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通讀了美國羅威廉的心血鉅製《救世——陳宏謀與十八世紀中國的精英意識》，對其認知有了新飛躍。一個更加生動、壯闊而立體的人物呈現腦海，私譽之以中國版亞當·斯密。

桂林相國陳弘謀

在中國本土政治經濟學界裡，有一種中國缺少亞當·斯密式的人物而慨嘆的悲情雲朵壓抑盤旋，情同世界著名航天彈道科學家錢學森為科學發問一樣？

筆者今天大膽宣告，中國版亞當·斯密是乾隆盛世的輔宰重臣——桂林相國陳宏謀，一個被乾隆“活活掐死”的資本市場經濟大師。（縱觀數千載中國，缺乏袁隆平式的世界級科學家，是特殊的政治文化造就的，也是當下千篇一律的新中國需要深刻反思的）

筆者以此文略述中國版和英國版亞當·斯密，以及一個乾隆賴以盛世而不可或缺的重要股肱之臣、守正創新的改革家——桂林相國陳宏謀。

陳宏謀和亞當·斯密的比較

陳宏謀（1696—1771年）和亞當·斯密（1723——1790年）同處雍乾年份，兩人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和實踐的行家，是東西方原初資本擴張和市場經濟發端的見證者和推動者。

亞當·斯密因經濟學鉅製《國富論》對世界經濟的偉大貢獻而家喻戶曉，陳宏謀以東方倫理學鉅製《五種遺規》等系列叢書、數十萬之言卻鮮有人知。如果不是乾隆從中作梗，筆者推測陳宏謀將盛大推出《六種遺規》之《富國遺規》（其實《從政遺規》就濃縮了“強國富民”的智慧，言政治必及經濟，兩者素來不分家）。

《國富論》之亞當·斯密

陳宏謀和亞當·斯密都集合了東西方古典政治經濟學和倫理學的雙重身份。亞當·斯密何以《國富論》赫名於世，背後需要一個偉大的靈魂來支撐，這個靈魂修著了少人聽聞的倫理學大作《道德情操論》（陳宏謀《五種遺規》等著影響至民國，其實還不夠）。

在《道德情操論》裡，亞當·斯密發問：為什麼有的民族發達，有的卻十分落後？他解釋道：自私自利是人的普遍本性，但是人還有一個獲得社會認可和尊重的本性，這個利他本性規範了逐利本性的手段，是人類永恆的法則。可以這樣認為，道德情操論就是英國紳士亞當·斯密的思想原貌。

那麼，《五種遺規》則是陳宏謀期望的社會生態規範，以《養正遺規》、《訓俗遺規》、《教女遺規》、《學仕遺規》和《從政遺規》分門別類地規範五個社會群體，包括遺規之外的《在官法戒錄》、《大學衍義》和《課士直解》等，都是良心、良知和良能的守正教育，當然還包括《陪遠堂手札》等，無不充斥著倫理學泰斗陳宏謀對國家後備力量教育的拳拳之心，涵蓋兒童教育、女性教育、人生立志、正統風俗、從政為官、經世為人等等方面，真可謂“所至惓惓民生風俗”（乾隆皇帝語）。

晚清中興名臣曾國藩家曾氏家族並沒有像樣的族規，他把陳宏謀《五種遺規》等奉為家門振興的必讀書目，他立志學陳宏謀編輯屬於自己的著作，遂有後來的《曾國藩家書》等系列叢書被世人追捧。

而曾國藩追隨陳宏謀的緣起，在於他獨特的生存哲學，也就是陳宏謀獨道的從政經世之道，就是陳宏謀可以與英國經濟學泰斗亞當·斯密相提並論的“經世”思想。請繼續關注下文。

陳宏謀德才兼備的“體用思想”是多方碰撞的滌盪和汰選

陳宏謀出身嶺南西粵的桂林，灑掃乾淨、勤儉節約的橫山父母和當地敬天敬祖的祭祀風俗，是陳宏謀樸素思想、平民思維第一項原生髮源。

田野教育的生命體認讓他對天地君親師有了根深蒂固的敬畏感，關心體恤底層的為政思想也來自他天然的農民階層身份。

在翰林院庶常館深造的時候，他有機會結識了乾隆皇帝的老師朱軾。陳宏謀之所以推崇司馬光和陝西關中實學，朱軾滿是乾貨的實學和實操教導給了他最直接的啟發。

內斂、嚴謹、執拗又自信的個性，包含了他對人性的善良和對政府的樂觀，而官僚政治的險惡鬥爭又令其常持必要的警惕。陳宏謀笑對碰到的挫折和來自外部的無端攻詰，當做成長的鋪路石，淬鍊了他“不怕事、不惹事、能扛事”的朗朗硬骨，“宦海無定，經一番波浪，增一番閱歷。”

陳宏謀《五種遺規》

對於“為惡得福，為善得禍”的問題，歷經風波的陳宏謀撫慰同僚：“君子不爭一時之福禍，而爭千古之名義，窮之流芳百世”。

為了有所作為，主張維護平民利益的陳宏謀喜結交高層領導和貴族幹部，但是他從來不捲入派系鬥爭和主流學術沒有意義的爭辯。他認為學者必須是服務於公眾的積極分子。

陳宏謀熟識潛規則，他講究人情卻不世故。憑藉這點，他積攢了大堆同僚粉絲。

知行合一（體用合一）是陳宏謀受益終身的王陽明思想核心主題，他告誡蘇州紫陽書院，“學問之無關於身心者，其病在求知而不求行”，“書自書而我自我”的讀書人被定性為有知識沒文化的於世無用、徒勞無功之人。

改革派陳宏謀的實用為政，集合了半個務實派的王安石和半個親民派的司馬光

陳宏謀早期從“宋碑看桂林”的豐富歷史寶庫中，站在湖湘學派一代宗師張栻（桂林知府）的肩膀上，建構了崇實經世的原初思想和從政畫圖；面對漓東普陀七星的“北宋元祐黨籍碑”，他向老師們請教了北宋滅亡的原因，政治家王安石和司馬光也雙雙進入了他的人物圖譜。

陳宏謀認為司馬光的生活和工作是體用合一的典範，極其欣賞他專注國計民生而很少形而上的思考。他發現司馬光的女性倫理和家庭管理問題觀點比程朱理學更為寬厚。

司馬光對陳宏謀有兩大影響力，一個是正確總結的前史經驗，一個是超越激進派王安石的政府設計。

司馬光《資政通鑑》

司馬光第一項影響力是司馬光編輯的《資治通鑑》對後世大有裨益，受皇帝委託和老師張廷玉的指導，陳宏謀三編《綱鑑正史約》，頒發給雲南和陝西的所有官辦學校，這個過程充分體現一個歷史比較學者的真知灼見。歷史精華、儒家經典和理學識見的三者結合，是陳宏謀和前輩司馬光的共通之處。

司馬光的第二大影響是他對空想還激進的王安石的批判。王安石主張強而有力的集權政府而加強社會控制，而司馬光卻主張“小政府、大社會”以防止過分侵犯、索取百姓利益，這兩個政治觀點在後世反覆政治實踐且不同程度的受用獲益。

王安石的觀點沒有在陳宏謀的輯著中出現，並非完全否定王安石，他作為變法派是很推崇王安石的一些政治主張的，比如王安石主張的中央集權和全社會動員的積極有為的治國之道，只是他不想因為支援備受爭議的王安石而惹禍燒身。（筆者佩服陳宏謀不露鋒芒的政治敏銳感）

陳宏謀對王安石過分的性善預期、機械的集權控制和打擊私人利益的做法頗有微詞，但也非純粹的司馬光主義。平民主義的陳宏謀反對司馬光的貴族思想、過分等級觀念和過度放任、消極而無為怠政觀。

陳宏謀的傳統儒家思想和維穩的許多觀點政策有司馬光的影子，是一個積極、親民而有為的司馬光；但在企圖新作為上卻更像王安石，應該說是務實派的王安石。

陳宏謀維護支援“性善論”的王安石和他的國家集權制下的社會財富增長和社會行動計劃。陳宏謀把發展學校、追求利潤、擴大再生產、金融擴張和市場選擇等王安石政治主張付諸了地方社會治理的有效實踐，比如“雲南銅政”、農業開發運動、發展義學和建設社倉等。

王安石

陳宏謀痛惜王安石的變法失敗，敗在他對複雜人性的理想主義，敗在沒有一幫精通實用知識的人才隊伍。而司馬光是精通專業的政府公職，他對個人品德修養持不懈追求，對政治更多人文關懷。在乾隆時代，陳宏謀披著司馬光謙謙君子的外衣，克勤克禮、持慎有恭地走著王安石的路。

陳宏謀在複雜政治環境下，以司馬光之謙慎、王安石之圖強，孜孜不倦地貢獻國家

曾國藩格外佩服陳宏謀的治世方略，是他以守正的仁政為人和創新的經濟思維在危機環視的乾隆朝廷，屹立不倒。

陳宏謀的著述能逃出文字獄的珠網密佈，也算是他的觀察獨到，所以他的言論和著作讓吹毛求疵的奸探找不到半點類似“清風亂翻書”的邀功嫌疑。

陳宏謀熟知的對他有提攜之恩兩朝元老張廷玉，八年即升巡撫的同年好友尹繼善和他的舅舅大學士鄂爾泰，政治盟友孫嘉淦，攜手調查鄂昌（鄂爾泰之子）西北戰事失利的搭檔重臣劉統勳，一起徹查緣起海寧查嗣庭案（金庸祖上）的浙江舞弊大案、後高居直隸總督的李衛，曾經叱吒風雲的田文鏡……都在雍乾兩朝皇帝手中栽過跟斗。政治前途戛然而止的有之，革職思過的有之，降級處理的有之，殺頭謝罪的有之。

唯獨陳宏謀知虎而行、奇招淌險，守“不怕丟官”之正，摘“終得升官”之果，乾隆皇帝起初對其父親的“親信遺產”，持盡信不如不信的態度。後來，幾次三番慾望痛擊他，卻被陳宏謀的忠耿和有為所歎服，終將其視為不可或缺的左膀右臂和滅火將軍，哪裡有棘手問題，往往想到他的經濟大師陳宏謀。

桂林臨桂區橫山村陳氏宗祠

乾隆皇帝的雄圖偉略，離不開“天地人”觀念很重、行政靈活、經濟獨道的陳宏謀。陳宏謀力主擴大種植規模、品類，“積儲為民命所官，亦當今切實要務”，他為國家成就了包括糧食供應的一整套社會供應系統。比如，“湖廣熟、天下足”，出自兩湖巡撫陳宏謀之手。

陳宏謀給乾隆皇帝奏疏：“盛朝休養日久，生齒殷繁，縱盡水濱山涯皆為民業，猶恐有限之地，不足以養滋生之民……以官養民，而不以民養民，力所不及，勢有所窮。此司土者所不能不轉展於心，懼無以副聖天子惠元元之意。”

陳宏謀夙心不寐的是純粹的土產和封閉的區域供應對國計民生無以全濟的焦慮，商業經濟成為他特別關注的民生領域。陳宏謀的商業思維發端於農業產品的商業化跨區運營，而糧食的商業出口是清朝歷任皇帝極力反對的，但是在非常時期卻有陳宏謀的非常之策，比如：主政福建期間（1752—1753年），他上奏說服皇帝解禁海峽兩岸的貿易控制，以臺灣富產的餘糧填補福建所缺，也促進了對岸農業經濟的發展。

陳宏謀當然希望貿易廣泛開放，讓福建的民生收益。1753年，他把允許泰國商人到廈門合理價格出售大米之舉具奏皇帝，並提議將官辦轉為民辦，這個提議和計劃的實施收效顯著，糧食困頓得以紓緩，民營經濟也顯示特別的活力。尤其是他智慧地突破朝廷頒佈的“中國商人三年海外逗留期”限制，擴大中國商人南洋貿易的品類和年限。而因這樣的時效開放政策在全國備受矚目，被南部大省廣東成功模仿，此舉被戶部以新商業法令頒佈下發，也造就了一代資本大鱷，比如鹽業起家的兩廣首富、江西臨川籍桂林李宜民（三元及第陳繼昌德配李氏孫女），類似這樣的商業市場行為很多，不再多加羅列。

陳宏謀治理的營商環境是十分寬大的，他清楚無商不奸的行業弊端，但是他認為政府對過分的商業謀利是完全可以有效施策的，這是他一直謹慎而樂觀的全域性把握。

但是，乾隆皇帝忌憚龐大的利益集團產生恐對有效政治控制的十分不利，兩廣總督陳宏謀更大的開放鹽政被上峰撤換，接任者吉慶調查結果認為，陳宏謀沒有什麼商人挾持、貪汙受賄的罪過，鹽業的官商配額也在“保民生基本”的合理範疇，罪在他過於超前的市場化商業運作，一個活絡的商業帝國被乾隆皇帝憚之而掐死。

乾隆後二十年（1775—1795年），商業收攏的清帝國開始走下坡路，而商業思維旗鼓相當的西半球的英國，採取開放的市場化政策，促進因工業革命而生新業態，這是陳宏謀預想而未曾實現的商業夢想。

陳宏謀經世地方三十年（1733——1763年），是清朝錯過的資本主義發展的重要黃金時期。乾隆如果是雍正，當不如此！

何況反對搞團團夥夥、富有政績的陳宏謀，吸引了一幫或貴或富或賤的政治擁護者，按普遍邏輯推測，崇尚實學、政經一體的朝廷高階官員陳宏謀，比較英國象牙塔裡的教師亞當·斯密，要更富含商業實務經驗。

因為特殊的政治文化，中國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起得較早卻趕了趟晚集。扼腕嘆息！

END

作為同鄉，為中國的亞當·斯密——陳宏謀而鼓呼，責無旁貸！遂生此文，不足之處請不吝賜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