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雲南省高院決定對“雲南大理滅門案”再審。“雲南大理滅門案”是指雲南省大理市王學科一家四口於1989年被殺害。案發後，張滿則因犯故意殺人罪於1999年終審被判處無期徒刑。現年76歲的張滿獲悉再審訊息後，表示“我年紀大了，等不起了。希望再審的時間快一點。”（澎湃新聞12月14日報道）

實際上，發生在上世紀90年代左右的張滿一案的判決，帶有很明顯的“疑罪從有”的時代特徵。所謂“疑罪從有”，通俗地說，就是“不放過一個壞人”。以張滿案為例，雖然案發現場的腳印為39碼鞋，而張滿穿43碼鞋，雖然張滿的辯護律師曾指出，檢方提交的的鋤頭把與兇案現場勘驗筆錄中的鋤頭把不一致，但這些有利證據始終無法完全排除張滿的作案嫌疑。所以，按照當時“疑罪從有”的思維，張滿有罪。

“疑罪從有”法律思維雖然有利於打擊犯罪，確保犯罪分子無一漏網，但也很容易誤傷無辜。曾經名噪一時的內蒙呼格案，河南佘祥林案，浙江張輝、張高平叔侄案等，都是拜“疑罪從有”法律思維所賜。所以，各界對於以前的“疑罪從有”法律思維批判甚多。

隨著時代的發展，法治的進步，“疑罪從有”的法律思維現在已經完全被“疑罪從無”的法律思維所取代。所謂“疑罪從無”，通俗地說，就是“不冤枉一個好人”。在“疑罪從無”的審判思維指導下，沒有確鑿證據不能追究任何一個公民的法律責任，當事人也不再需要自證清白。內蒙呼格案、河南佘祥林案等也紛紛沉冤昭雪。

事實上，無論是在大陸法系國家，還是在英美法系國家，“疑罪從無”都已經成為一個基本法律原則。被稱為世紀大審判的美國橄欖球明星辛普森殺妻案，雖然很多證據直指辛普森系真兇，但由於警方的一些失誤，使得這些證據無法在法庭上得到認可。因此，儘管全世界人民都知道辛普森殺了妻子，但法律仍然按照“疑罪從無”認定其無罪。這樣的判決雖然便宜了辛普森，但也讓“疑罪從無”的法律理念深入人心，可以避免了更多的冤案，更符合公民的整體利益。

“大理滅門案”能夠啟動重審，也是“疑罪從無”法律思維的功勞。根據《刑事訴訟法》第二百五十三條規定，人民法院對“有新的證據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事實確有錯誤，可能影響定罪量刑的”“據以定罪量刑的證據不確實、不充分、依法應當予以排除，或者證明案件事實的主要證據之間存在矛盾的”案件應當再審。考慮到案發距今已很遙遠，再發現新證據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原審認定證據不確實、不充分應該是再審原因。

目前，該案啟動再審的具體原因是什麼，媒體尚未披露。但時隔終審判決22年後，能夠頂著巨大壓力啟動再審，就已經是一種巨大的進步，該案堪稱“疑罪從無”法治思維的新典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