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在白蓮花般的雲朵裡穿行，晚風吹來一陣陣快樂的歌聲，我們坐在高高的谷堆旁邊，聽媽媽講那過去的事情……”。小時候，晚飯後的院子裡，經常是大人坐在藤椅上拉家常，而小孩子會搬個小凳子依靠在大人的腿邊，或是聽大人拉呱，或是央求大人給講故事。而每當媽媽用她那特有的柔和聲線給我們唱起這首歌時，我們都會凝神靜聽，細細地感受那情那景，幼小的心裡油然而生一份沉重。

姐前幾天還說，我一直都以為媽媽唱的是“骨堆”旁邊。可不是嘛，我也是這樣認為的。

最近週末回家，我又纏著老媽講她們那過去的事情，老媽經不住我的一再懇求，克服了因常年失眠而生的頭疼，向我回憶起了那段不堪的艱難歲月。

媽媽年幼時一家老小的日子從姥爺去世後急轉直下，家裡唯一的男孩大舅不久就“下了東北”，很快，大姨出嫁，家裡就剩下姥姥、媽媽和小姨了。

那時媽媽十幾歲，她說，姥爺剛去世那會兒，中午放學快拐到家的巷子口時，都能聽到姥姥那放開的哭聲，此時的媽媽就會小心翼翼地不出聲繞到姥姥身邊，默默地盛飯、吃飯，不敢打擾到姥姥那滿腹的悲切。後來，即使沒有了哭聲，放學一走到巷子口媽媽也是條件反射般地撒腿就往家跑，奔回家好幫娘乾點活。那時，一家的生計全在姥姥身上。

姥姥是個勤快人，一九五八年時村裡的生產隊糧食還能供應上，姥姥不光去地裡幹活，還要去隊裡的食堂做飯。為了家人都能吃上點飯，小腳姥姥也是拼了。

那時的生產隊缺人手，小孩放學時生產隊小隊長就會截著剛放學的孩子們去地裡幹活，幫忙壓地瓜、種花生。小姨就經常幹這種活。

說到小姨的上學，還有一段小插曲。五八年那會兒，有個運動，凡是適齡兒童必須上學。考慮到家裡的困難，姥姥對小姨說：如果有老師動員上學，你就說不願上。而不上學，就必須得去生產隊幹活，上學則不僅可以學文化還可以吃食堂。小姨是極不情願的。後來在媽媽的鼓動下，小姨最終還是如願上學了。

五八年至六一年媽媽在離家不太遠的本村第五中學上學。在吃了一年的大食堂後，五九年、六零年大家紛紛開始捱餓。“捱餓”這個詞語在現在的孩子聽來也許很陌生，但是在那個年代，“捱餓”是個常用語，是個那輩人永遠也抹不掉的釘刻在心裡的辛酸符。

捱餓後，媽媽這種功課好比較有特長的一部分“優等生”，繼續享受吃伙房，而大部分學生只能回家“拿飯”，但是有相當一部分人拿回來的是生地瓜，而學校的食堂會將每人拿回來的地瓜拴上不同的小繩放到蒸籠裡蒸熟了給他們吃。

此時，家裡唯一能吃上飯的就是媽媽了。而媽媽的每日飯食便是兩個那種刀剁的小卷子（裡面包有高粱面），還有籠蒸的地瓜幹。某日，媽媽吃飯時，掛牽著家裡捱餓的姥姥和小姨，不由地將一隻小卷子放進茶缸裡用蓋子蓋牢了端回了宿舍。於是晚間，我尋思媽媽肯定很像個地下黨，趁著月黑風高，端著那隻鏽跡斑斑的小茶缸往家裡跑去。那時的媽媽黑瘦黑瘦的，大眼睛，扎著兩個羊角辮子，是當時村裡有名的小村花。

就這樣，媽媽說她也記不清往家裡帶了幾次飯。

六一年，是個轉機。聰明又多才多藝的媽媽考上了費縣師範；農民可以自己開荒種地了。那一年的秋天，家裡收成了地瓜和玉米。從此，大家的肚皮終於不那麼受罪了。

在師範學校裡，一切由國家供應，管吃管住，還不交學費，媽媽一家人好高興。但媽媽在學校裡也是經常吃不飽。那時學校裡吃飯是分三個等級的，一碗地瓜乾飯，一等是冒尖的，二等是抹平的，三等是就是把碗裡的量摳出來四分之一到了一等飯碗裡的。就這樣，文體活躍分子媽媽吃了三年的二等飯。

同樣，家裡的姥姥和小姨也是掛牽著經常在學校裡吃不飽的媽媽，會把生產隊裡分得的限量地瓜煮熟後切片曬成幹，或是等媽媽回家來拿，或是讓去城裡的人捎給媽媽。

而媽媽每次回家，五十里的路無論寒暑都是要走6個小時的。

又一個轉機是在媽媽工作以後。媽媽成了光榮的人民教師，第一個工作單位是費縣城關完小，每月收入34塊錢；從縣城到鄉村也通了綠皮公共汽車，票價九毛錢。

某次，小姨自村裡來看媽媽，帶來了吃的。臨走，媽媽給了小姨一塊錢，讓她坐公共汽車回家。

後來，媽媽聽說，大個子小姨愣是手裡攥著這一塊錢步行五十里路回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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