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是獨立的哲學家，對薩特的寫作產生了重要影響。她與薩特的愛情或許是被浪漫化的，也不符合今天在性別上“政治正確”的訴求。波伏瓦是女權運動後來的入場者而非創始人，但她所勾勒出的普遍的女性困境，仍然結實地擊中今日世界。

文/特約撰稿 董牧孜

編輯/周建平 rwzkjpz@163。com

波伏瓦已經離世35年，即便她活在今天，也會是引人矚目的知識分子，乃至譭譽參半的文化明星。她是完美的小布爾喬亞精英，和她的終身伴侶、存在主義哲學家薩特一樣，她的寫作反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不過是以女性的身份。

西蒙娜·德·波伏瓦的感召力尚未過時——甚至可能比薩特更為長久，後者的存在主義或許是西方戰後心靈上吹過的一陣疾風，而波伏瓦勾勒出的普遍的女性困境，仍然結實地擊中今日的世界。她的代表作《第二性》賦予了她在女性主義歷史上的絕對地位；她筆下的金句仍被廣泛引用：“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後天成為的。”

在漫長曆史中，可供仰望的女性知識分子並不多。與歲數相近的漢娜·阿倫特以及更晚些的蘇珊·桑塔格一樣，波伏瓦也是那種承載了大眾想象與崇拜的女性文人。她們都以卓異的個人經歷，超越了自己時代的女性的普遍命運。

與那個時代的文化偶像一樣，波伏瓦具有強烈的媒體屬性。這不僅因為她是活躍的媒體撰稿人和雜誌主編，為《時尚》（VOGUE）、《時尚芭莎》（Harper’s Bazaar）等時髦刊物撰寫文章——甚至《第二性》中的一些章節也在時尚雜誌上首發；還因為波伏瓦面向普通人談論他們關注的話題：婚姻、愛情、性愛、身體、母親、衰老……來自全球的陌生讀者想要找她傾訴煩惱，其中三分之一的信件來自男性。

波伏瓦很早就意識到自己的頭腦可以和容貌一樣吸引男人。“職業女性”的身份會減損女性氣質，但她倖免於此。薩特的第一印象概括了波伏瓦的殊異：“她很美，不可思議的是，她既有男人的智力，又有女人的敏感。”甚至，波伏瓦被評為文學史上最會穿衣的女作家——“我總是打扮得像一幅畫”；她的私生活足夠豐饒，擁有比她更負盛名的戀人，一段濃烈、絕對而又開放的愛情關係，以及數段熱切而心碎的糾纏。

在電影《花神咖啡館的情人們》結尾，一家雜誌要給薩特和波伏瓦拍照，主題是“巴黎的存在主義氛圍”。人們今天依然渴望消費她的迷人人設，這表現在我們對波伏瓦的三兩金句和愛情傳奇引用很多，對她的整體思想卻知之甚少。如學者戴錦華所說，在當代中國，波伏瓦的形象更多是一個被“充分浪漫化了的法國的女性知識分子”。

《第二性》問世後，波伏瓦曾被《巴黎競賽報》稱作“歷史中的第一位婦女哲學家”。在波伏瓦之前，並非沒有過女性哲學家——海巴夏是新柏拉圖學派普羅提諾的跟隨者，安妮·康韋是笛卡爾的追隨者。當然，波伏瓦也往往被描述為薩特的追隨者。在媒體報道中，波伏瓦是“女薩特”，哲學家讓-保羅·薩特的忠實信徒，“最美麗的存在主義者”。實際上，她作為存在主義哲學家的身份，始終沒有得到當代西方思想史的普遍承認。

與阿倫特一樣，波伏瓦從未宣稱自己的寫作是純粹的哲學。她一生以作家自居，但對自己作品的“文學質量”完全沒有概念。實際上，她是一個“哲學腦”的作家。波伏瓦的哲學核心的確來源於薩特的存在主義思想，然而，她卻是第一個以哲學方式言說女性存在及其社會地位的人。她把女性從哲學的荒蕪之地，帶到了引人矚目的地位。

無疑，波伏瓦是具有強烈哲學傾向的人，就連她最暢銷的自傳也體現出一種哲學抱負。

她寫了厚厚的四卷本自傳。與其說這是因為自戀，不如說她想要把自己的生活哲學化。對於存在主義來說，世界的中心是個體，人是在無意義的宇宙中生活，人的存在本身也沒有意義，但人的選擇是自由的，人可以在原有存在的基礎上自我塑造，並對自己的選擇負有無可逃避的責任。波伏瓦把存在主義視作一種生活方式，她透過個人經歷來理解自我與他者的關係，在書寫自傳的過程中，她理解自己是如何爭取自由，以及如何“成為”（becoming）今天這般的。

波伏瓦很聰明，運氣也很好。她出生於巴黎一個沒落的富裕家庭，這個家族是勃艮第的貴族後代。她3歲開始閱讀，7歲開始創作，8歲讀完家裡的所有小說。在學校，她與男同學一樣優秀，甚至比男同學更強。

19歲的波伏瓦意識到自己想要成為一個哲人，她在日記裡寫道，“我的生命中最深刻的部分就是我的思想”，“我想要一種偉大的生活。我會有的。”這種毋庸置疑的口吻令人熟悉——很多功成名就之人，年少時就已萌生強烈的自我意識，以及足以指引一生的使命感。為此，她不惜與父母冷戰——她的父親厭煩那種毫無用處又心高氣傲的“女知識分子”，她的母親則希望她能嫁個好人家。

波伏瓦的野心生逢其時。在她所生活的時代（1908-1986），女性開始擁有更多的可能性，可以像男性一樣接受大學教育，也開始獲得選舉、離婚和避孕的權利。不過，波伏瓦所在的法國，女性狀況算不上進步。直到1944年戴高樂臨時政府時期，法國婦女才獲得選舉權和被選舉權——這不僅比其他歐美國家落後了一大截，甚至遲於亞洲的斯里蘭卡等國。相比之下，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美國的女權運動已經轟轟烈烈地展開了。法國婦女運動往往限於資產階級婦女，停留在要求受教育平等、財產繼承權平等之類的具體權利。不過，波伏瓦正是來自受益於此的階級。

波伏瓦21歲時與薩特一同通過了中學教師資格考試，薩特第一，她第二。這項考試以嚴格著稱，她是法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透過者，而薩特第一次考時還掛了科。法國國家哲學教師資格考試的主考官甚至覺得，在波伏瓦和薩特之中，她才是“真正的哲學家”。

1929年6月，巴黎，波伏瓦與薩特的首張合影 圖/視覺中國

相比觀看事物，波伏瓦更喜歡理解事物，“哲學尤其吸引我的，是我認為它直截了當地揭示本質。我從來不對細節感興趣。我感知的多半是對事物總的感覺，而不是事物的特殊性。”波伏瓦雖然崇尚理性，但也是一個情感充沛的人，懷有激情縈繞的苦惱（一如我們後來所見，薩特往往很難理解波伏瓦這種細膩而強烈的情緒）。她苦惱於如何平衡哲學的理性和澎湃的情緒。波伏瓦的老師讓娜·梅西耶鼓勵她把情緒看作生命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1927年7月的日記裡，波伏瓦感到與自己的和解，她意識到她要“繼續做一個女性”，但是“想要同時擁有男人的理性和女人的感性”。

薩特是波伏瓦強有力的對手。在回憶錄《時勢的力量》裡，波伏瓦提到她“和薩特的關係是一種無法言傳的聯結”，是一種智識上的深厚友誼。儘管波伏瓦與薩特的意見常有分歧，但他們的知識趣味卻極其相似。他們擁有相同的知識背景，這不只是學術上的訓練，還有“門當戶對”的出身——共享那種資產階級男孩女孩的特定文化：他們的童年與世無爭，他們的父母是合格的小資知識分子。1956年接受《巴黎評論》採訪時，波伏瓦提到，正是這種相似性使得她與薩特的關係格外牢固。

時間或許會破壞事物，但波伏瓦一直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位置。她的人生有極穩定的延續性。一直生活在巴黎，基本上住在同一個街區，從上午10點開始工作到下午1點，她見朋友，之後再從下午5點工作到晚上9點。她喜愛徒步，每年都會出國旅行。

在索邦大學唸書時，同學西蒙娜·薇依（後來成為著名的思想家）曾指責波伏瓦有小資產階級的傲慢，這件事使她耿耿於懷。不過，波伏瓦的確非常精英，即便做老師時，她也只對聰明（或是聰明又漂亮）的學生感興趣。波伏瓦早年懷有資產階級樂觀主義者的人生觀，她寫書、學習事物的道理，並取得社會層面的成功——直至做到了所有想做的事情。

不過，現實層面的成功，反而加劇了波伏瓦的存在主義苦惱，“當慾望被實現的時候，慾望本身包含的那個‘更深遠處’並沒有實現。在人的裡面存在一種虛空，哪怕是在他的成就裡也存在這種虛空。”在《事物的力量》末尾，她感到自己此前的人生是“受騙”了：世界並沒有因為個人的自我實現而變得更好，戰爭與社會苦難仍在繼續。

波伏瓦一生出版了五部小說，一部四卷本的回憶錄，三本純哲學論著。或許是因為“文學並不排斥女性”，人們普遍認同波伏瓦的文學家身份。加繆的絕大部分作品也是小說或戲劇，他的存在主義哲學家身份卻得到了廣泛的承認（儘管加繆自己反對這一身份）。

實際上，哲學家可能是女性最難獲得認可的頭銜之一。準確地說，在哲學的影響力更為顯耀的時代，哲學的准入機制排斥女性。以柏拉圖為代表的西方哲學傳統，推崇一種“沉思生活”，不過一如古希臘的政治生活排斥婦女和奴隸那樣，沉思屬於男性，女性則“囿於晝夜、廚房與愛”。

的確，文學不那麼排斥女性，在19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女性甚至主導著英國的文學市場——既是讀者，又是作家。英國的勃朗特三姐妹、蓋斯凱爾夫人以及法國的喬治·桑都是女性，喬治·艾略特則是女作家瑪麗·安·埃文斯的男性筆名。那時的小說尚年輕，柔軟可塑，“婦女所獲得的全部文學訓練，均在於性格的觀察和對感情的分析”，如同伍爾夫所說，“當中產階級婦女開始寫作時，她自然就寫小說”。

波伏瓦的起點也是小說。相比哲學，她更青睞小說的表達方式：“一部好小說能夠激發想象的經驗，這些想象的經驗像實踐經驗一樣完整，一樣使人不安。”到如今，波伏瓦小說的讀者已經不多了。儘管她試圖用文學克服哲學過於抽象的缺陷，但看起來並不成功——評論家們往往指責波伏瓦為哲學而犧牲了文學。

相比文學性的質疑，還有一種極為苛刻的評價：波伏瓦的思想缺乏真正的原創性。波伏瓦的自傳談及自己與薩特的思想關係時，總是儘可能謙遜。這也強化了人們的刻板印象：波伏瓦的思想從屬於薩特。最新傳記《成為波伏瓦》（2021年在國內出版）的作者凱特·柯克帕特里克竭力反對這一點，她覺得波伏瓦要麼低估了自己，要麼就是在自傳中故意隱藏了自己的鋒芒。

柯克帕特里克曾是薩特的研究者，顯然也是波伏瓦的粉絲，她想證實波伏瓦作為一位哲學家的獨立身份。為此，柯克帕特里克甚至毫不留情地把薩特從波伏瓦的世界中心移了出去。

在新發現的一批波伏瓦書信手稿中，研究者發現波伏瓦給其他情人所寫的情書，要比給薩特的情書熱情百倍——比如，在美國情人、作家納爾遜·阿爾格倫，以及年輕的哲學家、導演克羅德·朗茲曼那裡，她似乎才獲得真正的愛情。相反，波伏瓦與薩特的感情與其說是愛情，不如說更接近友誼——他們缺少真正的性生活。相比性愛，薩特更迷戀調情的過程。波伏瓦顯然無法滿足於這一點。同時，波伏瓦也有幾位女性戀人。

薩特對波伏瓦的影響，似乎並非決定性的，應該說他們的學術合作與思想交流水乳交融，彼此增益。事實上，波伏瓦對薩特的寫作產生了很重要的影響。這一點連研究薩特的專家也不得不承認，“沒有理由去懷疑薩特確實從波伏瓦那裡借用過觀點……薩特是一個高明的借用者（理查德·坎伯《薩特》， 轉引自屈明珍《“女薩特”，還是女哲學家？》）”。

1970年10月16日，波伏瓦和薩特在街頭叫賣被禁的報紙 《人民事業報》圖/IC photo

波伏瓦複雜而纏繞的感情生活，使她對“道德自由”（moral freedom）興趣濃厚。1946年6月底，波伏瓦完成了《模糊性的道德》一書。在她看來，人類需要的是一種能夠直麵人性模糊性的道德觀，而非給人們找藉口的道德觀。只有我們意願自己是自由的，才能證明我們是道德的。與薩特一樣，波伏瓦認為人的存在註定是自由的，不過，相比本體論來說，波伏瓦的興趣更多是在哲學倫理學。

這種哲學特質也體現在她的小說裡。波伏瓦的第一部小說《來賓》講述一個男子與兩個女子的三角關係，實則討論“自我與他者”的問題；《他人的血》寫到法國被佔領時期的抵抗運動，但真正關心的命題是人在衝突中如何獲得“自由”；《人都是要死的》則試圖探索死亡與生命的關係，闡明生活的意義。這些小說糾結的問題，也是存在主義的核心論題。

在寫作《第二性》時，波伏瓦內心的困擾是：“做一個女人，對於我來說意味著什麼？”她很喜歡米歇爾·萊里斯的《男性氣質》（Manhood），決定也寫寫自己。《第二性》的核心觀點之一便是，沒有一個女效能夠“不受成見和偏見約束”地過她自己的一生——波伏瓦自己顯然也沒有做到。女性氣質也對女性構成一種內在的約束，女性氣質不是一種天性或本質，而是在漫長文明歷史中被塑造和建構的一些標籤。

薩特說，作為人類我們註定要獲得自由；但波伏瓦感到，作為女性，我們註定要感到分裂，註定得成為分裂的主體。《第二性》把存在主義的觀念，拓展到了男女平等的理念之中，當代美國哲學教授加里·古廷（Gary Gutting）的觀點，恰如其分地說明了《第二性》的哲學意義。

實際上，從早期的哲學著作到《第二性》，波伏瓦一直在探討不同境況中的自由，以及自由的限度。波伏瓦對自由與個人關係的理解與薩特不同，薩特往往強調自我與他人的衝突，而波伏瓦沒有那麼悲觀，她更看重二者之間積極的可能性。或許這與波伏瓦在情感層面的強度和細膩有關，或許這也是她的思想獨創性之所在。

波伏瓦的生命能量是驚人的。她無比自律，沒有一天不工作，從不虛度時光。儘管使命感使得她與傳統意義上的女性角色越走越遠，但是她沒少把時間花在戀愛上。感情沒有影響她想在事業上有所建樹的野心，而是使她的生命“充盈豐富起來”了。波伏瓦的哲學與愛情互相纏繞，唇齒相依。

在情書裡，波伏瓦顯現出自己純情少女的一面。她喜歡浪漫元素，也有過“戀愛腦”的時刻。同樣，在波伏瓦的小說裡，沒有任何一個女性角色對愛情完全免疫。相比男人，女人在愛情中更為全身心地付出——在現實生活中，情況往往也是如此。大部分女性並不像男性那樣可以選擇豐富而艱難的事業。波伏瓦在《第二性》中辨析過男女愛情觀的差異，愛情“於兩個性別而言，意義完全不同”。拜倫說得準確，“愛情在男人的生活中只是一種消遣，而它卻是女人的生活本身。”

“只有那些能在一片玫瑰花瓣中看到千絲萬縷的淒涼的瘋子，才會激發我如此的謙遜”，波伏瓦如是書寫自己的動情。波伏瓦與薩特關係中的風流與痛苦，早已被傳奇化，二人最著名的愛情契約，是一場長達一生的實驗：“我們之間是必要的愛情，但我們也需要去體驗偶然的愛情。”

他們的愛情哲學有濃厚的存在主義色彩，追求個體的情感自由和性愛自由，強調一種平等而互相回饋的愛情。對波伏瓦來說，理想的愛情可以讓她保持自己的本性，做她自己所想；可以“陪伴”一生，而不會徹底“消耗她”。

衛星般的情人們，環繞著波伏瓦與薩特的契約愛情。波伏瓦的美國情人作家阿爾格倫在芝加哥寫作貧民窟的故事，他“如同拳擊手般粗魯”，帶她去領略臭名昭著的酒吧，見識小偷、毒販和妓女。薩特年輕的學生、法國記者博斯特，富有青春活力的哥薩克姐妹花奧爾加和萬達，朝氣蓬勃的布林丹，25歲的導演、哲學家克洛德·朗茲曼，以及薩特難以計數的第三者，都曾給他們的生活帶來青春與活力，以及疲憊與折磨。

存在主義的愛情相信透明化的力量，這當然是理想的狀況。通常情況下，愛情中的欺瞞總是存在。“不完全的分享，或許是唯一一種最糟糕的背叛，”波伏瓦小說《女賓》中的女主人公弗朗瓦茲說。在上世紀50年代，這種契約愛情既引發了社會的批評與憤怒，也被過度地理想化了。

1974年，波伏瓦 圖/視覺中國

如同波伏瓦自己所說，“把我們當作模範是很可笑的。人們必須找到他們自己的共同愛好和他們自己的相處方式。”契約愛情包含了對抗生活摧殘的革命性，但本質裡也有暴力和殘忍，“它是一面牆，為了抵抗愛情的痛苦、為抵抗激情可能招致的毀滅而建造。”當你有這樣的安全感時，你就不會嫉妒。可是，一旦契約的穩定性被破壞，嫉妒和傷害就會出現。

曾多次向波伏瓦求婚、後來與她分道揚鑣的情人阿爾格倫對這種契約愛情極盡諷刺：“愛情怎麼會是偶然的呢？……除掉所有的哲學術語，她的意思其實是她和薩特創造了一種小資產階級的體面外表，在這背後她可以繼續尋找自己的女性氣質。”“波伏瓦女士感覺自己可以信任讓-保羅·薩特的不忠。多麼聰明！”他否認契約愛情的幻象，認為波伏瓦雖然隨時準備好付出一切去維護自由，卻從不願意承擔任何現實的風險。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薩特“偶然的情人”身上。薩特曾一度向俄羅斯女翻譯家左妮娜求婚。但左妮娜世界的平衡後來也被契約的失重所打破：“越看海狸（注：薩特對波伏瓦的暱稱）的《回憶錄》，我越明白我永遠不會去改變那些事物。”在向薩特提出分手時，左妮娜寫道：“你和海狸共同創造了一個令人驚歎的事物，但對於靠近它的人來說，卻是如此的危險。”

波伏瓦與薩特所踐行的那種模糊的性道德，按照今天反性騷擾運動的標準來看也是極度危險的，必然使他們身敗名裂。“波伏瓦是一個狩獵者，在自己的女學生裡尋找年輕的新鮮肉體，自己品嚐後拱手送給薩特享用”，波伏瓦與薩特的年輕情人比安卡曾經寫自傳控訴，認為他們兩個是在消費自己的人生。波伏瓦與薩特當時的前衛愛情，已不符合今天在性別上“政治正確”的訴求。

《哲學家與愛》一書這樣概括“花神咖啡館裡的情人們”的模式：流程化的互相出軌，說到底就是布林喬亞式的生活，“如同一場奧林匹斯諸神間的喜劇，而波伏瓦將這場劇一直演到了底。”小說家多麗絲·萊辛也曾表示，自己從未相信過薩特和波伏瓦這對“徒有虛名的具有革命性的愛情結合”。在她看來，波伏瓦不過是表現得“像個女人”，而薩特也只不過“像個男人”。事實就是，愛情的風流與痛苦依然永恆地對立存在，這是男女關係中的終極道理。

社會學家安東尼·吉登斯認為，開放關係或許是最適宜今天的戀愛方式。不過，在薩特和波伏瓦之後，愛情依舊是曾經的模樣：一個讓人痛苦的問題。

“我認為在未來的一段時間裡，人們還會閱讀我。我為女性問題的討論貢獻了一點東西。我是從讀者寄給我的信裡知道這一點的。”波伏瓦實際上很清楚自己的思想貢獻。

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巴黎的波西米亞風潮，與20世紀60年代的性解放運動，波伏瓦的《第二性》問世於這期間的1949年。在寫作過程中，她梳理了大量歷史學、生物學、精神分析等文獻，逐漸意識到自己的“女性”身份既是普遍的，又是特殊的。

對波伏瓦來說，一個人旅行很容易，在咖啡館裡寫作很容易，與任何的男作家比肩也不再是難事。這增強了她的獨立和平等意識，也使她很容易忘掉一個女秘書絕對無法享受她所擁有的特權——慣於享受紅利的人，往往對自己的優勢地位缺乏意識。

儘管許多美國人把《第二性》視為當代女權運動的源頭，但實際上，美國當代女權運動開始於該書出版的五六年前，致力於為女性在政治和社會領域爭取權利。波伏瓦更像是後來的入場者，她本人最初更接近於一位不斷探索自我的哲學家，而不是一位熱衷社會活動的女權主義者。《第二性》的寫作，對她來說也是一次自我的性別啟蒙。

波伏瓦成為一個今天意義上的“女權主義者”，更準確地說是在捲入運動發展之後。她深刻而淵博的思想，為這些現實層面的女權運動提供了有力的理論武器。

在《時勢的力量》中，她還聲稱自己在寫《第二性》時“避免落入‘女權主義’的陷阱”。直到1972年，波伏瓦在接受德國記者阿莉塞·施瓦策爾的採訪時，才第一次聲稱自己是“女權主義者”。

1986年4月19日，巴黎，波伏瓦的葬禮 圖/視覺中國

1968年後，五月風暴和性解放運動極大地改變了歐美的社會觀念。相比在法國，波伏瓦的作品似乎更受美國人的歡迎，她也在美國女性的行動那裡得到更多啟發。在她看來，美國女性似乎比世界上其他國家的女性都有覺悟，因為她們最早意識到新技術和女性下廚房的傳統角色之間存在悖論。這當然也因為美國的社會技術發展最為領先，腦力勞動正在取代體力勞動，那種“女人是低等的所以只配附和”的男權意識逐漸失去了現實支撐。

在法國，也湧現了大量女性組織和女權學習班。她們透過集會演講，互相傾訴那些在男性面前難以啟齒的東西。“她們深層次的交流內容，是當時25歲的我從沒想過也無法理解的，”波伏瓦後來回憶。她年少時身邊有許多閨女，但她們從未像這些人一樣，正式討論過女性自身的困境；正如她年輕時沉浸在資產階級美好未來的允諾里，那時她還絲毫不瞭解“世界是由苦痛和壓迫組成的”。

如果說是薩特的政治熱情帶動波伏瓦瞭解戰爭局勢、深入現實世界的真實境況，那麼當時崛起的女性行動，也為波伏瓦的哲學思考賦予了性別的肉身。基於對處境的覺醒，女人之間真正的友誼才算開始：“在早些日子，女性從未真正和其他女人成為朋友。她們把彼此視為對手，說好聽點是競爭者，而不客氣地說是敵人。”

在《巴黎評論》的一次採訪中，記者問波伏瓦：你怎麼看待你今後的人生？

波伏瓦的回答頗有20世紀革命與戀愛的時代精神：“我只知道我會繼續和女人們同在，和女權主義者及其組織同在。我會繼續以某種方式來為女權做些什麼，暫且把它叫作‘革命鬥爭’吧。我知道我會一直和薩特在一起，除非我倆有一人先去。”

（感謝劉海平、唐凌對本文的啟發。參考文獻：凱特·柯克帕特里克《成為波伏瓦》，美國《巴黎評論》編輯部編《巴黎評論·女性作家訪談》，奧德·朗瑟蘭、瑪麗·勒莫尼耶《哲學家與愛： 從蘇格拉底到波伏娃》，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屈明珍《“女薩特”，還是女哲學家？——波伏娃哲學地位的重估》，戴錦華《歲月留痕——西蒙娜·波伏瓦在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