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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村委會的制度上牆形式主義為何禁不下來?

2021-08-20由 碧翰烽 發表于 歷史

一些村委會的制度上牆形式主義為何禁不下來?

碧翰烽/文

說起村居委會的掛牌、上牆,至今仍然令基層幹部搖頭嘆息,雙手一攤,無可奈何!

據半月談報道,北方某省的一間村委會辦公室,牆上掛著的宣傳板、制度牌特別惹眼,滿滿當當幾乎佔據了四面牆上所有能掛東西的地方。村幹部說:“牆只有四面,可牌子太多,掛不過來,只好疊起來掛上。”

受辦公場所面積所限,為了滿足不同部門的“有相關場所、制度上牆”等要求,基層普遍採取的應對辦法是:哪個部門來檢查,就掛哪個部門的。有村幹部說:“制度不上牆,檢查驗收就不好過關 。”

多位受訪的幹部和專家認為,治理力量下沉絕不是僅讓制度掛在牆上,而要探索如何將更多資源、服務和管理放到基層,否則良好的初衷可能會讓基層形式主義抬頭。

我常常到農村走訪,這樣的現象已經司空見慣,儘管上面三令五申,不得搞掛牌上牆形式主義,但是實際執行當中,卻怎麼也免不了形式主義,特別是小小的村委會,各種各樣的牌子、制度上牆,已經成為一種習慣。

令人無限感慨的是,有的辦公場所牆面上不只是掛滿了制度牌,而且規格、制式、材料等等各不一樣,把一個漂亮的辦公室整得沒有絲毫品味,誰都能夠看出,這樣的制度上牆,就是一種典型的應付。

為什麼這樣的現象會成為一種頑症?為什麼這樣的做法仍然在一些地方屢禁不止?為什麼有的上級部門仍然在提出陣地設施、制度上牆的規定要求?這裡面究竟有哪些原因?又需要如何來解決?

一些村委會的制度上牆形式主義為何禁不下來?

我以為,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值得反思:

第一,如何從“實事”方面來印證上級部門工作在基層的落實?

有些部門希望基層落實其所要求的工作,但又不知道如何體現“實事“、如何證明”實事“?就只能透過一些務虛的表面功夫來印證。

比如認為有了陣地,表示有人員有保障;比如認為制度上了牆,表示有機制有規範。如此等等。實際上這項工作究竟有沒有實效?有沒有實際的成果?好像就沒有辦法來印證。

而在基層的實事,一般來說,就得與群眾的需求密切相關,應該是圍繞群眾的服務、管理、教育、監督等方面,才能找到“實事“的真正內容,否則有些工作到達基層也是沒有意義的。

第二,不少部門檢查督查工作到了村部就止步了,很少再往群眾那裡走深一步。

現在有些部門檢查督查工作,只喜歡到村部看一看、走一走。而村部就那麼大一塊地方,要想裝載下上級各個部門的工作任務,沒有一定的載體,又如何實現呢?

所以,就只能是在牌子、制度上牆、資料臺帳等方面下功夫。

實際上,到了基層檢查工作,關鍵是看工作成果怎麼樣?工作效果怎麼樣?工作成果要到一線現場去看,工作效果要到群眾那裡去聽。少搞些花架子,少搞些所謂的規範,而要更多從結果導向、民意導向當中進行檢查考核,才是關鍵所在。

第三,需要大力推行資訊化、大資料,並且充分發揮賦能、減負、實戰的作用。

之所以有的部門仍然停留在傳統的掛牌、上牆等層次,其中主要原因之一就是遠遠跟不上資訊化、大資料的思維方式,沒有想到充分運用資訊化、大資料的功能。

比如同樣是基礎資訊方面的臺帳資料,資訊化就是在不斷的儲存、更新、維護,使得資訊資料十分鮮活,並能有統計、分析、應用之功能。紙質臺帳資料卻可能丟失或散落,尤其是人員更換之後,又得重起爐灶,增加人力負擔。

不過,有的地方在推行資訊化、大資料當中,也存在幾個誤區,需要下力解決:一是一些系統平臺之間的資訊資料沒有充分整合共享,導致基層重複採集資訊,同樣一條資訊需要在多個平臺錄入;二是有的平臺過度依賴基層採集錄入資訊,不注重從部門共享資料,並且還不切實際地給基層規定錄入資訊條數;三是基層在資訊資料方面只有錄入方面的無限付出,想要使用或共享其錄入的成果,往往無法實現。

更令人費解的是,有的地方或部門一邊要求資訊化、大資料,一邊又還在要求搞制度上牆、要求填表格、報材料、做臺帳。比如有些部門在檢查基層工作的時候,基層給其展示資訊化的內容,結果非得要求紙質的臺帳資料,否則就認為有問題。

這裡面就有兩個問題需要解決:一是各級領導幹部要有資訊化、大資料的思維理念,要習慣於資訊化、大資料的工作方式;二是資訊化、大資料是要給基層、給部門賦能、減負的,是要解決實際問題,否則就可能成為形式主義,或者是形象工程。

真的希望,未來的村部或社群都是智慧的、漂亮的,也是共享的。智慧在於現代化的方式手段更加便捷、便民,漂亮在於如同每個家庭般的個性、特色裝飾,共享在於廣大村民、居民能夠在這裡有更多的文化、體育、娛樂、活動等場所。

一些村委會的制度上牆形式主義為何禁不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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