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封建時期，整個社會是以男權為主導的，處處都體現出男尊女卑的思想，在這種背景下，如果是大戶人家的女兒還好，而如果是窮苦人家的女兒的話，那命運多半更悲慘了。戰國時期韓非子就曾記載：

“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

。意思是有些窮苦人家如果生了男孩，則互相賀喜，如果是女孩的話，則可能直接殺死。正所謂

“臍上胞水血尚殷，眼前咫尺鬼門關。”

其實不光是中國，世界上幾乎所有民族在古代的時候都是重男輕女的，原因很明顯，因為那時候社會生產力主要是以人力為主，而男性的體力天然的要高於女性，因此久而久之，掌握著主要社會資源的男性就對整個社會擁有絕對主導權了，只不過中國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封建等級更加森嚴，講究的是

“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

所以重男輕女相對來說要更嚴重，延續的時間也更久一些。

放棄嬰的嬰兒塔

重女輕女思想最極端的表現就是溺殺女嬰了，據曾任湖南藩司的朱綱雍正年間奏稱

“湖南百姓有溺女之惡俗”、“問及溺女風俗,皆

活然

不以為怪”。

而不光是湖南，那時候全國大半省份都有溺殺女嬰的現象，同治年間，御史林式恭奏報民間溺女積習未除，請嚴行禁止，疏稱：

“廣東、福建、浙江、山西等省仍有溺女之風,恐他省亦所不免”。

那時候的百姓文化水平低，對於這種滅絕天理人倫的事情不以為然，在他們看來

“溺女之習,由來已久。”

所以

“習俗相沿,猶然如故”。

這種溺殺女嬰的現象在當時是全國性的嚴重社會問題，從統治階級的角度看，如果放任這種惡習傳延的話，則必然導致嚴重的男女比例失調，這又將導致更大的社會不穩定性和全國勞動力的下降。因此歷朝歷代都曾明令禁止溺殺女嬰，但並沒有起什麼作用，因為在古代封建思想中，男子不光是主要的勞動力，更是可以傳宗接代的，而女子養大後，難免要嫁人，因此古人們認為生女兒是

“賠錢貨”

，而在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

的封建倫理下，父母溺死自己的孩子就像處理自己的私人財產一樣，他們認為這是合理合法的，所以官府的禁令，他們也就視而不見了。

清朝窮苦人家

清朝時期對於禁止溺殺女嬰的法令是最嚴的，由於滿人並沒有這個傳統，因此對於中原百姓的這一陋習非常看不慣，按照《大清律例》的規定，溺殺女嬰，比照祖父母、父母故意殺害子孫的條例，“杖七十，徒一年半”。康熙時代，不僅按照殺子孫條例治罪，還對家長、鄰居、保長實行連坐。後來的光緒皇帝也曾下諭：“溺女必與嚴懲。”

不過古代的資訊交通都非常差，再加上百姓們都是聚族而居，所以很多溺殺女嬰都是悄悄進行的，官府無從知曉，也就無從管制了。

清朝窮苦人家

縱覽史冊，對於制止溺殺女嬰現象真正起顯著效果的人恐怕只有清朝中期重臣

阮元

了。阮元生於1764年，於乾隆五十四年（1789）中進士，憑藉出色的才華先後在禮部、兵部、戶部、工部任職，後來下放到地方做官，先後出任山東、浙江學政，浙江、江西、河南巡撫及漕運總督、湖廣總督、兩廣總督、雲貴總督等職。歷經乾隆、嘉慶、道光三朝，號稱

“九省疆臣、三朝閣老、一代文宗”

。阮元一生，所到地方皆政績卓著，或整肅吏治，懲戒貪墨，或整頓經濟，改善民生，或剿滅盜匪，保境安民。但除開這些，阮元在制止溺殺女嬰這一千年惡習上，也有著功德無量的貢獻。

阮元朝服像

嘉慶四年（1799）的時候，阮元出任浙江巡撫，當時在浙江金華一帶的窮苦人家，由於本就家境困難，生了女嬰大多會溺死，阮元得知後心中不忍，但他知道，如果單靠法律制止的話，那這一惡習早就終結了，可仍然延續千年之久。因此要想有效制止窮苦人家溺殺女嬰，僅靠嚴刑峻法並不行。後來阮元終於想到了一個辦法剎住了這股惡風惡習。

阮元畫像

阮元發出公告，凡是窮苦人家生了女兒，只要到郡學中報道登記後，就可領一兩的喜銀。這樣一來，阮元就透過以錢賑濟的方式變生女兒為喜事了，而這一方法的另一關鍵作用在於利用了窮苦百姓缺錢這一特點，讓他們主動向官府報道自己生了女兒，這樣一來也就無從隱瞞了。

清朝時期的小女孩

為了避免一些人領喜銀後又偷偷溺殺女嬰而謊報病死的事情發生，阮元又規定，一個月後父母必須帶著女嬰來檢驗核對，如核對不成則不僅要退回喜銀，還得按溺殺女嬰的法律治罪。雙管齊下之下，前有喜銀以濟窮，後有法律以挾制，窮苦人家就不得不認真哺育女嬰一個月了。人心畢竟是肉長的，自己生的孩子又足足養育了一個月，再想動手溺殺就於心不忍了，一個月的時間足以讓父母和女嬰間產生很深的感情。後來清末的陳康祺在《郎潛紀聞初筆》中贊曰：

“此拯嬰第一法”

。可以說阮元這一方法是充分利用了人性，而他給百姓的喜銀並不是掏國家的錢，而是從自己的俸祿銀子裡捐出來的，這一點更讓百姓們紛紛稱讚。

後世談到阮元都對他

“極三朝之寵遇，為一代之完人”

讚不絕口，但阮元一生最顯菩薩心腸和功德無量之事，應該就是他在自己轄區內拯救了無數的女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