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0年10月19日，在廣東普寧的一處行館內，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躺在床榻上對著穹頂大喊三聲 ”星斗南“，油盡燈枯的他不久便離開了人世，離開了那個風雨飄搖中的大清朝。

他這一生已經位極人臣，皇帝對他的賞賜已經到了無可復加的地步，榮華富貴，聲名地位，在漢族大臣裡面已經是第一人了。若說他內心深處還有什麼放不下的，那便是即將形成氣候，即將給東南半壁帶來嚴重傷害的洪楊兵禍。那次歷時十餘年的兵亂，導致超過一億無辜百姓的死亡 （人類歷史上傷亡最大的一場戰爭，超過兩次世界大戰），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直到現在都無法統計得出。清政府為了平定叛亂，所耗費的軍費高達近3億兩白銀，而太平軍所耗之軍費也至少在伯仲之間。二者相加所得之總和，幾乎等同於幾十年後的庚子賠款。將這麼多的經濟負擔附加在老百姓身上，無論清政府還是洪楊邪教都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中華民族在生死緊要的關頭，最需要發展生產力和進行工業革命的時候，陷入了這麼一場浩劫，真的讓人不勝唏噓。同時期的日本，經歷了西南戰爭和明治維新，已經脫亞入歐，完成了對國家政體和社會結構的改造。然而我中國卻一直被無休止的兵亂所累，這一步步的追趕，舉步維艱。

在那個庚戌年的冬天，也就是12月25日前後，清總兵周鳳岐派兵進攻金田村，拜上帝會組織在洪教主的領導下奮力反擊，殺敵300餘人，清副將伊克坦布被當場擊殺。翌年，於洪秀全38歲壽辰之際，萬眾齊聚犀牛嶺，誓師起義，建號太平天國，向清王朝宣戰。同年10月，起義軍攻陷永安縣城，洪秀全在永安建制，封原中軍主將楊秀清為東王，原前軍主將蕭朝貴為西王，原後軍主將馮雲山為南王，原右軍主將韋昌輝為北王，原左軍主將石達開為翼王，並詔令諸王皆受東王節制。從這一刻起，一場腥風血雨拉開了它的帷幕。

隨著起義軍勢力越來越大，咸豐皇帝第一次感到嚴重的危機感，林則徐肯定是沒法用了，死訊早已傳遞到京城，那麼派誰去平亂才好呢？這時候，他想起了一個猛人 ——- 李星沅。李星沅生於1797年，湖南湘陰人，曾任兵部尚書、陝甘巡撫，年少成名，素有 ”神童“ 之稱。作為和林則徐同一時代的人物，此時的他已經無心於政壇，準備告老還鄉。在江淮、南京所做出的一番事業，已經足夠他被後人銘記了。然而當咸豐皇帝的一紙詔書傳到家中，李星沅依舊像林則徐那樣，沒有絲毫的猶豫，接詔赴任。可惜他不會預料到，自己的結局居然也會和林則徐一樣 —— 客死異鄉。

這年的春天，李督師抵達了廣西，他要面臨的局面是前線清軍的將帥不和以及洪楊叛軍逐漸壯大的勢力。前線清軍的指揮官除了欽差大臣李星沅，還有廣西巡撫周天爵和廣西提督向榮。按照常理來說，這三人都是漢人，只要協調好軍務上的權力分配，戰鬥力應該會非常強勢，可惜事與願違。李、周是文官出身，向則是武人出身，對如何剿匪，大家都是各抒己見，各執一詞。周天爵雖然年事已高，但性格固執，手段強硬，對於李督師的建議和方案絲毫不做考慮。向榮又是專業剿匪出身，更是不把李星沅放在眼裡。李督師雖然有才，但壓不住這兩個能人。向、週二人在廣西的數次出擊作戰都未能解決問題，起義軍反而越打越多，眼看著就要進一步擴張勢力。清廷意識到形勢危急，急遣軍機大臣兼文華殿大學士賽尙阿替代李星沅入廣平叛，為了表示對賽的信任，皇帝欽賜其遏必隆刀 （清朝的尚方寶刀）。同時，皇帝還令廣州副都統烏蘭泰、鑲黃旗蒙古副都統達洪阿、鑲白旗蒙古副都統巴清德先後趕赴廣西前線。當賽尚阿還在路上時，1851年4月，李星沅病逝在任上，死因為操勞過度，久病成疾。

1851年秋，賽尚阿終於到了廣西。同時清朝的其他各路平叛大軍、團練，也先後抵達了廣西境內。從清軍的紙面實力上來看，可謂是兵多將廣，猛將如雲，軍中更是有烏蘭泰這樣的火器專家，聚集於廣西的所有清軍已達10萬人，後方更有咸豐允諾的充足的軍械和錢糧。無論從哪一方面去分析，賽督師都不該輸掉這一場戰爭。可是歷史又再次給我們開了一個大玩笑，洪秀全率領的起義軍居然成功從新圩突圍並且還重創了向榮所部。蒙古大儒賽先生一戰被嚇破了膽，連忙將大營遷至遠離戰場的陽朔。這一舉動無疑給後續的作戰指揮增添了難度，連皇帝也不滿意賽尚阿這一做法。緊接著烏蘭泰和向榮兩人在前線的不配合，導致包圍圈一直不能縮緊，連續作戰的失利也給全軍計程車氣造成了重大影響，這所有的一切都給後來的大峒殲滅戰埋下了伏筆。

1852年4月7日，洪秀全等人在先敗一城 （龍寮嶺之戰）的情況下，集合士兵，沉著應戰，在大峒谷地設伏待敵。次日凌晨，清軍進入伏擊圈，太平軍乘勢衝殺，殲敵2000餘人，擊斃清廷總兵4人。一舉扭轉了戰略局勢，由守轉攻，開始了奪取目標大城市的戰略計劃。

筆者之所以把太平天國叛亂和清廷的平叛放在一起，並且以林則徐等人作為核心人物將故事的發展線串起，意圖在探討一個問題 —— 誰代表了真正意義上的社會進步力量？是滿腦子皇權思想鬱郁不得志的洪火秀？還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從洪秀全一生的發展軌跡來看，青年時期的狂妄，中年時期的腹黑，晚年時期的昏聵，沒有哪一個時間段的他是合格的 （這裡的合格指的有無時代洞察力、是否能做出順應潮流的決定、是否可以把握人心、是否能解決重大問題）。有人說他代表了大多數被欺壓的底層人民，可是你再看看他得勢後的所作所為以及對待太平軍內部自己人的態度，似乎也不是這麼一回事。有人說他的 “有衣同穿，有錢同使，無人不保暖，無處不均勻” 的口號是進步的，可是一看中國曆朝農民起義，發現這所有的口號都是政治上的空頭支票。有人說他推行《天朝田畝制度》是進步的，可是一研究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後的歷史，發現又是存在水分。有人說太平天國解放了婦女是進步的，可是把洪宣嬌、傅善祥這些人拿來一琢磨，發現她們只不過是武則天、韋后、太平公主的 “復活”。還有人說這是中國第一個以基督教為國教的農民政權，可是當西方的傳教士進入南京面見洪天王時，才發現他們所信的拜上帝會只不過是對上帝的一種褻瀆。這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地方割據政權，它對於推進中國的現代化程序是有限的。

從歷史的大環境來看，滿清的八股取士制度是非常泯滅人性的，它限制了你思想的創新與發展。此種制度也戕害了無數讀書人的未來，但沒有哪一個讀書人是像洪火秀這樣的狂妄自大並且無法無天的。很多落榜的書生，大多尋了其他行當去做，比如私塾先生，商人，幕僚，訟師，師爺，評書人。在那個絕大多數人不識字的時代 （清朝的文盲率大約有90%），能識文斷字的，想必比今天的這些大學本科生找工作要容易得多。即使落榜，靠著寫寫畫畫，還是能過上比較好的日子（相比起種田的農民）。可洪秀全想靠著科舉飛黃騰達的內心已經魔怔了，屢次不中舉，滋生了他仇恨社會的陰暗心理。那些尋了其他行當做的書生，自然沒有洪教主來得 “偉大”， 但是至少別人沒有為了一己私利去矇騙一眾無辜百姓，讓這些百姓成為自己上位的踮腳石。從小熟讀孔孟這套學說長大的洪秀全，應該不會不懂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這個道理吧。然而當他在面對自己極度膨脹的野心和自我意識的時候，這些哲理早就拋之於腦後。相比起洪秀全，以曾、胡為首的傳統知識分子固然在平定叛亂時，枉殺了很多無辜的生靈，但他們目光是放的長遠的。 只有穩定的大環境，才能將洋務運動實行下去，才能將改革推動下去。

太平天國起義，終究還是帶有農民起義的侷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