫無粉飾”。

為了爭取重建防線的時間，袁崇煥又派人到瀋陽弔唁去世的努爾哈赤，順便與後金開始和談。這實在是一場爾虞我詐的雙重騙局，袁崇煥的目的是以和談爭取時間，而後金方面同樣如此。繼努爾哈赤而為“大汘”的皇太極當時的處境其實非常險惡，甚至不得不釆用迫令努爾哈赤大妃阿巴亥（多爾袞的母親）殉葬的野蠻手段以鞏固自己的汗位；當時後金寧遠大敗之餘，“時國內大飢，其金斗糧價銀八兩，民中有食人肉者”，連國家“庫中餘布，尚無十匹之貯”，百姓衣食之艱難可想而知，更無力立即向寧、錦防線用兵；何況外部東有明朝藩屬朝鮮及毛文龍部，西有親明的漠南蒙古，南有袁崇煥的堅城大炮，實在是內外交困，需要休養生息的時間

故而皇太極對袁崇煥的使臣熱情款待，並遣使回覆，謀求議和。不過，雖然雙方几次信使往來，主要圍繞著戰爭是非、雙方劃界經濟賠償互易及政治關係等展開，但其實雙方都無意和談，不過以為緩兵之計而已。袁崇煥藉此完成了自己的寧錦防線建設。而後金方面藉此和談之際打敗了毛文龍的軍隊並迫使朝鮮李朝屈服，不僅消除了後顧之憂，也迫使朝鮮每年進貢“黃金百兩、白銀千兩、水牛角二百對、豹皮百張、鹿皮百張、茶千包、水獺皮四百張……米萬包成為其糧食等物資供應基地。在這個當口，袁崇煥埋頭整理防備，對朝鮮的關注度不夠，有人認為是戰略短視的表現。天啟七年正月初四，皇太極命阿敏發兵朝鮮，自己率留守諸將擺出一副進攻寧錦的架勢；直到二月中旬，明廷才得到後金進攻朝鮮的確實訊息；二十四日袁崇煥岀動水軍增援東江，此後將近一月，他再無對朝動作；三月初八毛文龍建議關寧軍直搗瀋陽，可是此時朝鮮已與後金議和；十七日明廷下令袁崇煥出兵，二十四日統兵7萬的袁崇煥選9000精兵過三岔河牽制後金，反應迅速但稱不上有力，難脫消極避戰之嫌，此時後金攻朝軍隊開始撤回；四月下旬，袁崇煥上報朝廷：無虛可搗。皇太極剛繼位又分兵朝鮮，實力處在最虛弱的時刻，確實是一個難得的戰略機遇期，但朝鮮敗得太快，袁崇煥的戰術又相對保守穩健，機遇一閃而逝。兩相比較，後金方面在這次具有爭議的和談中無疑得益更大，擺脫了軍事與經濟上的困境。反觀明朝卻失去了本成掎角之勢對抗後金的藩屬朝鮮，毋庸諱言，在這場各取所需的“和議”中是得不償失的。

無論如何，既然雙方都以為自己達到了和談爭取時間的目的，戰事重開就是題中之意了。天啟七年五月十一日，皇太極率四旗後金軍過大淩河，包圍錦州。到二十五日，皇太極攻錦不克，派人回瀋陽調緩兵。二十七日又率數萬兵攻寧遠，二十八日包圍寧遠城。在袁崇煥指揮下，寧遠城內守備充足城外列車營，掘深壕。皇太極不信西洋大炮的威力，強攻堅城，當時有私人著作《遼事述》雲：

“建州兵十五萬攻錦州，城上炮火矢石，交加如雨，自辰至戌，集屍滿城下至夜，乃退兵五里。建洲兵不得志於錦州，因而攻寧遠，參將彭替古以紅夷炮碎其營大帳房一座。”皇太極的攻勢再次為明朝狠中“不餉之兵，不秣之馬”的無敵神器——紅夷大炮所擊退，只能哀嘆“昔皇考太祖攻寧遠，不克；今我攻錦州，又未克。似此野戰之兵，尚不能勝，其何以張我國威耶”。是役，明與後金“大戰三次，小戰二十五次”，至二十九日，後金軍從寧遠撤回，六月四日再攻打錦州，攻城不下，死傷眾多。

當夜，皇太極不得不吞下苦果，以天熱士兵難耐為由撤兵。寧錦之戰是繼寧遠之戰後明軍取得的又一次大捷，而袁崇煥打造的明軍錦（州）寧（遠）防線，也從此成為終皇太極一世後金軍隊所無法徹底逾越的天塹。

“暮氣”從何而來

錦州再告大捷，明熹宗欣喜若狂，在嘉獎諭旨中說：“十年積弱，今日一旦挫其狂鋒。”滑稽的是，這位木匠皇帝又稱，“寧錦之捷制勝折衝，皆受廠臣秘畫”，把一切功勞都算到閹黨身上，自魏忠賢以下，凡數百人，與寧錦戰役有關無關者全部受賞、升遷，魏忠賢年僅4歲的侄孫也被封為伯爵，簡直荒唐之極。偏偏只有這次戰役的前線總指揮袁崇煥卻僅官升一級而無恩蔭，實在看不過去的兵部侍郎霍維華（魏忠賢的外甥女婿）請求以己蔭讓與他，也受到切責“不諳事體”。結果，袁崇煥只能在七月一日上“乞休疏”，以有病為由，申請辭官回籍調理。在魏忠賢的唆使下，熹宗很快就批准了他的申請，寫道：袁崇煥“疏稱抱病，情詞懇切，準其回籍調理”。這樣一位剛剛督幣遼東17個月（從天啟六年三月擔任遼東巡撫至天啟七年七月辭職），兩挫後金大軍的功臣，卻因為在寧錦之戰中拒絕執行朝廷讓他救援錦州的命令（袁崇煥認為皇太極是要圍城打援），此刻在明朝的官方話語中，卻變成了“袁崇煥暮氣難鼓，物議滋至，已準其引疾求去”。

“暮氣”出自《孫子·軍爭》中的“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一句，比喻不振作的精神狀態和疲沓不求進取的作風。

當時袁崇煥不過40歲左右，方當壯盛的英年，正是要大展抱負的時候。這樣的人竟算“暮氣沉沉”，卻不知誰才是“朝氣蓬勃”？閹黨誤國一至於斯。不過袁崇煥本人倒很平靜，悄然返回嶺南家鄉，途中還寫了一首詩，內有“功高明主眷，心苦後人知”之句。大概他本人也很清楚，自己遲早是為閹黨不容的。

這是因為袁崇煥科考那年的主考官就是東林黨領袖韓，按照明清士林的習慣，袁崇煥就算是韓獷的學生，韓爐為老師，亦稱“座主”。在黨爭嚴重的明未，這層關係是建立社會網路的重要因素。雖然日後袁崇煥並未被正式視為東林黨人，但他與東林黨人走得甚近也是不爭的事實，甚至他本人就對自己未被列入東林黨而感到深深遺憾：“愧我榜中無姓氏，芳名不得共千秋。”

不過，東林黨人在政爭中失敗，或遭讒或被撤或入獄的時候，袁崇煥卻安然督師關外。方面，這是因為明廷上下“不獨文官縮足，即武官卻步，人人視（山海）關門為死地，視總兵（為）死官”，都說只要能守住關門半年，便成“良將”，就會得到越級提升。袁崇煥竟自願駐守關外，自然是朝廷所樂見一畢竟總要有人去抵抗後金的進攻。

另一方面，袁崇煥也在不情願地交結魏忠賢。袁崇煥有位好朋友名曰閻鳴泰，“兩人深相結而欲互相犄角，實互相生也”。跟魏忠賢同為北直隸（今河北）老鄉的閻鳴泰攀附閹黨，一路升遷，於天啟六年（1626）當上了薊遼總督。在這一時期，袁崇煥的一系列升遷均緊隨閻鳴泰之後，後者大約在幫助崇煥取得魏忠賢的信任上出力不少。於是，朝廷（即魏忠賢）一度也對袁崇煥非常倚重。譬如袁崇煥與總兵滿桂不和，請求將其調離，朝廷馬上批准；袁與時任薊遼總督王之臣意見不合，朝廷立即將王“加銜回部”，而將其所轄“關門兵馬”，“具聽袁崇煥排程”。

袁祟煥對於當時魏忠賢的赫赫權勢應當也是瞭然於胸。為爭取在邊務問題上同魏忠賢保持溝通聯絡，袁崇煥曾主動請求充任監軍的內臣太監紀用出鎮關外。天啟七年（1627）四月六日，就在皇太極大舉進攻錦州一個月前，袁崇煥還投其所好地對“九千歲”稱功頌德，並請為魏忠賢在寧遠建生祠。這次上奏是由閹黨薊遼總督鬮鳴泰領銜，遼東巡撫袁崇煥是僅次其後具名的——要知道，“建祠”和“稱頌”這兩項，日後是作為崇禎皇帝“欽定逆案”入案主要證據的。

但兩者的短暫蜜月期很快就結束了。究其原因，可能還是那次事後被證明在戰略上大大失策的議和行動。這次議和，就像袁崇煥自己說得那樣，“幸而廠臣主持於內，鎮守內臣、經、督、鎮、道諸臣具有方略”，無疑是得到魏忠賢首肯的。結果隨著後金趁機征服朝鮮後遼東戰略形勢變得逐漸不利，先前支援議和的魏忠賢為逃避責任，遂授意河南道御史李應薦奏稱：“袁崇煥假吊修款，設策太奇，項因狡虜東西交訌，不急援錦州，此似不可為該撫解”，這一赤裸裸地將議和失策的責任推到袁崇煥身上，所謂“款，魏忠賢意也，諉過崇煥耳！”局面發展到這種地步，本來就與東林黨人過從甚密的袁崇煥或許也只有稱病辭職這條路可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