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楊叛匪在圍攻長沙無果後，向西北武昌殺去，以曾胡左李為首的湖湘士子集團以一場勝利走上了他們的治世之道。後人在分析這兩派勢力所代表的思想價值觀的時候，總是出現兩極化的評論，無論對哪一方都無法給予客觀和公正的評價。

中國近現代被列強蹂躪、民不聊生的社會現象與歷代專制王朝長期奉行的弱民、愚民的政策有千絲萬縷般的聯絡。自從先秦採取商鞅的策略，一本《商君書》成了歷代為君者必讀的寶典，百姓顯然是淪為了皇權勢力必須要把控的物件。說得好聽點，是為了整合社會力量與統一人民的思想。說得不好聽一點，是為了灌輸意識形態，去除思想文化的多樣性，從上至下，一種聲音，一個方向，目的是希望自身所代表的統治勢力可以長治久安。統治者奉行的一套理論，自然是受命於天、皇權神授，這套遊戲規則一直是屢試不爽。

在中國的古代，統治這片土地的主要政治力量是以皇權為核心&官權為輔助的中央集權制政府。對於奉行家天下這套體系的統治者來說，如何將自己的權力擴大化，同時將官權分化 ，以維持政治平衡，是他們這一家族是否可以維持一個朝代的根本要素。北宋年間，樞密使文彥博就對神宗皇帝說過 “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百姓治天下。” 文說這句話是有原因的，因為在古時候，中國雖然初步完成了國家的統一 （車同軌，書同文），但是國家權力的擴張只能達到縣一級。縣以下基本上是士族自治，所謂的自治就是以鄉紳為核心的管理模式。

這時候的社會是以小農/自然經濟為主體的農業社會，大量的人口是從事體力勞動的農民，但是他們對於土地的所有權並沒有足夠多的認知，對於參與管理的權力更是沒有概念。再加上歷朝歷代達官貴人的土地兼併，造成地主鄉紳階層對於小農經濟模式擁有壟斷權、對於社會上升的渠道擁有絕對的把控權。嚴重減少了農民實現階級躍升的機會，對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更是沒有起到促進作用。只停留在原始的以物換物的商品經濟，沒有更高一級的商品交換，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極其困難的。然而達到更高一級的初代資本主義，又需要以國家層面的政府來進行資源的再整合、再調控，若沒有相對應的經濟組織來管理和擴大生產規模以及建構貿易體系，資本主義是很難在中國發展壯大的。這是經濟方面的社會頑疾。再者，中國古代主流的思想體系，是以儒家為核心的一套集合 “天地人”的極其複雜的思想體系。這對整個社會的發展，在某些層面是有阻礙作用的。雖然我們現在可以看出其倡導的一些理論，例如“民貴君輕” “大同社會”，與西方現代社會所倡導的哲學思想並不矛盾，但是終究沒能帶領中國走出歷史的輪迴圈。因為儒家學說已經演化成了一種類似於宗教的思想流派，與近些年在西方社會流傳的 “自由民主神教” 有異曲同工之妙。這種 “儒教” 流傳的根源，是統治者，也就是皇權勢力想方設法所要倡導的，他們需要這種思想來幫助他們維持統治。

到了清朝中葉，社會矛盾的累計，人口的爆發性增長，底層百姓困苦的生活，終究藉著洪楊兵禍一起迸發了出來。歷朝歷代，只要是階級喪失了流動性，民怨加劇，政府官員橫行霸道，馬上就有不得意的 “既得利益者” 要出來發動起義了。朝代的更迭，一貫如此。

在前幾篇簡述洪火秀髮家史時，筆者就對他的家庭背景有過簡單的描述。在那個年代，能讀得起書的，一般家中都有一些產業，能有些餘錢給孩子讀書。洪教主比起那些真正的底層人算是不錯了，也算是一個半吊子文人了。可誰也沒想到，此人竟然因為沒考上秀才就對體制懷恨在心，以一己私慾忽悠無知百姓，居然走上了造反之路。要知道，考不上秀才固然有諸多因素，但主要的原因還是在自己。洪秀全自身的文化水平，可能寫一篇規規矩矩的古文都成問題。這種謠言惑眾的文人，一旦決定走上反叛之路，必將給整個國家和民族帶來災難。

筆者在給知識分子劃分界限的時候，一貫以大小來劃分。在古代能進入翰林院，能入閣的，能開館授徒的，能正經開宗立派的，都以大知識分子來稱呼。那些附庸風雅的、達官貴人的下級門客、名落孫山的、坑蒙拐騙的、讀書讀傻的學子，都以小知識分子來稱呼。某種程度上，小知識分子對於整個社會的危害性超過大知識分子。因為人類社會本身就是一個 “反智” 的社會，這種反智伴隨著迷信、宗教、玄學，一直控制著底層百姓的思想。即使我們建立了新中國，這種現象仍然層出不窮。洪秀全如果是代表了農民階層，是為了百姓去打天下，那真的是滑天下之大稽。從他當年在永安建制到病死南京這十幾年裡，他的皇權思想比誰都要嚴重。底層百姓本身連大字都不認識，直到建國前我們還保持著近80%的文盲率。底層百姓對於平不平等的認知，僅限於 “我家的耕地是不是與鄰居家的差不多大” “我的收入是不是超過了鄰居” “我給人做工，和其他長工是不是拿著一樣的錢”。這種對平等的理解，只要鄉紳階級願意出錢，願意讓步，不出數月便可平息。可當時的太平天國起義，恰恰就是以鄉紳階級為首的小知識分子為了滿足私慾，出來造反了。馮雲山，洪秀全，都是血淋淋的例子。一旦他們眼見進入體制無望，心理長期被不滿情緒所影響，那便會滋生報復社會，極端利己的心態。

人類社會的弊端就在於實現階級躍升的渠道是有限的，一旦出現有不得意的 “既得利益者”，那麼就給社會的穩定帶來隱患。目前來看，我們依然沒有走出這個魔咒。只不過當下還能壓得住，是因為政府還算穩定，整體國家的運勢還是向上走的。可是誰又能保證將來呢？30年一個輪迴，社會各方面發展到極致，必然會有矛盾的誕生。

我們從來不缺洪秀全般的人物，我們缺的是能把現代化公民理念普及給普羅大眾的領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