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政府極力控制、壓迫商人階層。這是中國社會同西方社會根本的、影響最大的差別。

在西方，

資產階級從一開始就享有相當大的自治權

。而且這種自治權隨著時間的推移還會不斷增多。

中國的確也存在著商人階層，但他們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業革命的益處。此外，中世紀主要的技術發明大多數都出自中國。

然而，與西方不同的是，

商業革命和技術進步都未給中國帶來徹底改變社會的革命性影響

。

其根本原因是，

中國歷史具有極強的延續性

，即隋朝實質上是漢朝的延續，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續，如此迴圈往復，連續不斷，直到1911年帝國曆史結束。

因此可以說，是

傳統的官僚貴族統治集團利用新儒學作精神支柱吞噬了新技術和經濟發展的作用

。

但在西方，羅馬帝國滅亡之後並沒有立即形成新的帝國，相反卻出現了

一種新的複雜多樣的文明

。

在這裡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和遠洋船隻等新技術不但沒有被埋沒，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對歐洲，然後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整個世界產生了爆炸性的影響。

這種爆炸性的影響在中國是絕對不可能產生的，因為這裡的

帝國機構太封閉、約束力太強

。

例如，中國的商人和實業家通常加入由技師領導的地方行會，但這些行會技師需要得到政府的許可證明，並奉命負責每個行會成員的經營。

船商也在港口技師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這些港口技師同樣需要對政府負責。更重要的是，

政府壟斷了供朝廷和行政機構消費的許多商品的生產和分配

，這些商品包括武器、紡織品、陶器、皮革製品、服裝和酒等。

另外，

政府還完全控制了全體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產和分配

，如鹽和鐵等。這些限制剝奪了中國商人成為無約束的企業家的機會，

使經濟失去了自由發展的可能性

；

同時也助長了官員的腐化和墮落，因為朝廷官員能夠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去操縱國家壟斷商品來為個人牟利。

中國統治集團對內限制政策的另一個例項是

竭力反對海外擴張

。中國移民在歐洲人到達之前已經慢慢移民到了東南亞。在菲律賓，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時候都沒有中國人多。

在15世紀早期這段不尋常的歷史中，

明朝的航海業以其傑出的技術和驚人的航程證明了中國在世界航海業中的領先地位

。

然而，隨後明朝皇帝卻下詔禁止進一步海外遠征，並強迫立即執行這一

禁海令

。這就是中國官方對海外活動持消極態度的一個最鮮明、最重大的表現。

雖然下禁海詔書的確切動機無人知曉，但以下事實卻值得注意：皇帝之所以能夠頒佈禁海令，是因為中國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

正是由於制度結構上和海外拓張的動力方面的根本差別，

在世界歷史的這一重要轉折關頭中國的力量卻轉向內部，將全世界海洋留給了西方的冒險事業

。

如此一來，其不可避免的結局就是偉大的“天朝”在此後幾個世紀裡黯然失色，而西方蠻族卻走向了歷史的前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