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邦滅秦後，經過四年的楚漢戰爭，最終以烏江畔項籍自刎收場，大漢帝國自此肇端，兩漢的四百年，尤其是前漢的兩百年，奠定了之後兩千多年中國歷史發展的基礎，在這樣一個風雷激盪的時代，英雄人物層出不窮，他們的業績足以彪炳史冊。在大漢帝國由諸侯國蛻變而出過程中，蕭何、張良、韓信的作用無疑遠超其他漢初功臣，雖然三人的結局各有不同，但這一點絲毫無損於他們的歷史地位，所成就的功業具有開創意義，啟迪了無數後來者的智慧。

劉邦攻滅項籍，於洛陽南宮宴飲得意之時，提出“三傑說”，時值劉邦與三人的蜜月期，互拋媚眼，互獻殷勤，同時也是劉邦對三人所起作用的階段性總結，然而當社會需要平穩發展時，如果沒有足夠的智慧與毅力，重新進行自身的角色定位，一味的固守與剛愎，歷史的車輪勢必會無情的碾壓過來，再現兔死狗烹的輪迴，大至國家運轉，小至企業管理，這樣的規律無時無刻不在起著作用。

在劉邦的團隊中，核心成員寥寥，最信任的基本上都是起家時，從豐沛故地帶出來班底，諸如蕭何、曹參、樊噲、周勃、盧綰、夏侯纓等，而向張良、韓信、季布等均是中途投奔而來，只是基於用其能而已，對於這兩類人，劉邦的態度很鮮明，在信與疑之間搖擺，但是信是疑，取決於各自的態度與行為是否威脅到劉邦的事業與地位，是否使劉邦放心，是否使劉邦集團的其他人服氣，這一點，韓信做的最不到位，功高震主，劉邦兩次奪韓信軍權，諸將在獲知韓信欲謀反的傳言後兩度進言“坑豎子而”，均是劉邦集團與韓信關係極端惡化的最明顯的例證，這種背景之下，韓信的軍功再盛其結局已註定，除去韓信只是時間早晚的事情。

蕭何以成事功，張良以成謀功、韓信以成軍功，司馬遷及後世，對三人的評價以蕭何最高、張良次之、韓信又次之，這其中雖然有劉邦在立事、成事的過程中，與三人私交積累厚薄，在由創業到守成階段轉變的過程中，三人的表現等因素的有關，實質上體現的是在處理與劉邦的關係、與劉邦集團其他成員的的關係進退法度的問題。劉邦慢而侮人是其性格可愛的一面，能與他人同利是其能形成凝聚力的潛在原因，若是韓信順著這樣的環境，不斷調整互動，必不至於未央之變。

蕭何事功最盛，又為劉邦故舊，私交很深，也有成事的能力，老成謀國， 奉法順流，做得事情基本上件件都做在了劉邦的心坎上，在劉邦忽起疑心時，能自質、弱化自身，劉邦很是倚重，楚漢戰爭的四年，關中與巴蜀富饒之地均由蕭何代行治理，即保障了前方兵源與軍需，又使劉邦有了穩定的根據地，排除其後顧之憂，局面大定之時，能緊跟著調整角色定位， 僅守管牘而位冠群臣。

張良謀功最著，在劉邦集團的位置比較特殊，屢獻奇謀，對於強化劉邦集團核心的凝聚力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讓劉邦深為敬重，又讓他人服氣，再則一直在劉邦身邊，相當於自質於劉邦，讓劉邦放心，遇事進退有據，無形中已化危為安，最後在劉邦允諾“自擇齊地三萬戶”時，僅選擇留地萬戶以求造成無意利祿的印象，之後限於身體原因，基本不再參與政事，在穩定大局需要時依然能堅定的站在劉邦集團的角度出謀獻策，避免了和平時期成為矛盾聚焦體而得以自保，最終得以天年。

韓信軍功無人能敵，就其個性而言，做事貪大不求實，軍功不少，然而劉邦始終只是將其做為征伐的工具，韓信本有機會和自身所處的劉邦集團融為一體、共進退，然而韓信倚功傲主，沒有長遠考慮，沒有步步為營把事做實，基於這種情況，在劉邦的面前順之未必生，逆之未必亡，然順之進退失據，沒有自保圖存的智慧，逆之自不量力，沒有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的氣概，順之、逆之二者做的都不徹底，其導致的結果就是以軍功最著而誅，最大的原因就是雖有能力，然而行事最不讓劉邦集團放心，求封“假齊王”一事，讓劉邦看透了他，兩度被奪軍權，又兩度雄起，讓劉邦戒心陡增，可以說楚漢戰爭的關鍵時期已埋下日後被誅的禍根。

歷史是無情的，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現實是歷史的翻版與再現，只是在具體事務上體現不同而已，但內在的規律均有共同之處，需要不斷總結與領悟，把握現實獲得啟示。

2011年5月18日

於京華城南啟山林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