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當天晚上，新軍工程第八營首先發動，迅速佔領楚望臺軍械庫。其它各營兵士紛紛響應，合力攻打湖廣總督署。第二日 12 點左右，武昌全城為革命軍佔領，在武漢打響了革命的第一炮。

第三天，在美國科羅拉多州丹佛城的孫中山，從報紙上得悉武昌起義的訊息。回國之心，急如火焚，但他經過仔細考慮之後，認為革命“不在疆場之上，而在樽俎之間”，決意先從外交方面致力，尋求西方國家的援助，孤立清政府。

在 11 月下旬由巴黎回國之前，先後在美國、英國倫敦和法國巴黎會見了美國朝野人士，英國外交大臣格里和法國總理克里孟梭和外長畢恭，爭取他們同情中國革命，並約見了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團主任，希望他們停止對清政府的貸款，但都沒有什麼很大的成功。

孫中山雖然在那段時期內忙於致力外交，但仍時刻關注著國內革命的發展形勢，在10月20日，經過聖路易、芝加哥抵達紐約時，確定了日後的革命計劃，決定採取武裝起義與和平光復並舉的方針把革命之火在全國燃開。孫中山這一策略代表了當時革命黨人的總體思想，在當時是很有實際意義的。

孫中山認真分析了當時的形勢，武昌起義後，最主要的任務是發展起義，造成全國各地紛紛響應的局面，以求達到孤立和打擊清王朝的封建統治。但當時，各省的官僚和地主以及立憲派頭面人物把握了一部分很大的勢力，他們在地方上的統治還相當穩固，他們手下有一大批未被革命感化的軍隊，如果他們為捍衛清王朝的封建統治的話，革命勢必遭受極大的損失，勝算究竟有多大，也未必敢肯定。

這一嚴峻形勢迫使革命者在進行武裝起義的同時，儘可能地尋求一條瓦解敵對力量的路子。孫中山仔細地分析了敵對陣營裡存在的矛盾。清王朝的滿族統治者在垂死的時期，感覺到皇室和滿人地位的危險，深恐大權旁落，滿人將受漢人的宰制，無以自存。

他們就趁今日監國機會，先把軍權抓到自己手裡，鞏固皇族的大權，然後漸漸借政治上的力量來排漢。”載洋上臺後，採取了加強中央集權的措施，加劇了皇室與地方督撫之間的矛盾，督撫們不是排擠滿人，就是被滿人排擠，這一形勢使得他們對革命的態度張望不定。

皇族內閣成員合影

清王朝在1911年廢除軍機處，成立了所謂責任內閣制，但內閣成員多為皇室成員，被時人譏笑稱之為“皇族內閣”，這一舉措使一直希望清王朝實行憲政的立憲派也心灰意冷。清政府把這一派力量也推向革命的一邊，並造成了“民心思動”的政治衝擊力，正如孫中山所說的：“現時各省民心之望革命軍起，以求彼等脫離清朝之苛政者，已若大旱之望雲霓。”

正因為如此，孫中山認為採取武裝起義與和平少復並舉的策略是最適當的，以武裝起義的方式來造成革命的聲勢，以和平光復的方式來勸說清王朝的地方官僚舉起反清的大旗，脫離清王朝的統治而獨立。

孫中山親自致電兩廣總督張鳴歧和廣東提督龍濟光，勸他們反清。國內革命黨也紛紛效仿，他們在發動武裝起義反抗清王朝統治的同時，也勸說地方大官反清。革命黨人曾經讓湯化龍以湖北洛議局長的身份號召各省的

諮議局

反清。

龍覲光（左）和龍濟光（右）在廣州合影

孫中山這一策略的施行，推動了革命形勢的發展“和平光復”減少了革命的阻力，避免了許多犧牲和損失。比如當時的廣東，兩廣總督張鳴歧就想憑著駐紮在城內外的李準和龍濟光所部 40 幾個營的巡防隊，負隅頑抗。孫中山致電與他說：“率所部反正，免禍生靈。”使廣東得到了和平光復，使革命避免了一場兩敗俱傷的自戰。

在和平光復的戰略攻心下，身份特殊的立憲派也紛紛宣佈獨立，給社會造成了極大的影響，在他們的作用下，各地官吏紛紛效尤，包括一些滿族官吏，並不甘心退出歷史舞臺，但又懼於革命的聲勢，持首鼠兩端的態度，但那些很有影響的地方大員一反清，就逼得他們不得不跟著走。

如江蘇省巡撫程德全宣佈和平光復，江蘇獨立，當天就通電江蘇省所屬的備府縣獨立，使得全省官吏驚恐不安，交出官印，接受獨立。全國其他的各省的許多府縣也和平光復，建立了新的政權，造成了武昌起義全國響應的局勢，把清王朝撇開一邊，給了清王朝極大的震動和打擊。

武昌起義後全國形勢圖，粉色區域為宣佈獨立的省份

孫中山這一策略的形成和實踐，給解放戰爭部分省市的解放，提供了新的模式。1917 年 7 月，段祺瑞把握北京政府，破壞臨時約法，並借張勳辮子軍復避的機會，驅逐了總統黎元洪，建立了一個段氏政權。段氏這一系列的舉動遭到了全國人民的反對，全國人民認識到必以反對復辟者反對偽共和，始可救國，全國掀起了反對假共和的高潮。

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更不能容忍段氏這種踐踏約法的行徑，為了拯救革命和國家，義不容辭地扛起了護法的大旗，他仔細分析全國的形勢，以便訂出作戰計劃來。他發現南北方在政治影響上，段氏是非法政府，外人均不承認，眾叛親離；而護法軍靖國護法，義師討賊，為人民所擁護。軍事上，北方軍心不一，軍內有人傾向於革命；南方擁有海軍和滇系、桂系，能以一當十，以少勝多，有必勝的把握。

1917 年 9 月，孫中山出任中華民國軍政府陸海軍大元帥，但實際上並沒有很大的軍事實力，而是要轉過來依靠陸榮廷的桂系和唐繼堯的滇系作為主力。

陸榮廷和唐繼堯都各打各的小算盤，為自己謀取利益。好在當時的形勢可以利用。段祺瑞派傅良進攻湖南，與桂系陸榮廷。陳炳焜要鞏固和擴大地盤的需要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桂系出於自己的考慮，願意與軍政府聯合起來，唐繼堯雖然有要恢復約法的思想，但實際上也是想利用護法進攻四川。

段祺瑞

在南方企圖北上護法的同時，段祺瑞也有一種武力的戰略意圖，分三路南下：主攻湖南、四川和閩浙為兩翼。各方面的原因使孫中山為護法戰爭擬定了戰略目標和戰術計劃。戰略目標是殲滅敵人有生力量，推翻北京政權。孫中山的戰略計劃是採取“分進合擊”的策略。

9月10日，孫中山等人提出了“分進合擊”的戰略戰術。第一階段的軍事部署如下：由桂系派兵防止龍濟光打腹背，鞏固後方；滇軍第三師為援軍；以滇軍第四師及海軍即日誓師攻打福建；陳炯明、朱執信兩軍長招募訓練部隊，為滇軍海軍後援；由陸榮廷、唐繼堯火速出軍，會師武漢。

這一戰略不但能夠適合北伐正面打擊敵人，殲滅敵人有生力量的需要，也適應桂系和滇系鞏固和擴大地盤的需要。也是針對段氏三路南犯的形勢。正面迎敵，保衛南方各省的需要而制定的。這一計劃促使了三路進軍，分進合擊，會師武漢，斷敵退路，殲滅敵人在長江以南的有生力量。 殲滅敵人在江南的有生力量只是手段，但並否護法的最終目標，孫中山為了直搗北京，消滅段氏違法政權，制定了北伐的作戰方針。

北伐以長江岸為主戰場，先克武昌，後定南京，擊攘敵軍在長江一帶的勢力，再圖北京。其戰略仍然採用“分進合擊”，軍分三路：桂係為主力的湘、桂聯軍為中央軍；滇係為主力的，聯合黔川護法力量為左翼；在粵滇軍，陳炯明、朱執信招收訓練的部隊，加上海軍為右翼，三路共進，合擊北京。 戰爭分兩步走：第一步，中央軍由兩廣進攻長沙，肅湘人湘之戰，作好攻打武昌的準備；左翼軍道先攻佔四川，留下部分兵力扼守川陝邊境，以牽制晉陝之敵，主力東下與中央軍會攻武昌；右翼軍攻打閩、浙，略定淞、滬，與中央軍，左路軍共下南京，殲滅敵方在江南的有生力量。

第一步戰成功之後，休整補充，以圖北進。中央軍從南京出發，沿津浦路北進；左翼軍從武昌出發，沿京漢路北進；留守川陝，邊境的部分兵力，度秦嶺，出陝晉，攻打敵軍後側；右翼軍沿江入海，由海路北上。三路共進，會攻北京。

孫中山這一計劃的制定，充分體現了他在軍事謀略上的正確探索與實踐。他在作戰方針中確定了以消滅敵人有生力量為主要目的，認識到了要推翻反動政權，必先消滅反動軍隊，例如他要求中央軍援湘進攻長沙，肅清入湘北軍；先克武昌，次定南京，目的也是為了斷敵後路，合“逆軍匹馬隻輪不返”，“盡殲醜類，永奠民國。”

孫中山蠟像

還有，孫中山把戰爭分為兩步來打，以攻打武漢作為轉折點，也是非常正確的。第一是因為武漢是北方通向湖南的樞紐，只有攻克武漢，才能切斷敵人的增援和退路，達到腹背夾擊殲敵有生力量的目的。第二是因為武漢是三楚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而三楚又“為全國中樞，棺毅大江南北，形勢所重敵必所爭。”攻佔了武漢，就能決定三楚，扼長江，威懾全國。

孫中山這一偉大的謀略終究因為西南軍閥的阻撓未能實現，桂系主力攻克長沙不肯北進，唐繼堯佔領四川不願南下，使攻佔武漢的計劃擱空了。但其戰略的正確性和偉大性仍然可由護法戰爭初期的勝利所證明。精兵襲取，側翼牽制精兵襲取，側翼牽制是孫中山武裝革命開端時，舉行廣州起義和惠州起義時所採取的軍事謀略。

精兵襲取在戰術上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精兵，即指人的本身，兵貴精而不貴多；另一方面是戰術即作戰方法上的襲擊，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給敵人一個突然的打擊。

精兵襲取是孫中山在 1895 年廣州起義中所動用的主要策略。孫中山從戰略上沒把廣州起義孤立起來，而是將它與惠州起義聯絡起來。他應用側翼牽制的總謀略來籌劃廣州起義和惠州起義的：一方面在惠州起義，一方面準備在廣州響應。惠州作為主要作戰方面，廣州策應以側面牽制 。

袁世凱戎裝像

1894 年 7 月 25 日，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清政府以失敗而告終。1895 年4 月，清政府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清政府的戰敗與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的簽訂，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憤怒，孫中山抓住清政府被削弱和全國人民革命的呼聲高漲的時機，制定作計劃，採用精兵襲取，側翼牽制敵人的戰術，向清王朝發起武裝革命的第一次進攻。

孫中山在籌劃廣州起義時，仔細地分析當時的情況。第一方面，在清王朝統治幾百年之後，突舉義旗，也屬“造反”，起義必須隱蔽、迅速，這個角度來說，兵貴精而不貴多；第二方面孫中山覺得當時廣州的重要衙署只有將軍、都統總督、巡撫、水提等六七處，只有數名衙役把守。

孫中山打算派人襲擊這六七處地方，將敵軍指揮官或執或誅，達到擒賊先擒王的目的，使敵自亂。從這一角度來說，也要求兵精而不兵眾。第三，孫中山認為清朝軍隊防備松馳，沒有思想準備，他計劃對廣州的清軍來個突然打擊，用“內起外應”的作戰方案，派一部分精兵潛伏在城內，出敵不意地襲擊敵軍的指揮機關，使清軍陷於群龍無首的混亂局面。只要敵軍一混亂，事先埋伏在城外的各路會黨隊伍隨即響應，攻佔廣州。

基於這種分析和設想，他給廣州起義定下了“精兵襲取”的策略。他注重參加起義的人員的“敢死”精神，有奮勇首義的無畏膽略，希望他們能以一當十，以一當百。他在籌備起義的時候，特意從汕頭和西江招募一些會黨，利用他們與廣州存在的主客之分，語言差別，與當地人不相習，無後顧之憂，可以一意以爭勝，孫中山想就是起義中途有什麼變故，他們也無法在城記憶體身，使得他們只能置死地而後生，破釜沉舟地向前進攻。廣州起義終因計劃洩密而失敗，但孫中山所作的軍事謀略上的探索是值得肯定的。

在策劃惠州起義的時候，孫中山作了側翼牽制的謀略上的探索。他分析了在惠州起義的各方面條件：惠州是廣東東江一帶的要地，它接近英屬殖民地新界，又瀕臨大海，便於從香港和海上獲得接濟。但何況惠州地區是會黨聚居之地，革命黨人正待機而動。在惠州舉事是有許多有利條件的，也是很在戰略意義的。

孫中山策劃惠州起義像

儘管如此，清政府在廣東方面的勢力還是很強大的，不在戰略上作出計劃，起義就很難成功。孫中山認為應牽制住廣州的敵人，阻止他們東援。為了達到這一目的，孫中山派出鄧蔭南、史堅如等人急赴廣州，在廣州同時舉事，牽制清軍，以保證惠州方面能夠迅速集結起兵力，奪取惠州、新安兩地區，然後再逆江西上，與廣州起義軍內應外合，奪取廣州市，然後再逐漸據有廣東省。

孫中山在惠州起義的同時，策劃廣州起義，其目的不在於直接奪取省城，只是想讓廣州有亂，使清軍受到牽制，無法出兵惠州而已。他這一側面牽制的謀略的運用，使得惠州起義獲得了極大的成功，一下子就發展到兩萬多人，一連打了很多勝仗。

惠州起義雖然沒有成功，但是為武昌起義的成功奠定了基礎，這種不屈不撓，頑強作戰的精神激勵著國人為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有著深刻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