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中期的戰爭
穆王至夷王的百餘年間，史家稱之為西周中期。這段時間是周王朝由盛轉衰的時期，穆王遵其父“世法文、武之遠跡，以成其名”的遺志，重振威名，國勢呈現繁榮昌盛的景象，其子恭王尚能守業，到懿王時“王室遂衰”。這期間恭、夷二王曾濫用王權，無端“滅密須”，“烹齊哀公”，導致諸侯與天子離心離德，王朝內部矛盾加劇，周邊民族同周室的關係兵戎相見多於友好往來。重建的“西六師”和駐守東土的“成周八師”，也在大的政治氣候下逐漸渙散，喪失戰鬥力，因而王室這個時期的對外戰爭也從主動出擊變為被動迎戰。戰爭的主要對手，西有獫狁，東為淮夷。對這兩股勁敵的任何一方的關係處理不當，或打擊不力，都會影響到王朝的命運。
穆王時期的戰爭
周穆王
在國家危難之時即位的穆王，並未因其父南征“喪六師於江漢”而失去重振國威的雄心，而是採取一系列措施加強軍事實力，積極主動地向敵人進攻，在戎、夷中間樹立起王朝強大的形象。
（一）整軍習武、調整防禦重點 穆王以後的青銅器銘文中多見“六師”的名稱，這與文獻記載征伐仍以“六師”為主是一致的，表明昭王南征喪師後，即位的穆王和他的宰輔們重新組建了 “西六師” 作為保衛王朝的主力軍。提高軍隊協調作戰能力的關鍵，是培養有軍事指揮才能的軍官，這些人的基本功之一是掌握好射箭本領。為達到這一目的，穆王不僅經常借舉行饗禮和射禮的機會，與師戍將領或朝中大臣進行射箭比賽，而且還督促貴族子弟、一般朝臣、小臣和夷僕學習射箭，獎勵教授射箭取得好成績的教官。這種倡導習武的風尚，必然會對部隊的軍事訓練產生積極的影響，軍官的指揮才能也會在軍事訓練和實踐中得到提高。針對已經變化了的內外軍事形勢，調整軍事部署是穆王時期重大的軍事決策，將以成周為中心的防禦重點由黃河兩岸移到淮河中上游。在南國封呂抵禦荊楚的同時，又在陝南設立軍事駐屯地 “商師”，自淮河中游至“商師”構成數百里的弧形防禦線，使東西兩大集團軍的防禦體系銜接起來，大大增強了應付突發事件的反擊能力。在鞏固西部邊疆防禦體系上，穆王採取的措施頗有戰略眼光，他在王畿之外把從戎族中分化出來的 “眉”氏首領籠絡過來，作為“周客”善待之，恭王前期繼續貫徹執行這一政策，保持與“眉”氏王國的友好往來，互贈禮品。 在王畿之內扶植歸附的異姓王，渭水北、汧水流域的姜姓夨國與王室關係密切，經常有使者往返聯絡，促使它成為畿內西部強國之一。夨國北面的井國也在這個時期強盛起來，其家族成員又有在王室為官者，身居“司馬”要職，是輔佐周王的顯赫人物，他當然會憑藉朝臣和家族的勢力拱衛王畿的安全。與此同時，穆王還加強對“西六師”駐屯地的監督，向控制涇河中游地帶的“豳師“派冡司馬，率其寮屬管理地方行政事務，穆王為使西部邊疆更加鞏固，還在井氏地域之北建立別都西鄭，就是金文中常見的“王才（在）一奠”之“奠”。穆王坐鎮這裡，自然可以把諸侯、異姓王和“六師”的關係協調好，能從全域性和整體上部署防禦力量，最大限度地堵住戎族偷襲的路徑，使西土又爭得數十年的安寧，為穆王“周行天下”創造了條件。
（二）伐犬戎和西征 犬戎（或稱畎夷）是商周之際活躍在西北地區的遊牧族，曾長期與從事農業生產的周族為敵，自從被周文王戰敗，犬戎開始分化，一部分暫時與周族脫離接觸，遷到甘青地區；另一部分尊周為宗主，留居涇洛中上游地帶。武王滅商後出於宗周的安全，又將這部分戎人遷至涇、洛之北，成為 “以時入貢”的“酋邦”。“申戎”在其中，史稱“西申”，它曾透過婚姻形式與秦人結好，共同使“西戎皆服”，起到為周王室 “保西垂”的作用。戎族支系繁多，經過數十年的恢復、發展和溝通，又可以聚攏起來形成一股較強的力量，不甘心在周王宗主的控制下“納貢”。這當然是周王所不能容忍的，因此穆王重建 “六師”和調整軍事部署之後，把重振國威的契機選擇在打擊犬戎 上。穆王決定徵犬戎時，祭公謀父陳述種種不應徵犬戎的理由，主張繼續推行文王制定的“耀德不觀兵”政策，即以政治影響讓犬戎安於“荒服”（按時攜禮品覲見周王）地位。穆王拒絕祭公的意見，決定以“不享”（四時貢祭祀物品為“享”）的罪名征伐犬戎。 這次戰爭的結果是：“獲其五王，又得四白鹿、四白狼，王遂遷戎於太原。”有人根據先秦文獻中有用動物名稱命名氏族的習慣， 認為“‘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就是迫遷或虜掠了犬戎族的白狼和白鹿兩個胞族（共八個氏族）東來，與’獲其五王‘同指一事，而五王可能就是諸胞族、氏族酋長。”這個結論是有道理的， 這樣從“獲其五王”到“王遂遷戎於太原”才合乎邏輯。若將 “得四白鹿、四白狼”僅僅理解為動物，則與“遷戎於太原”風馬牛不相及。如此看來，這次徵犬戎的戰果不算太小，但從政治後果而言，“自是荒服者不至”，實際上把可以做“朋友”的犬戎， 變成了自己的敵人，這不能不說是穆王處理民族關係的失策，導致後來犬戎不斷侵擾周的疆土，最終與“南申“聯合滅亡西周。
據古本《竹書紀年》和《穆天子傳》記載，戰勝犬戎之後，穆王率六師繼續西征。雖然書中描述的故事有些誇張，但古人認為 “必有車轍馬跡焉”。在西征的過程中提到百餘個地點，十幾個部族，其中主要的地點有：西隃（雁門）、陽紆之山（大青山）、積石（河套）、崑崙山（祁連山），到達西王母之邦，在瑤池與西王母相會。這個傳說看似荒唐，實則反映出“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的雄心壯志以及周王朝國勢的強盛。從中原到達大西北，沿途接觸到諸多部族酋邦，看到當地的民俗、生活狀況、物產、社會生產和自然環境的關係等，無疑會增進與西北諸民族的交往和理解。陝西周原出土具有賽種人特點的蚌雕人頭像，正是周王朝與西北諸民族文化交流的物證。總之，有關穆王西征的史傳或傳說，是在古人現實生活基礎上寫岀來的，為後代經由雁門、河套達大西北的交通路線的開闢開了先河。
穆王和西王母
（三）伐徐戎和徵淮夷 正當穆王西征“樂而忘歸”之時，淮河中下游的徐國之君“徐偃王作亂”，聲勢浩大，率九夷伐周 “西至河上”。趙人祖先“造父為繆（穆）王御，長驅歸周，一日千里以救亂。”可見當時的形勢非常緊迫。先秦兩漢文獻有關穆王伐徐偃王的記述繁簡不一，而且隨意性較強，只有金文的記載 最為可靠，著名的班簋銘文經專家考證確認是穆王伐徐的真實記錄。簋銘文專家考證出征伐物件是徐戎，而且都定該器為穆王時代，因而可把班簋銘文看作是穆王伐徐的原始文獻。據銘文記載這次伐徐戎的主帥是毛公（毛伯班之父），穆王是在宗周下達的命令，其文曰言
王命毛公以邦冡君、徒馭、鐵人伐東國狷戎，鹹。王命吳伯曰：“以乃師左比毛父。”王命呂伯曰：“以乃師右比毛父。”遣命曰：“以乃族從父徵“延（誕）城衛父身。“三年靜東國，亡不成尤，天畏丕畀屯陟。
從這段銘文記載的穆王下達征伐命令得知，主帥毛公率領邦國君長、車兵、徒兵、雜役人員作為伐東國狷戎的主力（中軍），吳伯帶領他國內的部隊（師）組成左軍協助中軍作戰，呂伯率領本國部隊編為右軍配合主力作戰，而毛伯班帶領族軍作為軍中警衛部隊隨父出征。經過三年征戰，東國之亂平定了，在此期間班沒有戰敗的過失。這次戰爭出動的武裝力量既有王室的軍隊，又有諸侯國軍，還從遠在江南的吳和南國的呂調來部隊一起出徵，證實文獻所說徐戎率九夷伐周“西至河上”有據。經過三年才平定戰 亂，戰爭規模不亞於周公：三年踐奄”，說明以徐戎為首的夷族勢力大部分捲入了叛周活動，與班簋同時期的孟簋銘文反映了這一史實，銘文載“朕文考眔毛公遣仲徵無需。”這個“遣仲”就是班簋銘中的“遣’‘，孟父和毛公所徵的“無需”，當是伐徐戎戰爭中的一個夷人邦方或地區。由此可見徐、夷對周的敵愾難消，他們聯合起來與周抗爭，這對王朝東部構成極大的壓力。必須認真對待，不可坐視徐、夷結成橫亙在周東南方的強大聯盟，因為那將威脅王朝大廈能否矗立在中原大地。
徐偃王率領的叛周九夷包括淮夷，這是一批由散居在淮河至漢水之間諸多小邦組成的古族。他們分佈的地域在成周的東南方或南方，故西周時除稱其為淮夷或淮戎外，還稱之為南夷或南淮夷。這些沒有統一起來的大小邦方，雖然在以徐戎為首的反周行動中失敗，但卻顯示了他們聯合起來的力量足以對周王朝構成強大的威脅，迫使穆王調整以成周為中心的防禦體系，把東方的防守重點轉移到淮河一線。為保衛疆土不受侵犯和王畿的安全，王室不斷增派或更換“戍南夷”、“戍古師”的軍事將領，加強臨近淮夷地區的防守實力。即使周軍如此防範，還是難以扼制淮夷入侵“內國”的勢頭，時服時叛的淮夷從此成為反周的主要角色，在以後近二百年的時期內攪得王室不得安寧，直到宣王中興時才平息淮夷的叛周活動，為東周建立奠下穩固的基礎。穆王時期是淮夷單獨扯起叛周大旗的開始，多次發動對王朝的偷襲，其中規模較大的一次攻打到“棫林”（河南葉縣東北）附近，被伯（戈冬）率軍戰敗。某年六月（戈冬）在“古師”附近的“堂師”鎮守，戎（指淮夷）侵擾口地，（戈冬）立即“率有司（官屬）、師氏奔追御戎於棫林”， 同戎胡搏殺。戰勝敵人，獲得敵首級百顆、俘虜二人，繳獲兵器有：盾、矛、戈、箙、矢、裨、胄等一百三十五件，還救岀被擄掠人口一百一十四人。捷報飛送王室，很快得到嘉獎，王俎姜於同年九月派內使“友員”到“堂師”賞賜（戈冬）“玄衣朱襮襝”命服， 表彰（戈冬）的作戰功績。這次淮夷作亂能夠迅速被撲滅，說明調整後的南線防禦體系發揮了作用。駐屯將領可以及時率軍反擊入侵之敵，以“奔追”的速度把叛亂撲滅在萌芽初始階段，大大減輕了戰爭給王朝帶來的損失。由此看來，南線防守若一直堅持下去並不斷完善屯駐地的分佈，王朝東南部地區很可能後來就不會出現那樣頻繁的戰爭。
穆王伐徐
恭王至夷王時期的戰爭
穆王經營四方，使王朝呈現強盛態勢，然而在他兒孫們執掌王權時期，不僅沒有把這種較好的形勢維持下去，而且國勢日漸衰微，“戎狄交侵，暴虐中國”的局面已顯露出來，懿王曾一度被犬戎“侵鎬”、“侵岐”鋒芒嚇得逃往犬丘（陝西興平縣）。夷王時“戎狄交侵”的局面更為嚴重，尤其是東方的夷族不斷變換攻擊方向,迫使王朝改變進攻策略，利用鄂侯的力量打擊淮夷，收到較好效果。
（一）對南淮夷的戰爭 淮夷西向突進被穆王時鎮守南線的大將伯（戈冬）追殺後，改變了打擊王朝的方向，把攻擊矛頭指向防範較為薄弱的東國，懿王時的史密簋銘文清楚地記載了南夷這種動向。銘文記載入侵東國的首領是南夷盧、虎二國，他們聯合與王室有夙怨的鄶，自河南杞縣遷至山東半島且已夷化的杞和江蘇北部的 舟夷“廣伐東國”以齊國為首的抵抗部隊嚴守陣地等待援軍。周王命令師俗、史密東征，圍剿南夷。師俗和史密分別率領齊師、遂人從左面，萊、僰等國軍隊從右面合圍在“長必”（地點不可考）的敵軍，史密抓獲俘虜百名。這次規模不大的戰爭，齊國居然不能真正擔當起方伯的重任，組織東國諸侯消滅入侵之敵，還要由王室派將率軍協調諸侯國軍隊圍殲南夷，反映出東方大國齊的國力削弱，方伯地位下降。夷王時聯合起來的淮夷拼力反抗周的壓迫、奴役和剝削，據敔簋銘文載南淮夷趁周王在成周之機，突破 南線防禦陣地，攻入東、西防禦體系的結合部，到達“□昴、參泉、裕敏、陰陽洛”地區，即今陝南商洛一帶。這裡已是王畿的腹地，周王急令敔自上洛堵截敵人，並沿（炘下心）谷追擊至伊水班師。敔率軍在這次追擊戰中斬殺敵人百名，活捉四十人，並解救被擄民眾四百人。南淮夷輕易突破防線進入王畿腹地，暴露出穆王時建立起來的南線防禦體系已經鬆懈，喪失及時抗擊入侵敵人的能力。 這種形勢迫使周王改變對淮夷的策略，把軍事打擊和外交手段結合起來，籠絡與淮夷關係密切的侯國，進而分化瓦解淮夷內部的聯合。鄂侯馭方鼎銘文體現出這一思想，夷王親率大軍南征伐角 （今江蘇淮陰）、遹（今安徽霍山）等淮夷小邦，是在鄂侯配合下進行的。出征大軍回到壞（即伾，今河南滎陽縣）地，夷王宴饗鄂侯，並賜他玉、馬匹和矢，記錄這次戰爭的文字還有翏生盨簋銘文，翏生從王連續“伐角、津（今江蘇寶應），伐桐 （今安徽桐城）、遹”，還記有“執訊、折首、俘戎器、俘金”等勝利戰果。 這兩件記錄同一次戰爭的銘文，看出周王主動征伐淮夷效果顯著， 尤其是鄂侯作器勒銘紀念週王的恩寵，表明推行分化瓦解、選擇重點打擊的策略是正確的，鄂侯確實站到了周王朝一邊，在一定時期內這種倒向對王朝的安寧是有利的。
（二）
對戎人的戰爭
戎人對王朝西土的威脅始終沒有解除， 時時都窺伺著肥美的渭北和涇水流域大草原。對於這些來去匆匆的剽悍民族，很難對付，若不以強大的軍事實力作後盾，再輔之以必要的懷柔政策，邊疆就得不到安寧。文獻和金文都未見進一步加強西部邊防的措施出臺，恭王反而為一己之利攻滅密須，自毀邊防，等於幫戎人開啟進入涇河流域的通道。其子懿王時“虢公帥師北伐犬戎”無功而還，虢公在夷王時又“伐太原之戎，至於俞泉，獲馬千匹。”僅僅是得到部分戰利品而未損傷敵人元氣。 金文資料證實記載基本可信，如師同鼎銘文載跟隨主將出徵的師同在戰爭中“折首、執訊，俘車馬五乘，大車廿、羊百”，還“俘戎金胄卅、戎鼎廿、鋪五十、劍廿。”這樣的戰況顯然不能與康王時禹鼎和後來宣王時的多友鼎、虢季子白盤的主人們在對鬼方和獫狁的戰爭中獲得的輝煌戰果相提並論，這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恭王至夷王時期自衛戰爭或出征的規模有限，反映了周王及其輔弼大臣們都沒有足夠的氣魄和軍事能力維護領土完整、打擊敵人對邊疆的侵凌騷擾。
總之，西周中期的戰爭，只有穆王時國力尚強，對戎狄和徐戎、淮夷採取大規模的進攻態勢，其他諸王基本以守勢為主，到孝王和夷王時對敵策略稍有改變，在西方利用從戎人中分化出來的申侯與秦人通婚，“和西戎保西垂”。在東方利用鄂侯幫助鎮壓淮夷反叛，王朝才勉強地支撐著衰敗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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