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今日頭條上閱讀了《新京報》發的一篇文章，名為“劉瑜讀福山：如何理解身份政治的兩面性？”，這實際上是摘自福山《身份政治》一書中文版中劉瑜所撰寫的導言部分。

劉瑜曾是很多人心目中的“知識精英”，包括我，與她地位旗鼓相當的還有陳丹青、梁文道等人，在讀書和傳媒上曾受到過他們很多影響。我跟野老師常常津津樂道於他們的某些觀點，並由此開始我們的一次又一次的討論。

最近幾年，這些人都成了重大事故翻車現場的“受害者”，被質疑被批判的聲音不絕於耳，這個於我同樣是一個“祛魅”的過程，開始反思他們當初吸引我們的是什麼這裡面存在什麼問題等等。

去年吧，看了劉瑜“我女兒正勢不可擋的成為一個普通人”的演講影片後，算徹底倒了胃口，感覺這就是天使從天上掉到了地上，而且是臉先著地，已經沒法看了。

這次讀她的這篇文章，倒沒有那麼多的先入之見，只是想看看一個人的觀念是不是也可能因時而變有所進步，還是說當有些東西已經像DNA刻到骨子裡了，後面就不可能再有什麼質變只有變種了。

事實上，結論有點絕望。

通篇讀下來，全是一整套的西方話術，民主衰退、政治極化、新部落主義、威權國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集體自由、個體權利……而且是在一個貌似很包容但實際上很封閉很自說自話的語境裡繞來繞去，試圖用邏輯匯出她已經預設的結論。她如此推崇福山的觀點，甚至讓我聯想到她與福山的共同之處：同為東方人，同樣受到了美式教育，同樣在絞盡腦汁或者自發的由衷的為美式民主洗地，等等，我也在想，他們的這些共同點的背後更深層的原因是什麼，如果從被思想殖民的更底層來分析，我覺得不僅可以從個人主義文化對集體主義文化的衝擊和影響找出原因，甚至能追訴到農耕民族和狩獵民族、肉食動物和雜食動物的文化習性上找到關聯。

當然，對於他們這樣的已經精通西方政治學話術的專業人士“高階知識分子”的表述來說，我們作為一個普通人要跟解剖麻雀一樣說出個三六九來逐一分析批判是不太可能的，但不妨可以說些很基本的東西。

劉瑜認為，是因為“身份政治”才導致“民主轉型大躍進”受挫。“在福山看來，將政治的核心議題從階層轉向身份，這是一封信被投寄到了“錯誤的地址”。真實的問題是全球各國不平等的惡化，是國家能力的缺失，是技術變革對勞動者的威脅，等等；但是，當下全球崛起的卻是民族主義、宗教極端主義以及各種身份群體在“受害者金字塔”上競相攀登。消防員在勇猛奮戰，大火卻燃燒在別處。”那意思是“民主轉型”沒錯，是“身份政治”被操弄的錯，因為“政治永遠是塑造身份政治的核心力量”。並且“民主”是個好東西，劉瑜認為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是指支付競爭背後的觀念競爭已經終結，大家都在打著打著“民主”之類已經是“普世價值”的名號各自行事。

這是我覺得第一個值得商榷的觀點。啥叫民主啊？不同的文化對它的定義和邊界都不一樣，即使對於一個文化來說，它也是一個動態變化的過程，是一個跟其他很多方面相生相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東西。你把它放在了“威權”的對立面，那“威權”裡面的“民主集中”該怎麼解釋呢？

作者的核心觀點不僅是因為“身份政治”才導致“民主轉型大躍進”受挫，而是要表述“身份政治”帶來的客觀結果具有兩面性，這個兩面性在西方帶來了好的結果，但在所有的非西方國家，都帶來了壞的結果。要變壞為好，還得跟西方學。這是這篇文章的潛臺詞。

“到了20世紀後半期，以身份認同為動力的政治鬥爭，進一步深化為各種如火如荼的民權運動：女權主義、反種族主義、同性戀平權運動、移民難民的權利抗爭等，無不彰顯身份認同所能激發的政治爆發力。這些運動的成果顯示，身份政治不但可能與自由、平等、博愛等啟蒙價值相互相容，而且是達至這些目標極其有效的動員加速器。”“換言之，身份政治具有天然的集體性，當這種集體性成為個體權利的輔助性力量，它往往呈現出“進步性”，而當這種集體性成為個體權利的壓迫力量，它常常變得“反動”。”

作者舉的塔利班的例子很值得玩味。她認為塔利班也分“進步的”塔利班和“反動的”塔利班，根本差異一個是反抗蘇聯的入侵爭取的是爭取“阿富汗的獨立與自由”，一個是一個壓迫性的政權，有各種問題，尤其是在跟美國人對著幹，所以什麼都不對。這個進步的和反動的不是同一個塔利班麼？為什麼當他跟蘇聯人對著幹的時候你就說他是進步的就忽略掉他的“壓迫性”而後面就啥都是“反動的”呢？這不是“西方中心主義”麼？

作者也沒有把“集體自由”和“個人權利”給說清楚，她甚至把“集體自由”和“個人權利”放到了對立面，包括把“多元文化主義”“文化相對主義”。

“以對個體權利的尊重程度去衡量身份政治的利弊，使我們發現隱藏在“多”背後的“一”。近年，“多元文化主義”越來越成為多族群國家解決族群衝突的政治理念——人們越來越相信，文化融合或同化是不必要的，各個族群各美其美不但可能，而且多樣性是力量的源泉。但是，“多”之所以能夠和諧共存，是因為背後有個“一”，即，允許不同觀念、文化和宗教並存的自由空間。沒有這個“一”， “多”就成為撕裂性力量。塔利班不可能與基督徒共建“多元文化主義”，正如納粹不會在“多元文化主義”的旗幟下與猶太人和諧共處。無視這個“一”，“多元文化主義”將蛻變為“文化相對主義”。這裡面，如果你把“多元文化主義”中的單位由國家內的族群變成以國家為單位的不同“族群”，恰恰可以看到現在美國和西方正是一副“文化相對主義”的嘴臉。

最後，劉瑜開出的藥方是強調“信條身份”而不是“族群身份”，即，“基於對憲政主義原則、法治、民主責任制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條”來構建“我們”。這個“信條身份”不正是西方所謂的“普世價值”麼？兜了那麼大個圈子想讓讀者得出一個即使不是臭了大街也是受到廣泛爭議的結論，我覺得作者就是在有意無意的捍衛某些東西，甚至可以說是在“狡辯”。

我們通常會把我們的文化叫做農耕文化集體主義文化，把西方文化叫做狩獵文化個人主義文化。跟朋友聊天時，我開玩笑說我們的文化是雜食動物文化，他們是肉食動物文化，雜食動物從絕對力量上弱於肉食動物，但雜食動物適應能力強學習能力強，尤其是在被肉食動物侵略壓迫時。也許有一天作為雜食動物的東方人會把作為食肉動物的西方人像作為雜食動物的人把老虎獅子這些食物鏈最頂端的動物給幹成保護動物一樣。在這個人一步一步進化成人的過程中，可能有一些雜食動物的學習能力過強了，以至於喪失了其原來本質的東西。這是一種精神被殖民的表現，就跟日本人在二戰後的表現一樣。當然，你也可以說，這恰恰也是作為雜食動物文化的一個突出特徵。至少是階段性特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