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些諷刺性的軍閥逸事中可以看到一個極明顯的事實，由傳統的官紳合作實行農村社會的管理，到現在變為軍紳政權後，給中國帶來了自洋務運動以來從未碰到過的嚴峻局面。自太平天國農民大起義平息後，中國的社會危機主要是由外部西方文明的侵入引起的。洋務運動、戊戌變法以及清末新政，均為對西方挑戰的積極反應。現在，外部危機不但沒有解決，內部卻出現了嚴重的社會秩序混亂。危機的罪魁禍首就是軍紳政權，而他們合法性之意識形態基礎就是儒家倫理。軍紳政權不僅利用儒家意識形態的價值核心作為自己討伐異己的道義根據，而且更趨向於復舊倒退。於是一個全社會性的拋棄軍紳政權、批判其意識形態的運動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正如甲午戰爭和庚子事變後，人們曾拋棄傳統哲學觀和社會觀那樣。

民初中國第一次政治民主化嘗試的失敗，已經預示著越來越強的社會整合危機的出現，而擴大了的紳權必須為社會危機負責。1915年，梁啟超鮮明地表達了整個社會對戊戌變法以來社會變革後果的不滿情緒，他說：“二十年來朝野上下所倡言之新學新政，其結果乃至為社會所厭倦所疾惡：言練兵耶？而盜賊日益滋，秩序日益憂；言理財耶？而帑藏日益空，破產日益迫；言教育耶？而甚至全國人不復識字；言實業耶？而馴至全國人不復得食，其他百端，則皆若是。”自1895～1915年這20年來推動社會變革的主要是紳士階層，梁啟超所表達的社會性的不滿情緒，表明歷史對他們來了一個全盤否定。它猶如隱隱的雷聲宣告儒家意識形態之認同危機即將全面爆發。正在這一年，陳獨秀辦起《青年》雜誌，後又改作《新青年》，新文化運動開始了。中國進入了意識形態更替時期。

從辛亥革命前後知縣的人選研究中可以看出在革命中縣級政權過渡實際上是一個平穩連續的過程。以湖南14個縣當權官員身份統計為例，1901～1911年光復前共有94任知縣，其中進士佔17％，舉人26％，生員34％，其餘23％，有傳統功名的佔77％。1911～1913年新政權共有64位知事，除11％的暫時留任者有功名外，其餘進士、舉人各佔3％，生員佔17％，有功名的佔34％，無功名的佔66％。［32］實際上，1905年後，新學堂培養出來的知識分子開始進入官僚系統，他們逐步取代有傳統功名計程車大夫。辛亥革命後，這個過程只是加快而已，當時仍有34％有傳統功名的人當縣官，表明縣級政府仍掌握在城市化紳士手中，革命中政權的變化只是城市化霸權推翻王權。

傳統封建王朝大多被農民大起義推翻，其解體過程是自下而上，而不是像清朝那樣自上而下。農民大起義首先打擊惡霸地主，然後才是攻縣城、省會，直搗京城的中央政府。兩種解體方式造成的後果是不同的。農民大起義自下而上推翻舊王朝，農村中的紳權首先受到衝擊，這種解體方式對土地兼併等無組織力量清除較徹底。而清朝滅亡只是一體化上層組織解體，它不可能起到打擊土地兼併的功能。何況王權解體同時也是紳權擴張，紳士根本不會去理會農村的土地兼併問題。以往學術界在討論辛亥革命沒有深入農村基層時，多從革命黨人主觀忽視土地與農民這一角度來討論。實際上，辛亥革命不僅沒有消除農村土地兼併，反而因紳權擴張而加劇了農村的土地危機，這可以由社會結構變化來說明。

大陸學術界相當多的人把民初引進西方民主制度實現社會整合的努力歸為民族資產階級的嘗試，實際上當時真正的民族資產階級剛剛在興起之中，他們基本上是被排除在政治之外的。一個典型例子是1912年臨時參議院公佈的選舉法，其中第四條對選民資格作了如下規定：（1）年納直接稅2元以上者；（2）有值500元以上不動產者；（3）有小學以上畢業學歷者。根據這個標準，很多純粹的商人和新興資本家是沒有選舉權的。直接稅是指傳統的地丁漕糧，厘金不在其列。商人和資本家當然很容易有500元以上的資產，但只有房產還不行，土地等才算不動產。很多資本家用的廠房和土地是租來的，而且他們往往沒有學歷。根據選舉法，一個富有的農民可以有選舉權，而很多新興實業家卻沒有資格。［33］因此，選舉法一公佈，就遭到商人的普遍反對。後來袁世凱政府想用變通辦法把其他稅也算作直接稅，但遭到臨時參議院的否決。

其實，選舉法本身就是城市化紳士階級制定並代表他們參政主張的。當時登記的選民有4000萬人以上，佔全國人口十分之一，其中占主導地位的正是各級紳士。民初由城市化紳士（擴張了的紳權）來實現社會整合還表現在各級地方政府的組成之中。不僅地方政府大多在城市化士紳手中，就連第一屆國會成員組織中，亦可以看出紳士和新式學堂畢業的知識分子是議會政治最主要的參與者。如表4。2所示，在455名第一屆國會議員（佔議員總數之53％）中真正資本家只佔了2。6％，屬於新舊士紳（包括新舊政府官員）則佔49。2％，新學堂畢業的知識分子佔了30％。從中可見民初是由城市化縉紳和知識精英聯合起來實行社會整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