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是一個政治事件，我特別感興趣的是其文化意義。五四的全部意義也不是一天能夠發生的，五四是這段歷史中具有代表性象徵性的一天，可以說，五四前後發生的歷史才是五四所包含的真正影響至今的遺產。

五四的發生大概要從西方列強說起，其間農民起義，洋務運動，戊戌變法，清末新政，辛亥革命等等，造成了五四發生的歷史背景。這篇文章說不到那麼多。就從我最感興趣的五四前夕，新文化運動說起。

教科書一般以陳獨秀《新青年》的創辦為標誌，但不得不提當時社會上流行的思想。伴隨列強的侵華，西方科技文化不斷輸入晚清中國。洋務運動為了培養人才，在全國各地設立學堂，改革教育，設立翻譯館，引進西方自然科學方面的書籍。甲午戰爭後，洋務破產，又引進西方社會政治學說。

法國啟蒙運動的一些名著，就是此時傳入中國。如嚴復《天演論》《原富》《法意》《名學》等，原作者分別是赫胥黎，亞當斯密，孟德斯鳩，穆勒。還有許多西方哲學、社會政治經濟學、各國曆史的著作被翻譯成中文。到1904年，這方面的書籍已達二百五十多種。

嚴復介紹《天演論》，認為其觀點，中國古人早就有了。例如翻譯斯賓塞爾《社會學研究法》，他認為《大學》《中庸》已有其精華。他還認為機械力學三大原理早就見於《周易》一書。《天演論》對中國思想界影響很大。

儒家孔孟思想，依然有強大的社會根基。袁世凱想借尊孔稱帝，張勳率辮子兵復辟，君主官僚統治制度一度死灰復燃。但大部分國人還是不願意重走過去沒有希望的老路，也不希望再設定一個擁有無限權力的帝王凌駕於人民之上。至少那些軍閥希望誰也管不到他，他們擁有軍權，又誰也制服不了誰，那正好打著人民的旗號推翻那些作為競爭對手的軍閥。不管怎麼樣，人民中間開始醞釀新思潮，這又是軍閥萬萬想不到的。

1915年9月，《新青年》在上海創刊。直到1917年，都是陳獨秀一人主編。1917年1月，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聘陳為文科學長。編輯部搬到北京，地址在北池子箭桿衚衕九號（陳的家中）。錢玄同、沈尹默已在北大文科任教，劉半農也進入北大，胡適夏天從美國回來在北大教授中國哲學史課程。李大釗11月到北大，後任北大圖書部主任，1920以後還兼任北大許多課程教授。魯迅當時在教育部工作，與北大聯絡密切。

1918年1月，《新青年》改為同人刊物。李大釗、魯迅、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都成為主要撰稿人。

這批人起初大多受進化論的影響，“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敲響了國人的警鐘，很多人由此開始意識到國家民族正處在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陳獨秀宣揚的也是這種思想。進化論是生物科學，用於人類社會，就不能完全適用。並且進化論為強者滅亡弱者提供了合理的依據，這無疑是違揹人性的。

民主、科學是《新青年》兩大口號，即“德先生（Democracy）、賽先生（Science）”。“要擁護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要擁護那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舊藝術、舊宗教；要擁護德先生又擁護賽先生，便不得不反對國粹和舊文學。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新青年在那個年代是激進的富有改革精神的。其反對的孔教、禮法、貞節、舊倫理、舊政治是非常正確的，但反對國粹、反對舊文學又過於偏激，孔子的思想有些是不容於現當代的，如尊卑貴賤，有些卻還是合理的，如做人做學問。但我又要體諒那個時代為了救亡圖存的前輩，改良已經不足以匡正社會人心，只有改革，只有粉碎舊的才能迅速建立新的，他們也是不得已而為之。

陳獨秀認為只有西方才有救中國的真理，更進一步說是向法國尋找。陳最嚮往的是人權說：人人於法律之前，一切平等。夢想建立一個“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即資產階級共和立憲制。如何實現呢？陳獨秀在《我之愛國主義》中提出六字：勤、儉、廉、潔、誠、信。其中潔是改善公共衛生。

迷信，一直都存在中國社會中。現在也有，更不要說五四前。有鬼還是無鬼，開啟了科學與迷信之爭。1917年，有人成立上海靈學會，出版《靈學叢志》，專門研究人鬼之理，仙佛之道。《新青年》對此展開批判，陳大齊、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都發表了專文、雜感。易白沙發表《諸子無鬼論》介紹了歷史上王充等的無鬼論學說，並指出鬼神迷信與封建專制的密切關係。

孔家店，對孔夫子以及儒家極為鄙視的一個詞語。放在又開始復興儒學的現在，不免過於刺眼。但在當時確有大意義，對後世影響很深。

陳獨秀髮表《駁康有為致總統總理書》《憲法與孔教》《孔子之道與現代生活》，反對康有為把孔教定為國教，拿西方信教自由來攻擊尊孔，嘲笑康有為對國外所知甚少。認為憲法的基礎是平等人權，尊孔就不可能人人平等。認為孔子之道妨礙個人人格獨立，與現代經濟生活建立在個人獨立主義之上是違背的。

李大釗也對此發表了《孔子與憲法》《自然的倫理觀與孔子》。指出：孔子是“數千年前的殘骸枯骨”，不應該進入憲法。孔子是“歷代專制之護符”，堅決反對孔子。

魯迅更是發表了《狂人日記》，刺向封建禮教。揭開仁義道德的真面目是吃人的禮教，揭露了封建倫理的根深蒂固和害人之深。又發表《我之節烈觀》《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對夫權主義、父權主義，進行了有力的批判。

還有吳虞。他的《家族制度為專制主義之根據論》《儒家主張階級制度之害》和他妻子吳曾蘭的《女權平議》，攻擊封建家族制度和孔子學說，特別是孝、悌導致中國社會長期停滯於宗法社會，不能前進。

反對封建八股。八股文是科舉考試規定文體，影響到文壇日趨摹古。雍正、乾隆年間，形成桐城古文派（方苞、姚鼐），主張“文以載道”，崇尚以“詞章”宣揚“義理”。以唐宋以來古文派正統自居，是清代文學主要流派。還有文選派，使用駢體文，刻意摹仿古典，大量使用對偶排比，追求詞藻典故。

清末以來，就已經有人提出改革文學了。

“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清末倡導“詩界革命”的黃遵憲提出：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篇。五千年後人，驚為古斑爛。

革命派陳天華則用通俗流暢的白話文體寫出《猛回頭》《警世鐘》等宣傳文字：“拿鼓板，坐長街，高聲大唱。”

有人創制官話字母，提倡拼音文字，還有人編了《白話報》《白話叢書》，提倡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不過影響不大。

《新青年》創辦時，文學作品以翻譯、介紹為主，大多是托爾斯泰、屠格涅夫、左拉、易卜生、王爾德的作品，用文言文表達，影響也不大。

1917年1月，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2月，陳獨秀髮表《文學革命論》。前者提出文學革命：不用典、不用陳套語、不講對仗（文當廢駢，詩當廢律），不避俗字俗語，須講求文法之結構，不摹仿古人，須言之有物。宗旨是“國語的文學，文學的國語”，替中國創造一種國語的文學，才有文學的國語。後者提出：

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

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

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瞭的通俗的社會文學。

錢玄同更為激烈，對傳統文化堅決否定，提出廢漢文和廢漢語。認為這是根本解決之道。

魯迅的《狂人日記》《孔乙己》《藥》等白話小說作出了典範。

李大釗也開始用白話文寫作，劉半農寫白話詩。

1918年後，《新青年》和新文化界比較普遍地使用白話文。白話文能使語言和文字統一起來，能為更多人民群眾所接受。有利於群眾啟蒙。

與我們想象的不同，提倡文學革命的這幫人，桐城派和文選派卻並沒有放在眼裡。為了引起那些古文大師的重視，錢玄同扮演反對新文學的王敬軒，劉半農對其觀點一一駁斥。但大師們依然不理這群年輕人。

北京大學

前身京師大學堂，創立於1898年，當時入學者都是出身舉人、進士的京官，地位很高，教師要喊學生為“老爺”。1912年，改為北京大學，1917年，蔡元培任北大校長。學生人數在1919年達到兩千多人，教員1918年也達到二百一十七人。蔡進行了重要改革：提倡學術研究，勉勵學生要“抱定宗旨、砥礪德行、敬愛師友”。

展開百家爭鳴，聘請學有專長的教師，相容幷包，除了《新青年》的編者們，還有拖著長辮主張復辟的辜鴻銘，籌安會發起人劉師培也被請來任教。對於各種學派，只要“言之有理，持之有故”，都可以自由演說，讓學生自由選擇。

不干涉學生的政治活動。中外教員，一視同仁。

五四愛國運動爆發，北大成為運動中心。

參考書籍：彭明《五四運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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