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於子

關於康乾盛世，在金庸的筆下，康熙皇帝勵精圖治，內平三藩，外固疆土，並聽從出家的順治帝之言，永不加賦。帝國統治空前穩固，百姓安居樂業，不再執念於是滿人還是漢人做皇帝。

我們今天更科學地分析這個問題，應該將此問題一分為二：

第一，康熙、雍正、乾隆統治的一百三十多年，算得上盛世嗎？

第二，滿清以數萬女真人起家，統治上億漢人長達 268 年，是因為施行「仁政」嗎？

我們先來看第一個問題。何謂「盛世」？

「盛世」一詞，原指傳說中的上古三代，是儒家心目中天下為公、講信修睦的理想社會。

三代盛世是真實的歷史嗎？顯然不是。三四千年前的物質生活和生產水平都遠遠低於後世。考古發現，當時的人們在天災面前無能為力，更不可能讓所有人都吃飽飯。

那麼孔子及後世儒家學者為什麼要構建「三代」的歷史呢？因為現實世界禮崩樂壞，法家為虎作倀，專制皇權的車輪滾滾向前，碾壓普通百姓的生活。儒家學者構建長幼有序、選賢任能、其樂融融的理想社會，抨擊法家惡政，並教化統治者施行仁政、克己復禮，達到現世能實現最高標準「治世」，不斷接近「盛世」。儒家眼中的「盛世」，如同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淨土，可望而不可即。

清朝之前，史書多稱讚帝國的繁盛期為「治世」，如漢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盛世」一說，只零星見諸筆端。到了清代，官方文獻中大量出現讚美本朝為「盛世」的文字，頻率之高，範圍之廣，令前朝望塵莫及。歷史學者李華川先生統計發現，「盛世」一詞在康雍乾三朝，常常一部詩集中就有數十次之多。如康熙五十六年的《萬壽盛典初集》出現 73 次、乾隆五十七年的《八旬萬壽盛典》出現 62 次。

乾隆喜歡自誇盛世

那麼，康雍乾三朝，算得上「盛世」嗎？

首先需要糾正兩種常見的錯誤認識。

一些人認為，「盛世」就是國家強大，國庫充盈，能對外開疆拓土，對內大興土木。

如果以國家財政為標準，康雍乾三朝確實算得上錢多得花不完。康熙四十八年（公元 1709 年），國庫存銀達 5000 萬兩；康熙末年，國庫有所消耗，雍正即位之初，推行攤丁入畝，存銀超過 6000 萬兩；乾隆三十七年（公元 1772 年），存銀達到 7800 萬兩。相比之下，明朝在張居正一條鞭法改革之後，每年的財政收入約 2000 萬兩，而戰爭開銷和皇室、宗室的大肆揮霍，朱明帝國長期財政赤字，寅吃卯糧。

從另一個側面看，因為中國古代生產力沒有大幅提升，中央財政的充盈意味著地方財政和民間的窘迫。根據梁方仲先生《中國曆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中的計算，萬曆六年，全國夏稅秋糧共 2663。8 萬石，其中起運中央 1528。7 萬石，佔 57。4%，存留地方 1135。1 萬石，僅佔 42。6%。在清前期的康熙二十四年、雍正二年與乾隆十八年，全國各徵收地丁錢糧 2819 萬兩、3028 萬兩和 3013。3 萬兩，其中起運中央部分分別佔77。82%、76。79%、78。77%。到了清朝中後期，起運中央的比例還在上升。雍正曾在養心殿寫一對聯：「惟以一人治天下，豈為天下奉一人」，以地方收入的近 80% 供奉中央，難道還不算是「天下奉一人」嗎？

一面是朝廷好大喜功，一面是民間經濟的滑坡。按照曹貫一先生《中國農業經濟史》的統計，清代人均糧食年產量僅為 360-390 公斤，是所有帝制王朝中最低的，只有唐宋時期的一半。雖然，古代資料可信度不高，加上清朝統計人口激增，真實的差距未必有那麼大，但民間經濟的凋敝，可見一斑。就連鼓吹「康乾盛世」的《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戴逸也不得不承認，即使到了相對富裕的乾隆朝，老百姓也是普遍吃不飽飯的。

還有一些人認為，國家穩定，經濟發展，人口增長，就是「盛世」。

俗話說，「寧為太平犬，不做亂世人」。在古代，若生活在兵連禍結的戰亂時期，如東漢末年、五代十國、明清易代，確實人不如狗。朱元璋在《大誥》中不無得意地說：

雖至貧者，盡其家之所有，貧有貧樂。縱然所供不足，或遇雨水愆期，蟲蝗並作，並淫雨澇而不收，饑饉並臻，間有缺食而死者，終非兵刃之死。設使被兵所逼，倉惶投崖趨火赴淵而歿，觀其窘於衣食而死者，豈不優遊自盡者乎！

意思是說，在朝廷的統治下，即使窮死、餓死、凍死，也悠然自得，好於死在戰火之中。簡直是明朝版的「縱做鬼，也幸福」。

確實，朝廷需要維持基本的穩定，防止出現大規模的戰亂和饑荒。但這不意味著，朝廷可以無休止地橫徵暴斂，控制社會，可以不惜一切代價。

無數經驗和經濟學研究證明，只要維持了基本的穩定，剩餘的事情，如商品流通、經濟增長，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自然會解決。經濟改善，朝廷幾乎沒有功勞；而經濟惡化，餓殍遍地，民不聊生，一定是朝廷干預過度，或是出現大範圍腐敗，朝廷需要承擔首要責任。

至於想要達到「治史」乃至「盛世」，宋史學者王曾瑜先生梳理史料，總結出古人心目中的四個標準：

> 一是吏治清明，貪官汙吏稀少；二是百姓安居樂業；三是社會犯罪率低；四是容納和歡迎直言。

以此四個標準衡量，康雍乾三朝都難以達到。

接下來我們看下一個問題：康雍乾三朝鞏固了清帝國的統治，是因為施行「仁政」嗎？

需要糾正一個常見的史觀錯誤，認為「得民心者得天下」。

「得民心」與「得天下」沒有必然的關係，六國都比暴秦得民心，最後都被秦軍武力征服。相反，很多在位統治者喜歡利用這句話，為自己的統治正名，認為自己之所以能「得天下」，是因為「得民心」。

實際上，法家鼻祖商鞅對統治之術有深刻而又尖銳的見解：只有國富民窮，國強民弱，才最利於統治。

《商君書·弱民》中說：

> 民弱國強，國強民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

可見在專制帝王眼中，國家與社會的發展不是同步的，甚至多數時候是背離的，他們維繫統治的手段，是不斷從社會民間汲取資源，讓中央政府佔有多數資源。國家有錢，還要當作窮國來治理（指國家少承擔福利、救災等義務），才會越來越強（「國富而貧治，曰重富，重富者強。」見《商君書·去強》）。

商鞅是康乾的偶像

滿清對商君之法熟練運用之外，還有許多新發展，可謂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當然不會真正實行什麼仁政，其所謂“仁政”，不過是自我吹噓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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