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政治家，在明爭暗鬥你死我活的政治風雲中保全自己鞏固地位。

他更是一位改革家，將內憂外患因循腐化的國家政壇運籌化解苦心澄清。

他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負，為此可以妥協獻媚，為此可以專擅獨攬。

他究竟還是有些錯誤，至少應該為之負些責任。他究竟會有些自負，誰能主掌一國而不有些倨傲呢？

但過錯歸過錯，他的功績卻無法被抹殺，他的功績遠遠大於過錯的事實也不應被忽視。

他是張居正，一個以一己之力富一國強三軍的相公。

張居正（一）

居正這個名字太合適了，和安石一樣，一聽就是安邦定國之人才。改名前叫“白圭”，嗯……可以說改名相當成功了。字叔大，湖北江陵人，世稱張太嶽，江陵先生。

張居正家世普通，父親不過是個七次鄉試不中的府學生。居正卻較為順利，十六歲中鄉試，失敗一次，於嘉靖二十六年，居正二十三歲時中二甲進士，選庶吉士。

進士科舉之路，是明朝做官的康莊大道，因為在朝高官多是由這個途徑入仕的。《明史·選舉志》載：

“自天順二年，李賢奏定纂修專選進士，由是非進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內閣，南北禮部尚書、侍郎及吏部右侍郎非翰林不任，而庶吉士始進之時，已群目為儲相。”

在翰林院的三年培養後，張居正照例賜翰林院編修。他不熱心文學，卻熱衷政治，對時政已有自己的見解，也希望一展才華。

嘉靖二十八年，他給世宗上《論時政疏》。指出國家存在的五大問題：

“其大者曰宗室驕恣，曰庶官瘝曠，曰吏治因循，曰邊備未修，曰財用大虧……”

只不過，此時還遠遠輪不到他說話。世宗信奉道教，大臣紛紛以寫青詞為能事獻媚於皇上，其中嚴嵩尤為擅長。嚴嵩因世宗的偏愛，挑撥攛掇，致使德高望重又剛正不阿的內閣首輔夏言以及一心為國的總督陝西三邊軍務的曾銑棄市。這次事件與河套地區的韃靼有關，曾銑和夏言主張收復河套永絕後患，世宗起初也想做個聖主明君，給予褒揚支援，後又擔心戰爭不能必勝，可能導致皇位不穩國家大亂，不敢承擔這個責任，或者說怯懦了。嚴嵩看準時機，提出河套絕不可復，復套乃禍國殃民之舉。

從此，嚴嵩穩居首輔之位，維持了十五年的政權。嚴嵩是個什麼人？嘉靖二十九年，韃靼的首領俺答寇大同、陷薊州，從古北口取道通州，兵臨北京城下。嚴嵩授意兵部尚書丁汝夔違背世宗催戰旨意，世宗大怒，丁汝夔棄市。居正都看在眼裡。

不過此時的居正只是個資歷淺薄的後輩，嚴嵩不會視為威脅。不論是嚴嵩也好還是後來的徐階都只是認為居正是個優秀的年輕人，對他有不錯的好感。

“時少師徐階在政府，見公沉毅淵重，深相期許。”

“嚴嵩為首輔，忌階，善階者皆避匿，居正自如，嵩亦器居正。”

我們可以看看居正那段時間都在幹什麼？他寫了《賀靈雨表》《賀瑞雪表》《賀冬至表》《賀元旦表》，寫詩歌頌嚴家瑞竹、瑞芝、瑞蓮，寫了《壽嚴少師三十韻》，寫了《聖壽無疆頌》《得道長生頌》《代謝賜御製答輔臣賀雪吟疏》等。居正只是個應酬詩文作家，誰又會怎麼關注他。

張居正能甘心只寫這些粉飾太平的文章嗎？距離上次上《論時政疏》，已經過去三四年時光，嘉靖三十二年，居正二十九歲，他正苦悶的如同一個怨婦。他寫有《述懷》《適志》《蒲生野塘中》，還有《擬西北有織婦》：

“山川一何阻，雲樹一何長……願將雲錦絲，為君補華裳。”

只是一個翰林院編修，同科的楊繼盛因彈劾嚴嵩十大罪已經下獄（後來棄市），政壇牢牢把握在嚴嵩手中，三十歲的他告了病假回江陵。他給徐階寫了一封長信，袒露心跡。他勸徐階不要再“內抱不群，外慾渾跡。”，希望徐階能站出來改變現狀。但五十二歲的徐階很清楚，沒有必勝的把握，他不能和嚴嵩決裂。他知道該做什麼，就是討世宗的開心，如何討，盡心盡力寫青詞。

從嘉靖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張居正整整度過了三年的悠閒生活。大致嘉靖三十八年回到北京。這三年他

“築小湖山中，課家童，鍤土編茅，築一室，僅三五椽，種竹半畝，養一癯鶴，終日閉關不啟……”

但這種恬淡的生活究竟不適合他。他仍關心著政局，又對民間疾苦與朝政的關係有了更深的體會。

“再變而田賦不均，貧民失業，民苦於兼併。”

“每觀其被風露，炙熇日，終歲僕僕，僅免於飢……官吏催科，急於救燎，寡嫠夜泣，通寇宵行；未嘗不惻然以悲，惕然以恐也。”

嘉靖三十五年，居正遊覽衡山。寫有《遊衡嶽記》《後記》。自言：

“每值山水會心處，輒忘返焉，蓋其性然也。夫物唯自適其性，乃可永年，要欲及今齒壯力健，即不能與汗漫期於九垓，亦當遍遊寰中諸名勝，遊目騁懷，以極平生之願。”

這只是他一時的心境，不久他還是想回到北京，在嘉靖三十六年北上途中寫道：

“國士死讓，飯漂思韓，欲報君恩，豈恤人言！”

這一次北歸，他該是下了決心，要有一番作為。不過等待他的是更加複雜的政治內鬥，也正是這些爭鬥最終成就了他。

（二）

張居正閒居三年回到北京，嚴嵩依舊把持政壇，他的兒子嚴世蕃也開始活躍起來，滿朝文武越來越不滿嚴氏父子。曾在嘉靖三十七年，張居正還未抵京，

刑科給事中吳時來

、

刑部主事張羽中和董傳策

彈劾嚴嵩

“壞邊防、鬻官爵、蠹國用、黨罪人、騷驛傳、壞人才”

，雖然失敗，但並沒有被處死，徐階是他們身後的支援，世宗對嚴嵩也似乎不再那麼信任。

徐階的地位不斷上升，嘉靖三十八年，徐階晉

吏部尚書

，吏部管官吏任用，在六部之中地位最高，地位不比內閣首輔低。三十九年，徐階從少傅晉

太子太師

。

同樣在嘉靖三十九年，張居正由翰林院編修升

右春坊右中允

，管

國子監司業

事。國子監是當時的國立大學，長官是

祭酒

，由高拱擔任，其次是司業。徐階、高拱、張居正是以後政壇的三個重要政治人物。

嚴嵩仍然得到世宗信任，只是徐階討好世宗的本事一點也不比他差。嚴嵩的下臺，直接原因是

御史鄒應龍

彈劾他的兒子嚴世蕃，嚴世蕃下獄，嚴嵩也只能回籍修養，嚴氏父子的命運就掌握在當權者的手中了。這是嘉靖四十一年的事。此後徐階成為內閣首輔。

徐階還是那個徐階，他不做嚴嵩，事事都和其他內閣同事商量，至少表面上如此。他在

大學士直廬

貼上標語：

以威福還主上，以政務還諸司，以用舍刑賞還公論

。

嚴世蕃後再次被彈劾，在徐階的謀劃下被降旨處死，嚴嵩也被抄了家，晚景淒涼，不久病死。

徐階對於張居正的重視和呵護不同於別人，他沒有讓他冒險去做鄒應龍，而是和他私下商論朝廷機密，讓他修了《承天大志》，完成後張居正進官右春坊右諭德，為裕邸日講官，裕王就是以後的穆宗，徐階的安排可謂煞費苦心。這一年是嘉靖四十三年，張居正已經四十歲了。

嘉靖四十五年，張居正進

翰林院侍讀學士

，掌翰林院事。他在翰林院中的地位和聲望日益提高。

世宗為了長生，齋醮得更積極了。海瑞買好棺材，遣散家童，告別妻子，給世宗上疏，讓世宗醒醒，振作起來。世宗大怒，但想想海瑞說得也對。不久，世宗病重去世，三十歲的裕王即位，即穆宗，第二年改元隆慶。

新年，居正由翰林院侍讀學士進

禮部右侍郎

，兼

翰林院學士

。不久又晉

吏部左侍郎

兼

東閣大學士

，入閣。這才是他登上政治舞臺的起點。

隆慶元年四月，重修《永樂大典》完成，張居正進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這時的內閣成員有徐階、李春芳、郭樸、高拱、陳以勤、張居正。徐階和高拱產生矛盾，雙方利用言官互相彈劾，利用

京察

大權，高拱失敗，在五月致仕，他的同鄉郭樸也在九月致仕。張居正在這次閣潮中沒有站隊，平安度過，也對言官的囂張有了深刻印象。

隆慶二年，張居正加

少保兼太子太保

。徐階因諫阻穆宗遊玩，被穆宗及左右內監厭惡，並受到

給事中

彈劾，七月致仕。徐階擔心下臺後有人對自己不利，他也做了一些授人以柄的事情，臨行前託付張居正，為他擔當。張居正不能不還這個人情，這也意味他要承擔更大的風險。

李春芳代為首輔，他和陳以勤都是太平宰相。改革弊政，銳意進取是張居正的使命，八月他上《

陳六事疏

》。六事是：

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核名實；固邦本；飭武備

。穆宗是個沒有主見，寬厚仁慈的君主，他要穆宗有主張、有決斷，要官員少發無用之論，要嚴肅官場風氣，要令出必行，要各級官員稱職盡責，要崇儉尚廉以養小民，要整飭武備加強國防。沒有高深的理論，都是最現實有效的措施。

張居正認為應該加強君主獨裁，“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眾，斷在於獨”，他歌頌成湯、歌頌秦始皇、歌頌明太祖明成祖。他認為

亂秦者扶蘇也

。他認為“

聲容盛而武備衰，議論多而成功少，宋之所以不競也。

”

明朝立國以來最大的敵人就是北方的韃靼。為此修了萬里長城，長城內設有九邊重鎮：遼東、薊州、宣化、大同、榆林、寧夏、甘肅、太原、固原。其中面臨威脅最大的是遼東薊州宣化大同，嘉靖二十九年，設

薊遼總督、宣大總督

，出為總督，入為兵部尚書，可見明朝對此重視程度。

遼東較遠，宣化、大同有山險可守，最危險的是薊州。敵人可以直接繞過薊州，包圍北京，薊州的地位尤其重要。隆慶元年，俺答入侵，工科給事中吳時來推薦譚綸、俞大猷、戚繼光討寇，居正支援，譚綸就任薊遼總督，戚繼光為

神機營副將

，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居正與譚綸、戚繼光交往密切，盡力照顧協調，一切都是為了邊防大計著想。

隆慶二年十二月，廢遼王憲<火節>，這件事都說張居正處分得太嚴厲了，成為日後遼王妃訟冤，指責張居正公報私仇的張本。

隆慶三年，有三件大事，趙貞吉入閣，大閱，高拱再入閣。大閱即皇帝親臨閱兵，居正希望“

假借天威，親臨閱視，振積弱之氣，勵將士之心

”。趙和高開始爭鬥，首輔李春芳和陳以勤旁觀，張居正和老同事高拱較為靠近。隆慶四年七月，陳以勤致仕。趙貞吉和高拱同樣利用言官和考察互相攻擊，十一月，趙貞吉致仕。高拱又指使言官彈劾李春芳，隆慶五年元月，李春芳致仕，高拱成為首輔兼吏部尚書，大權獨攬。張居正只能小心翼翼，既不能得罪高拱，也艱難地維護著徐階。高拱又是有仇必報，徐階的三個兒子被抓，兩個被充軍，徐階感到自己也危在旦夕。高拱的當政，大概是張居正最困難的時候。高拱與張居正在國子監就是同事，已經是多年的朋友，並且張居正對他的威脅在他看來還不算大，只要沒有正面的直接的衝突，高拱暫時還不會攻擊他，甚至認為張居正與自己是一邊的。

穆宗時期，因穆宗好玩，不喜政事，大多時候與內監在一塊，與朝臣較為疏遠，信任高拱也與內監有關，但內監也派別林立，高拱就得罪了

司禮秉筆太監

馮保，馮保想要升掌印太監，屢次被高拱反對。穆宗逝世，給了馮保一個機會。馮保在皇后、皇貴妃的支援下，矯詔，被授為

司禮掌印太監

，高拱作為朝臣的首席代表，怎能容忍這種明顯不是穆宗旨意的手諭生效。他讓言官攻擊馮保，他認為朝野上下都會站在他這一邊，特別是內閣的同事。可是內閣只有他挺身而出，張居正告病，坐觀成敗。馮保在皇后、皇貴妃和小皇帝神宗面前誣陷高拱藐視幼主，勝敗就已經註定了。高拱卸任，限定立刻回籍，不許逗留。張居正後來多次為高拱求情，也許是念在多年友情，也許是心存愧疚。這次政變風波的最大受益者無疑是張居正，甚至這場政變的策劃者就是張居正，他與馮保勾結推倒了高拱。

張居正成為首輔，神宗第一次召見他說：“凡事要先生盡心輔佐。”“與先生酒飯吃。”

遇到十歲的小皇帝神宗，是張居正穩握權柄推行改革的最重要因素，也是張居正身後最不穩定因素。今天看來，都難說是福還是禍。

……

（三）

高拱離京以後，張居正終於可以放手實踐自己的政治主張了。

在多次政治風波的歷練之下，張居正吸取了前幾任的教訓，他認識到自己必須維護好與小皇帝、兩宮太后和司禮監掌印太監馮保的關係，他的內閣首輔之位才能穩固。

他有意繞開內監馮保，加強與兩宮太后的聯絡，繼續發揮自己應酬作家的天才，極盡恭維之事。他寫《白燕頌》、《白蓮頌》、《恭頌母德詩》《皇上祝聖母詩》《神母授圖萬年永賴頌》《聖母圖贊》，神宗生母做功德建橋，他寫了《敕建涿州二橋碑文》，還有眾多碑文。他也為馮保寫了《馮公壽藏記》。

對於朝廷百官，他也作出謙虛的姿態。他的政治目標是以明太祖、明成祖的

“成憲”

為標準，改革弊政，重塑強盛的大明王朝。用人標準是“

為國家養人才，不敢以私意用舍

”，“

內不敢任愛憎之私，外不輕信譭譽之說

”。

但他心裡清楚，不能再出現嚴嵩、徐階、高拱這樣強勢的內閣成員，內閣必須在他的把握之下。他選了呂調陽入閣，重組了六部中樞政權，基本上都在他的可控範圍，他也剷除異己，打壓與自己相左的言官。張居正牢牢地掌握了政權。

他期盼十歲的神宗將來成為一代英主，用心教授他《大學》《尚書》《堯典》《通鑑節要》《貞觀政要》《歷代帝鑑圖說》《大寶箴註解》，給他講述漢文帝勞軍細柳的故事，對神宗的未來寄予厚望。神宗也表現得聰明懂事聽話，對張居正敬愛有加，君臣關係可謂融洽。

可是神宗只是個十歲的孩子，他害怕這個滿腹經綸的大學士，更害怕自己的生母李皇后，母親十分敬重張先生，所有大人都十分尊敬張先生，他也不能不敬畏張先生。張先生對他的要求又近乎苛刻，有時犯了點小錯，也會被先生叱責。神宗知道自己是皇帝，可他現在太小了，他見到張先生就害怕，沒見到又會崛起自己皇帝的威嚴。

不管怎麼說，神宗表面上非常支援張居正，張居正沒有後顧之憂，他有自己的使命，他要富國強兵。可張居正的改革不是那麼轟轟烈烈，一切都是合情合理的穩步推進。他不像王安石專門為了改革設定“制置三司條例司”，凌駕於政府之上，他就在政府框架裡進行改革。

張居正最有力的武器叫做“考成法”，萬曆元年六月，內閣上疏請隨時考成。官員必須在規定時間內完成工作，完成後核銷，以此考核官員政績，決定任免升降。六部考核地方、六科考核六部，內閣考核六科，大權總歸於內閣，一切政令的實行就有效率，有成效。

由於宗藩無節制的繁衍，耗費越來越大，地主兼併，小民貧困，國家賦稅受到了極大的影響，歲入和歲出的巨大差額是擺在張居正面前最大的問題之一。當時的富家不僅兼併土地，還擁有減免的特權，還能拖欠。張居正停止減免，嚴令追繳拖欠。由於考成法的實行，國家財賦狀況明顯改善。

提一下海瑞，海瑞做的比張居正更激烈，張居正的政策固然會造成地主的不滿，但阻力畢竟小一點。海瑞直接讓地主還田於貧民，遭到地主的強烈反對，最終無法實行，海瑞死後，小民罷市，號哭相送。張居正對海瑞有一番評價：“

至於海剛峰之在吳，其施雖若過當，而心則出於為民；霜雪之後，少加和煦，人即懷春，亦不必盡變其法徇人也。

”可見，張居正內心是同情海瑞的，只是他採用了更容易推行的方法，張居正是個現實的改革家。開源的同時，他也積極主張節流，甚至控制神宗的衣食住行，神宗也很聽話，一切照先生的意見做。對於冗官的裁撤也一直在進行，萬曆三年裁撤南京官，除了養望的大官和必需的屬官，都已經調整。

另一個大問題是北邊的韃靼。經過邊防的整頓，俺答已經意識到已經不能再隨便侵入明朝了，他也老了，接受了明朝的冊封，實行了互市，告誡族人子弟不要再侵犯明邊了。張居正充分利用俺答，恩威並施，對韃靼進行分化，同時更加註重軍事防備。戚繼光坐鎮薊門，土蠻也不敢南侵。

張居正當國時，南方動亂不斷，處處稱王，動亂的深層原因還是吏治腐敗招致民怨。他採取的措施是強力鎮壓，徹底殲滅，以根本杜絕。那時明王朝的軍事實力足以支援平亂，平定叛亂也有利於治安和人民生活。但鎮壓肯定傷害到了當地百姓，不能不說過於簡單粗暴，張居正要負有主要責任。

張居正不是仁慈的，而是冷酷的。也許是受到權力的影響，也許是他不得不這麼做。他有自己的法則，他知道對少數人仁慈，就是對多數人殘忍，他知道國家的基礎是大多數人。當太后要寬宥死刑犯時，他反對，認為“

春生秋殺，天道之常

”，他認為“

嚴刑峻法，殺以止殺，刑期無刑

”。

張居正要維護大明的穩定，他不能容忍一切不利於大明政權的因素。明朝有龐大的秀才群體，他們擁有很多特權，在地方上有很大的影響力，有些甚至成為地方的禍害，勾結官員，地方官都不能拿他們怎樣。這便是所謂的

學霸

。張居正整飭學風，不許創制書院，裁減學額，禁止糾眾。這是明初曾實行的規定，張居正要拿來用，他不怕政策推行不下去，他有考成法。

張居正要養民，他將

“民惟邦本”

始終掛在嘴上，他知道驛遞越來越成為沿途民眾的負擔，下令整頓，規定必須持有

勘合

，由嚴格規定勘合的發放。張居正從自己做起，利用言官，有違法者不論官吏大小都可彈劾。

張居正改革不可避免的要觸犯到許多人的利益，得罪的是所有既得利益者的權益，他知道改革必然會招致那些人對自己的怨恨，但他記得自己“欲報君恩，豈恤人言”的初心，依然“雖千萬人吾往矣”。

他懂得抓住關鍵，他不是一味的固執己見，他知道變通，知道撫慰受傷者的心，更知道團結志同道合的人才。

水利問題一直是困擾北京的一個頭等大事。南方的漕糧無法透過運河運到北京，會直接影響北京政權的穩定。黃河屢次決口，不僅給百姓帶來災難，也導致運河無法使用。張居正不懂水利，但他知道水利的重要性。他在水利問題上幾次失敗，但他失敗了就會承認，就會重新尋找對策。他看中了潘季馴，力排眾議採用了潘季馴的治河方案。

萬曆六年，潘季馴提出他的治河理論：“

淮清、河濁，淮弱、河強。……當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濁，築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敵河之強。

”理論很簡單也很有智慧。將束淮水以攻黃河的泥沙，則不用人工清淤，海口自然可以浚通。潘季馴因為張居正的支援，才能有治黃河的功績，他本人也對此深表感激，在張居正死後仗義執言。河道總督專管黃河，漕運總督專管漕運，但兩者工作有交集，分開多有不便，最終在張居正的安排下合二為一。

同樣張居正對於戚繼光的愛護也讓人嫉妒，一切攻擊戚繼光的人，居正都予以批駁。因為外敵不敢入侵，薊鎮近十年沒有邊功，就有人指責戚繼光的南兵不能打仗，要裁撤南兵，戚繼光的軍鎮甚至成了招待官員遊客的地方。張居正毫無疑問地站在戚繼光一邊。他維護說：

“若舉全鎮防守之功，委無所損，數年以來，一矢不驚，內外安堵，此其功寧可誣乎，貓以闢鼠為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採，又不以搏噬為能也。”

居正說的是戚繼光坐鎮薊州，邊境無人敢犯，已經是最大的功勞了。對於邊將戰功，總是給予及時鼓勵，遼東總兵李成梁東昌堡大捷，張居正上疏封侯，李成梁封寧遠伯。

萬曆四年，張居正開始實行著名的一條鞭法。這不是他的首創，早已有劉光濟、龐尚鵬提出並在浙江江西福建等地實行。

明代人民要為國家服役，一種是力差，為國家看庫房、防河、管囚犯、維持治安等，不僅要親自或者僱人充役，還要承擔損耗的風險，是小民的沉重負擔。另一種是銀差，不需要直接做事，只要出錢，政府要燒柴，民眾要負擔柴薪，要養馬，民眾要負擔馬草。為改變分擔不均，實施了

均瑤法

，十年一輪差，可均瑤法也解決不了在當差的那一年百姓負擔沉重的問題，也助長了官吏腐敗，造成很多社會問題。於是有了一條鞭法，一縣差役，由官府僱人充當。將徭役及雜徵計算總數與田賦合併徵收，田賦也由實物一律折收銀兩。民收民解改為官收官解，即官府徵收和運送。一條鞭法既增加了國家的稅收，也減輕了民眾的負擔。

居正起初不是很在意一條鞭法，朝野上下有支援的也有極力反對的聲音，居正不會拒絕有利於人民的改革，他先在部分地方試點，後來越來越意識到一條鞭法的好處，下令全國推行。

從萬曆五年開始，張居正上疏請求調查戶口、田地、凡莊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一概從實丈量。這是為了使徵收賦稅更加合理公平，減輕小民的負擔，也增加政府的收入。但也不能不承認，這種措施不能治根本，只能抑制兼併，也在事實上承認兼併。

張居正當政時期，政局穩定，內亂平息，財政充盈，人民負擔有所減輕，邊防穩定，明朝再次強盛起來。期間雖有彈劾，但無人能夠取代他在宮廷、朝廷的地位。

他的父親張文明，兒子和親族子弟仗勢欺人是有的，收受賄賂也是有的，建坊、建第，張家一時風光無二。

神宗也漸漸長大，16歲即將大婚，張居正此時受到父親的訃告，在神宗的再三挽留下，張居正決定等待神宗大婚後再回鄉守制。這就是著名的奪情事件。父死，官員要丁憂去職，論語有云：“

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

”，為父母守制三年是情理之中。明朝規定守制二十七個月。張居正不守制，觸犯了禮法大忌，言官立刻彈劾，但因為神宗支援，所有上疏的官員都遭到廷杖大刑，非死即殘。新科進士鄒元標，後來的天啟朝名臣，也憤而上疏，慘遭廷杖八十，所幸未死，其後來談到此事，感慨年少衝動，後悔建言。張居正這次袖手旁觀，聽憑神宗處置，也寒了一部分人心。

神宗大婚後，張居正回鄉奔喪，神宗與他情深意重一般，捨不得他離去，要他早點回來主持國家，兩人推心置腹，張先生泣不成聲。神宗之後對旁人說：“

我有好些話，要與先生說，見他悲傷，我亦哽咽說不得了。

”如此真情流露，也許這時神宗對張先生是真的有師生之情，君臣之誼的。

這次歸葬，百官出城相送，張居正坐著三十二人抬的轎子，戚帥安排的火銃手弓弩手護衛，一路地方官吏迎來送往，煊赫非常。路過高拱的住處，看到高拱老病的樣子，回想當年一起共事，悲從中來。之後高拱去世，還極力在神宗面前為他請求卹典。

處理好父親的事情，在神宗的催促下啟程回京，繼續主持政局。萬曆八年開始乞休，“

僕久握大柄，天道忌盈，理須退休，以明臣節

”，神宗自然不答應，張居正也擔心下臺之後自己的結局。

神宗畢竟還是個年輕的少年，不免喜歡玩樂，有時與內監們放縱遊玩，被李太后知道，罰跪教訓，他也只能忍受，張居正也站在李太后一邊，認為皇帝不能耽於享樂，荒廢政事，他親手為神宗寫《罪己手詔》，還干涉神宗起居，已經超越了一個內閣大學士的權利範圍，引起神宗日益增加的不滿和敵對。但神宗表面上仍是恭敬的，張居正的勸誡全都聽從，“

先生忠愛，朕悉知

。”居正臨終前，神宗更是對居正說沒什麼能報答他的功勞了，“

只是看顧先生子孫罷了。

”

病情日益嚴重的張居正，多次上疏告老還鄉，他希望在江陵離開人世，神宗執意挽留，讓他在京養病。萬曆十年六月，歿了。賜文忠公。

不久馮保被抄家，二十歲的神宗開始不聽李太后的話了，張居正制定的法律，一概被神宗廢除，張居正的官爵名位都被詔奪，兒子簡修罷官為民，言官聞風而動，遼王次妃訟冤，兒子下獄，敬修自殺，張家抄家。

——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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