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李黨爭是中晚唐的重要歷史事件，是中晚唐社會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其與宦官專權、藩鎮割據併為中晚唐社會的三大特徵，加速了李唐政權的崩潰與瓦解。 牛李黨爭，指中晚唐之際，以牛僧孺為首的集團和以李德裕為首的集團之間的鬥爭。牛李黨爭起於唐憲宗元和三年（808），

以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對直言策時與李德裕之父李吉甫發生衝突為開始，終於李德裕貶死崖州的宣宗大中三年（849），黨爭前後持續了四十一年。

李德裕與中晚唐政治有著緊密的聯絡。其兩次入相，行政積極，多有善政：外抗異族，內製藩鎮，改科舉、去淫祠、毀佛寺、放寺僧、置備邊庫，功成一代名相。但又身陷黨爭泥潭，外放崖州，飲恨而終。

唐憲宗元和三年（808），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閔對直言策時因策語太過於尖銳，得罪了時為宰相的李吉甫，李吉甫向唐憲宗哭陳此事，憲宗遂罷考官嶺南節度使趙昌、戶部侍郎楊於陵，而牛僧孺、李宗閔也久不得升遷。從而引發了李吉甫同牛僧孺、李宗閔之間的私怨，也成了誘發牛李黨爭的最早起因。

憲宗元和九年（814），淮西節度使吳少陽病死，其子吳元濟欲接替節度使之位，故隱瞞實情，擴充軍隊。對吳元濟的囂張行為，朝廷內部處理方案不一，李吉甫主張對淮西用兵，另一宰相李逢吉卻不贊同李吉甫的用兵策略，雙方在此問題上產生了分歧，矛盾開始升級。後李吉甫暴死，裴度接替李吉甫為宰相，繼續執行李吉甫對淮西用兵的政策，李逢吉則因與裴度政見不合，罷去宰相職務。此後矛盾步步升級，由個人之間的私怨，發展為政見的不合，而矛盾雙方分別是裴度與李逢吉。

元和十四年（819），身為幕僚的李德裕隨著府主張弘靖由河東入朝，授監察御史。宰相裴度原與李德裕之父李吉甫相善，政見又相同，加上李德裕當時已有名氣。所以在長慶二年（822），裴度欲引薦李德裕為相。而裴度的政敵李逢吉為了對抗裴度，利用元稹與裴度之間的矛盾使裴、元先後罷相，繼而又引牛僧孺入朝，出李德裕為浙西觀察使。時李紳與李德裕、元稹同為翰林三俊，常有與皇帝接近的機會，李逢吉害怕李紳在唐憲宗面前舉薦李德裕，“乃貶紳端州司馬”。

李德裕受李逢吉的排擠，原因有二：

其一，間接的原因就是憲宗元和三年（808），牛僧孺、李宗閔、皇甫湜三人對直言策時與李德裕之父李吉甫發生衝突而產生私怨，如今將怨恨轉嫁於李吉甫後人李德裕的身上，故對李德裕進行壓制。

其二，直接的原因是裴度、李逢吉互為政敵，裴度欲薦引李德裕為相，壯大自己的政治勢力，為李逢吉所不容，所以李逢吉借排擠李德裕以打擊裴度，李德裕成了兩人鬥爭的犧牲品。李逢吉引牛僧孺入相，而將李德裕出為浙西觀察使，自此後，兩黨鬥爭範圍變大，漸形成各自的勢力與集團，在政見、利益等方面變得對立起來，從而導致了分別以牛僧孺、李德裕為代表的集團的形成與鬥爭， “俄而僧孺入相，由是牛、李之憾結矣。”

李逢吉與裴度、李吉甫之間的鬥爭同牛僧孺、李宗閔與李吉甫之間的鬥爭匯聚在一起，李逢吉、李宗閔、牛僧孺站到了一起，形成了一個集團；而裴度、李吉甫則形成了另一個集團。李吉甫亡故後，裴度便薦引李德裕以增強自己的政治實力。自此以後，李德裕與牛僧孺的明爭暗鬥就真正地開始了，歷史上的牛李黨爭也就名副其實了。這一時期，黨爭得到發展，裴度、李逢吉為了鬥爭，雙雙援引新人作為鬥爭的法碼，牛僧孺、李德裕分別捲入鬥爭之中，自此後，他們站在時代的風口浪尖之上，分別代表著不同的集團，進行了長達近半個世紀的鬥爭。

李德裕在浙西任職期間，兢兢業業，其改革舊俗、破除迷信，德政卓著，功績赫然，為時所稱。寶曆二年（826），裴度以山南西道節度使入相，十一月，罷李逢吉知政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從此不再入朝執政。裴度與李逢吉的鬥爭異常激烈，到達高潮，李逢吉最終被罷相，敗於裴度。 大和三年（829），裴度第二次推薦李德裕為相，可是李宗閔因得到宦官的幫助，已由吏部侍郞升任為宰相。李崇閔害怕李德裕得到重用，故出其為鄭滑節度使，同時，“引僧孺協力，罷度知事，二怨相濟，凡德裕所善，悉逐之。於是二人權震天下，黨人牢不可破矣。”從長慶二年（822）到大和三年（829）七年的時間裡，裴度兩次薦引李德裕為相都以失敗而告終，這說明了兩個問題：第一，李宗閔、牛僧孺在朝的勢力大於裴度、李德裕在朝的勢力；第二，說明了唐文宗在牛、李兩黨之間還是傾向於李宗閔和牛僧孺一派的。正因為這樣，不僅是李德裕不得為相，就連裴度也數次遭到排擠，出任地方節度使。

我們可以看出，李逢吉本人雖於激烈鬥爭中敗於裴度，但其所援引的李宗閔、牛僧孺已代替了其地位而繼續同裴度、李德裕作鬥爭，牛黨人此期把握朝堂，裴度、李德裕雙雙受到了排擠，遠貶朝外。

唐文宗先用牛黨人，後又用李黨人，同時還使用近臣鄭注、李訓等人，這是牛李黨爭在文宗朝得以全面發展並達到高潮的關鍵。兩黨兼而用之，又不能很好地調和兩者之間的矛盾，牛李黨爭，實為唐文宗用人無方、治人無能之結果。因此，近臣鄭注、李訓一黨，宦官一黨及牛黨結成同盟，三股勢力在不知不覺之間，俱因為反對李德裕而站到了一起，對其共同的政敵進行壓制。當李德裕被驅逐之後，近臣一黨便與宦官一黨發生了激烈地衝突，導致了唐文宗朝時期的甘露之變，朝臣被殺、宦官把持朝政。這也充分說明，朝廷各派勢力在不能達到均衡發展的時候，往往會走到一個極端，這個極端就是不同政治勢力間生死存亡的鬥爭。

文宗時，黨爭發展到了最高潮，鬥爭異常激烈。文宗卒後，唐武宗於政變中繼位，其行事果敢，往往能獨斷乾坤，《舊唐書•武宗本紀》載史臣所論： 開成中，王室寖卑，政由閽寺。及綴衣將變，儲位遽移。昭肅以孤立維城，副茲當璧。而能雄謀勇斷，振已去之威權；運策勵精，拔非常之俊傑。屬天驕失國，潞孽阻兵，不惑盈庭之言，獨納大臣之。依此記載，我們可知唐武宗“雄謀武斷”、“運策勵精”、“不惑盈庭之言”，迥異於文宗那種相對柔弱的性格。重要的是，唐武宗徹底改變了文宗朝以牛、李兩黨交替使用、同時又任用近臣的作風，對李德裕及其黨人給予專用，可謂是君臣遇合，千載之下，為人所稱，共同開創了復興唐室的新氣象。

會昌六年（846），唐武宗因為服食方士長生藥而卒，宦官擁立太叔李忱為帝，是為宣宗。唐宣宗雖號稱一代英主，其治下亦有小貞觀之譽，卻不能夠賞識李德裕。四月一日，宣宗聽政，免李德裕之職，又將李德裕出為江陵伊、荊南節度使，五月，任命牛黨人翰林學士白敏中為宰相。九月，改李德裕為東都留守，解平章事，大中元年（847），李德裕改為太子少保、分司，十二月，又貶潮州司馬，“縱逢恩赦，不在量移之限”。大中二年（848）九月，李德裕再貶為崖州司戶參軍。李德裕在宣宗朝的落寞，與在武宗朝的專用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李德裕被貶之後，李黨成員也紛紛被謫：會昌六年（846）七月，李讓夷罷相，出鎮淮南；李紳卒於淮南節度使任上；九月，鄭肅出鎮荊南；大中元年（847）八月，李回罷相，又出守劍南西川節度使，牛黨人又復執政，李德裕死後，李黨不復有與牛黨鬥爭的力量，持續了近半個世紀的牛李黨爭到此也結束了。

牛李黨爭是中晚唐的大事件，也是後人所津津樂道的重要歷史事件，歷來為史家所重視。

從鬥爭的性質特點上說，牛黨與李黨是兩個不同的集團，他們之間的鬥爭範圍很廣泛，有政見的鬥爭，有利益的角逐，有勢力的擴充套件，有人才的爭奪，有科舉觀的分歧等等，我們不能說牛李黨爭是哪一個具體的、單方面的鬥爭，它的鬥爭應該是全面的、廣泛的、長時間的與殘酷的。有學者認為，宋代三百年的黨爭，“大抵自‘元祐更化’以後，隨著黨爭形態從‘國是之爭’日益演變‘意氣之爭’，朋黨成員之間的交惡傾軋，文化名人之間的肆意詆譭，漸成氾濫之勢，所有那些被黨與裹挾的文人士大夫，不管是‘君子’還是‘小人’，都長期存有一種難以釋懷的報復心理。”而中晚唐的牛李黨爭，又何嘗不是“國是之爭”與“意氣之爭”的並存？他們的鬥爭，有國是的因素，也有難以釋懷的報復心理在作怪，只不過階段不同，目的不同，側重不同，激烈程度不同而已，但是“國是”與“報復心理”這兩個因素，一直伴隨著鬥爭的始終。

筆者認為，憲宗朝是鬥爭的發生期；穆宗、敬宗朝的牛李黨爭是鬥爭的潛伏期與發展期；文宗朝是牛李黨爭的全面發展期及高峰期；武宗朝為牛李黨爭的延續期；宣宗朝為牛李黨爭的終結期，牛李黨爭最終以李黨失敗、牛黨勝利而告終。

從牛李兩黨勢力的消長變化來看，初期及發展期兩黨都在發展中，鬥爭各有勝負，但總體形勢上牛黨人勝於李黨人；文宗朝，對兩黨人都有任用，又各有貶謫，其間文宗還有意培植了新的政治勢力李訓、鄭注等。此期兩黨鬥爭最為激烈，影響深遠，達到了最高峰；武宗朝重用李黨，牛黨被全面壓制，李黨在鬥爭中勝利，在國家治理上取得了矚目的成就；宣宗時，李黨人全面下臺，牛黨人重新執政，李黨之首李德裕身死崖州，自此李黨無復有與牛黨鬥爭的力量，牛李黨爭自此終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