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爾蘭土豆饑荒的啟示

文丨 特蕾莎·約翰遜

>>Teresa R。Johnson<<

從1845年到1851年，一場致命黴病襲擊了愛爾蘭的土豆作物，造成了嚴重的歉收和饑荒【注：土豆晚疫病是導致馬鈴薯莖葉死亡和塊莖腐爛的一種毀滅性真菌病害】。大約有百萬人死於這場災難，另有至少百萬人遠走他鄉。

巨大的災痛是如何在大不列顛（當時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這一個省份發生的？歷史學家做出了各種各樣的解釋。儘管他們的解釋各不相同，但大多數人堅持認為，如果英國政府放棄了自由市場原則，將幾乎不會有愛爾蘭人喪生。然而，有證據表明，自由市場原則並沒有給愛爾蘭人增添一分苦難，倒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饑荒造成的諸多慘狀。

本文目的不是釐清愛爾蘭陷入困境的根源。我確實想要表明，不管許多歷史學家怎麼認為，自由市場經濟都沒有害死百萬愛爾蘭人。我將介紹一段佃農的簡史，他們是在饑荒中受害最深的人。接下來，我將證明英國政府並沒有首尾一貫地堅持自由市場原則。然後我將討論自由企業如何減少了饑荒的影響。然而，首先我將展示一些歷史學家是如何描述了自由市場原則對愛爾蘭苦難的影響。

一些支援政府幹預的歷史學家認為，英國領導人陷入了他們無法控制的力量之中。例如，凱文·諾蘭（Kevin Nowlan）寫道：“大饑荒的歷史並不支援我們指控統治者懷有蓄意的殘忍及惡意，但它無疑是關於社會、經濟觀念如何與人類侷限性結合起來增加世間痛苦的鏡鑑。”同樣，托馬斯·奧尼爾（Thomas O’Neill）談到議會時說：“對自由貿易的迷戀束縛了他們的手腳。”然而，發表這種言論的人對自由市場經濟體制大加撻伐，卻拒不承認議會並沒有嚴格遵循這一體制，也不提及愛爾蘭人對自己的處境也負有一定責任。

勞倫斯·麥卡弗裡（Lawrence McCaffrey）是一位歷史學家，他明確地譴責議會支援自由企業。諾蘭避免指控英國領導者懷著蓄意的殘忍，麥卡弗裡卻將他們統統比作了納粹。麥卡弗裡把遭受饑荒的愛爾蘭人和納粹德國的猶太人相提並論，他說這兩個群體都遭受了“意識形態謀殺”。他補充說，

“納粹在應用種族主義原則方面，比起特里維廉（Trevelyan，1807-1886，愛爾蘭饑荒救濟工作負責人）及其同事在執行政治經濟學教條方面，當然要更殘酷無情和前後一致。但是，如果一名愛爾蘭人在19世紀40年代死於飢餓或擠進一艘移民船，如果他知道自己的命運不是種族仇恨的結果，而是為了維持自由企業經濟而必須付出的代價，他將不會得到多少寬慰。”

麥卡弗裡承認愛爾蘭的情況十分複雜，他譴責那些把英國人的歧視當成了愛爾蘭所有苦難根源的愛爾蘭人。然而，他把一切責任都歸咎於議會堅持自由市場原則，就把形勢過分簡單化了。

背景：愛爾蘭佃農

愛爾蘭佃農的處境說明了單一作物的歉收會如何摧毀整個國家。由於愛爾蘭大部分農田屬於少數富有的英格蘭和愛爾蘭地主，大多數愛爾蘭農業人口沒有土地，不得不用他們的勞動換取宅地和園圃。雖然這些佃農中有一些人，透過飼養和出售豬來支付租金，但大多數人在他們地主的燕麥、黑麥等穀物地裡幹活。為養活自己的家庭，他們僅僅種植土豆。土豆種植成本很低，每英畝收穫的口糧，比其他大多數作物都要多。而且，土豆在那些不適合種植地主家穀物或飼養家畜的租佃土地上長勢旺盛。

對大多數農村勞動者來說，土豆是唯一的食物來源。佃農經常處於饑荒的危險之中，這不僅因為他們只依賴單一食物，還因為土豆“就其性質而言，在某些季節特別容易歉收” 。始於1845年的危機，並不是愛爾蘭的第一次土豆饑荒。根據1851年的人口普查報告，自1739年以來，土豆作物至少出現了24次某種程度上的歉收。每年夏天都有200多萬人捱餓，直到新作物豐收。因此，從1845年到1851年，土豆年年歉收，給這片受赤貧困擾的鄉土雪上加霜。

儘管歷史學家強調議會的自由市場立場，但描述1845年英國經濟的最佳方式是，它是自由市場原則和某些政府幹預措施的混合。議會的批評者斷言，自由市場政策加劇了饑荒的惡果。然而，有證據表明，以《穀物法》、《航海法》和《濟貧法》的形式進行的政府幹預，才是讓愛爾蘭處境更加堅難的原因。

當土豆歉收時，議會堅持自由市場原則，拒絕關閉愛爾蘭港口。批評家堅持認為議會應該阻止其他作物出口，認為愛爾蘭人民應從愛爾蘭農產品中受益。然而，這些作物不僅理所當然地屬於土地所有者，而且還需要用來餵飽英格蘭勞工。如果議會關閉了愛爾蘭港口，饑荒不僅不會被阻止，還會從愛爾蘭轉移到英格蘭。建議政府購買愛爾蘭農產品並在愛爾蘭人中分配，可以解決給地主報酬的問題，但不能解決向英格蘭勞工提供食物的問題。

然而，《穀物法》和《航海法》表明，議會並不像許多歷史學家所指出的那樣致力於自由市場。為保護英國農業而透過的《穀物法》，透過對進口穀物徵收關稅，人為抬高了穀物價格。《航海法》保護英國的航運業。根據這些法律，只有英國船隻才能將貨物運入英國港口。

這種保護主義措施，無論對英格蘭勞工還是愛爾蘭佃農都十分不利。《穀物法》提高了英格蘭勞工購買食物的價格。當成千上萬愛爾蘭人死於飢餓時，美國私人社團贈給愛爾蘭人的食物，卻不能直接送抵愛爾蘭。它首先必須轉移到一艘英國船上。這增加了援助災民的成本，延長了飢餓者缺乏食物的時間。《穀物法》和《航海法》的結合，使得從外國市場向英格蘭或愛爾蘭市場出售穀物，變得無利可圖。

直到饑荒持續了幾個月後，議會才最終廢除了這些保護主義措施。隨著1846年1月《穀物法》的廢除，美國的穀物被購銷到愛爾蘭，從而為愛爾蘭人提供了急需的食物。一年後，《航海法》廢除，外國捐贈得以自由地進入愛爾蘭。

《濟貧法》為政府在愛爾蘭的干預提供了更多例子。這些給慈善立法的嘗試遭到了各方反對。地主反對這些法案是因為要被課徵財產稅來供養窮人。窮人也鄙視濟貧院（法律規定的主要援助渠道），因為濟貧院條件惡劣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在許多濟貧院裡實行了監獄般的紀律；而在另一些濟貧院，人滿為患、缺乏紀律，使得惡行難以遏制。一些父母認為，與其生活在這樣不道德的環境中，還不如讓家人繼續捱餓。

因此，認為議會致力於自由市場經濟而讓愛爾蘭受苦受難的觀點，從兩個方面來看是錯誤的：首先，在實踐中，議會並沒有完全致力於自由市場，這一點可以從它願意保留保護主義法律和給慈善立法得到證明。其次，當廢除上述兩項保護主義措施，最終使市場更加自由時，愛爾蘭人和英格蘭人都從中受益。

直接政府援助

政府在饑荒期間給予愛爾蘭的鉅額援助進一步證明了，議會並沒有嚴格遵循自由企業原則。事實上，英國光第一年就在饑荒救濟上花費了800萬英鎊。最初，議會為愛爾蘭的佃農提供公共就業機會，這樣他們就能掙錢購買議會從美國進口的口糧。

議會的公共工程系統在很大程度上是徒勞無功的。由於政府規定，工程不應惠及任何個人，大部分工作涉及道路建設，其中不少道路“不知從何處通往何處”。有些道路工程管理不善，簡直無異於野蠻破壞：“愛爾蘭的道路被毀了（…）以前大約一個半小時的路程（…）現在要花四個小時，事故頻發”。由於工資發放常常延遲數週，一些工人死於飢餓。托馬斯·奧尼爾敘述道：“科克郡卡哈拉的Denis McKennedy，10月24日，死於路邊，他生前受僱於工程委員會，被拖欠了兩週的工資。”公共工程的另一嚴重問題是“吃空餉”，許多在工資單上領薪的人其實並不需要援助。

在1847年春季前，公共工程系統顯然沒有達到它的目的。最嚴重的饑荒還沒有發生。黴病雖然只破壞了1845年土豆作物的一部分，卻摧殘了1846年的全部作物。到1847年7月，許多愛爾蘭人死於飢餓和相關疾病，英國政府開始了第二階段的饑荒救濟：分發免費食物。這些直接施捨也違背了歷史學家認為議會虔誠堅持的自由市場政策。

愛爾蘭的自由市場

對1847年7月政府糧食分配的研究，提供了自由企業幫助愛爾蘭的證據。雖然北部各郡對農業的依賴程度幾乎和西部各郡一樣，北部不到20%的人口得到了政府提供的免費食物，而西部多達100%的人口獲得免費食物。愛爾蘭唯一興旺的製造業——亞麻工業，給北部帶來了差異。因為這個產業，許多北部人有了穩定的收入來源，因此，他們可以購買食物，而不是依賴政府的援助。亞麻工廠在1850年僱傭了近20，000人，並沒有僅僅把機會提供給紡紗工和織布工。北部佃農可以在家裡生產亞麻製品來賺錢。

亞麻工業為北部提供的“平衡經濟”，給這些郡帶來了其他許多郡所沒有的好處。在其他大多數郡，幾乎所有交易都是以易物方式進行的；貨幣幾乎無人知曉。由於北部有更多資本，包括食品商在內的大多數商販也都在那裡。國內其他地方即使有糧食供應，但由於缺乏工作和資本，貧困的佃農也無法購買那些糧食。

在大多數關於饑荒年代的記載中，歷史學家很少提及私人救濟，而更願意討論政府對愛爾蘭的援助。然而，作為自由市場經濟重要組成部分的私人慈善事業，卻讓大量愛爾蘭人得以存活。這種慈善有兩種基本形式：提供食物或金錢，要麼提供工作。

世界各地幾家組織幾乎一聽到饑荒的訊息就立即捐贈。第一批捐贈來自在印度女王部隊服役的愛爾蘭人。許多捐贈的錢物都來自愛爾蘭裔美國人組織。但貴格會在饑荒早期提供了最穩定的援助。1846年11月，他們在都柏林成立了中央救濟委員會，與倫敦的一個類似的委員會密切合作。在調查了愛爾蘭的情況後，他們認定最迫切的需要是在全國各地設立食品分發點。他們的施粥所非常成功，國會將其作為食物分配計劃的典範。

一旦危機在某地區結束，貴格會就會透過幫助愛爾蘭人謀生來刺激當地經濟。1847年，在饑荒最嚴重的時候，他們把蘿蔔種子分發給買不起種子的農民，由此帶來了豐收，中央救濟委員會於是決定繼續這項計劃。他們後來在戈爾韋郡購買並經營了一家農場，以開發和示範改良的農業方法。

貴格會也幫助了愛爾蘭漁業。由於惡劣天氣常使愛爾蘭漁民無法出海，所以他們在不能捕魚時通常以土豆為食。當土豆歉收時，許多漁民典當了他們的船和漁具，以便購買食物。貴格會透過地方委員會借給漁民足夠的錢來贖回他們的裝備。僅在阿克洛社群，就有160多戶家庭因這些貸款而存活下來。貴格會還在西部的戈爾韋郡、梅奧郡以及南部的科克郡設立了新的捕魚站。

歷史學家通常忽略的一項私人救濟成就，是花邊製造業作為家庭手工業的創立。花邊製作中心主要集中在北部和最南部的地區。南部大部分的花邊學校都是由女修道院開辦的，而在北愛爾蘭開辦的學校則是由富有的女士贊助的。花邊業的興起，主要是因為許多貧窮婦女非常渴望工作。她們不願依靠政府援助，只求有一種辦法來養活家人。贊助這些花邊學校的人提供的正是這樣的辦法：她們給予貧困的婦女訓練和裝置來製作花邊，在許多情況下，她們自願為製成品尋找英國買家。

許多開辦花邊學校的婦女，不得不從事一項乏味的工作，拆解一件現成的花邊，以便弄清楚它是如何製作的。她們把這個方法教給幾個婦女，然後再由她們去教別人。這些女性很快就學會了集中精力製作最高效省時的花邊。而且，由於鉤針編織的速度要快於大多數傳統花邊編織的方法，一些學校開發出了模仿花邊的鉤針圖案。

從這些努力中發展起來的家庭手工業，不僅僅提供金錢來購買食物；它還使許多家庭破鏡重圓。據其中一所花邊學校的老闆蘇珊娜·梅雷迪思女士說，有幾個孩子在父母被迫進入濟貧院後就去了花邊學校，她們很快就能掙到足夠的錢來養活家人。一旦家庭團聚，其他成員也學會了貿易，增加了家庭收入。謀生的能力激發了勞動者的希望，維持了施捨有時會摧毀的人的尊嚴。

結論

無論是相對自由的市場，還是政府的救濟計劃，都沒能讓許多愛爾蘭人免遭巨大苦難。愛爾蘭的問題是經年累月造成的，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得到解決。然而，土豆歉收造成的燃眉之急卻要求在一夜之間得到解決。指責自由企業沒有提供這些解決方案，就是忽視了愛爾蘭局勢的複雜性。

自由企業雖然沒有拯救每一個愛爾蘭人，但也沒有增加19世紀中期愛爾蘭所受的苦難。事實上，議會透過廢除《穀物法》和《航海法》來解放經濟的舉動，在很大程度上緩解了愛爾蘭的苦難。在北愛爾蘭，亞麻產業提高了那裡的生活水平，生活那裡的人們受難更少，對政府援助的依賴也更少。此外，私人慈善機構拯救了無數愛爾蘭佃農的生命，努力改善當地經濟，並開創了家庭手工業，為許多愛爾蘭婦女提供了就業機會。

勞倫斯·麥卡弗裡在詆譭了自由企業一通之後，不太情願地承認，自由企業讓美國的愛爾蘭移民得以繁榮：“他們生活在一個具備社會流動性和經濟機會的國家。美國的資本主義或許是邪惡的，但它提供了（…）財富的可能性”。這種違心的恭維企圖掩蓋一個事實，即英、美自由企業都幫助了愛爾蘭人民。大饑荒之前、持續期間和之後，數以百萬計的愛爾蘭人願意冒著艱難險阻來到美國，以便利用“邪惡的美國資本主義”提供的機會。

“讓那些因為渴望呼吸到自由空氣，而歷經長途跋涉也已疲憊不堪，身無分文的人們，相互依偎著投入我的懷抱吧！我站在金門口，高舉自由的燈火。”

我們需要警惕這種視自由企業為惡棍來解釋歷史的“邪惡”傾向。過去那些自由企業的反對者，堅持認為政府幹預才是消除當下貧困的唯一途徑。但政府的援助，在今天的美國和過去的愛爾蘭，往好處講是無效的，往壞處講是給那些據說從中受益的人帶來傷害。如今美國的福利制度失敗了，就像當年英國議會援助愛爾蘭的努力失敗了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