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中，中央集權制度始終伴隨著王朝的浮沉興衰。從戰國中期到清朝末期，以君主專制為表現形式的國家權力體系，整體上呈現不斷加強的態勢。從戰國群雄相繼裂土稱王，到秦始皇掃清六合自號皇帝，從西漢的“推恩令”“獨尊儒術”，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無不體現了統治者對於權利收歸中央的重視。

北宋建立初期，武將出身的宋太祖趙匡胤本身就是透過“陳橋兵變”“黃袍加身”登上的帝位，所以在加強皇權這件事上尤為在意。於是，他透過“杯酒釋兵權”“崇文抑武”等舉措，收回大批武將和邊疆節度使的兵權，將行政、軍事和財政權力收歸中央，大大加強了北宋的中央集權。而從北宋開始盛行的“朝見”與“朝辭”制度，也在其中發揮了關鍵作用。

一、君臣之禮：何謂“朝見”與“朝辭”？

通俗地講，“朝見”就是指古代臣下拜見皇帝的禮節，或者天子在朝廷之上接見臣子，也可以謂之“朝見”。而“朝辭”則是指大臣即將遠赴外地上任，在臨走前入朝向帝王叩拜辭謝、告別。這種看似無關緊要的禮節性問題，在加強中央集權的過程中卻發揮了重要職能。

唐朝後期，這種辭見的制度已經逐漸成為一個不成文的規定。地方官員任期屆滿，都會進京入朝拜謝。離京就任時，也會專門辭見天子。但是，隨著唐末五代時期社會動盪的加劇，地方割據勢力愈發猖獗，君臣之道漸遭凌替，“朝見”和“朝辭”逐漸被人們所遺忘。

宋太祖即位後，從前朝的失敗教訓中深刻汲取教訓，把對“辭見”制度的重視程度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宋朝文官治國的大背景下，這種制度也終於開始發揮更大的作用。

宋朝初期沿用五代時的舊有制度，凡七品以上官員入朝，都必須先到御史臺錄名，再過丞相府，然後才得以入殿面見皇帝。有一次，宋太祖緊急召見一位邊關武將，有大事找他商量，結果一連等了好幾日都不見人影。宋太祖等得不耐煩，就親自跑到御史臺詢問，御史臺官員告訴他，那位武將還沒到御史臺報名。經過此事，宋太祖覺得這種制度效率太低了，很快下詔改制，規定從此以後，入朝官員先見天子，然後再去丞相府衙門，大大拉近了天子與各地官員之間的距離，提高了宋朝朝廷的辦事效率。

統一戰爭剛剛結束之際，國內政治動盪、朝局不穩，不論是中央還是地方，都急需一批精幹的明吏能臣。為此，宋太祖頻繁召見百官，親自遴選人才，對前來應徵的文人士子，不論出身貴賤，大都親自詔入殿內面試，透過其談吐舉止，判斷是否有真才實學，該委派什麼職位。面試一遍之後，宋太祖會將自己心儀的人物在名單上勾出來，然後再送到中書省進行二次審校。作為日理萬機的一國之君，如此費心勞神、親力親為，足以看出宋太祖對於治國人才的強烈渴望。而那些得到宋太祖賞識，從此改變命運的官員，自然也會對聖上感恩戴德，忠心耿耿地為其效命。

在宋太祖之後，宋朝的其他皇帝雖然做不到太祖那般事必躬親，但也對“朝見”與“朝辭”制度予以傳承和發揚。宋真宗時曾多次頒佈詔令，強調全國各地的地方長官，如知州、通判、監司等，在回朝面聖之前，必須先推薦轄區內的有才之士，或者彙報當地屬官近期的“為政善惡”，以便朝廷選拔能人、棄奸用賢，而後方得入見。這種附加給地方高階官員的任務，不僅能起到最佳化官場的作用，對這些大權在握的大官們也是一種鞭策和警醒。

北宋境內共有三百多個州，知州按例兩年一任，不論赴任還是罷任，都要進宮親自做彙報，這對於皇帝來說，任務量其實是不小的。宋哲宗即位之初，小皇帝少不更事，主要由高太后垂簾聽政，這對於地方官員上殿“辭見”來說，無疑存在各種不方便，因此，中央逐漸放寬了對這一制度的要求，規定只有正負宰相等中央高官必須定期入見，其餘職階較低的官員則可以“免對”。直到紹聖四年，長大成人的宋哲宗親政之後，這種情況才發生改變，增加了大量必須定期“辭見”的官員人數。

縱觀兩宋，南宋孝宗朝是國家發展相對穩定的時期，也是“朝見”“朝辭”制度執行得最嚴格的時期。宋孝宗非常注重加強皇權，甚至規定地方上所有的知州和武官，就任離任時都務必親自上殿奏事，即便是遠在蜀地、兩廣的大員，也必須不遠萬里入朝覲見，否則就會面臨烏紗不保的風險。一路上路途遙遙，耗時耗力，來回一趟可能需要小半年的光景。為了改善這種情況，淳熙十三年天子下詔，四川、兩廣的知州可以就近，到掌管邊防軍務的制置司做彙報，不必再受長途跋涉之苦。

二、推心置腹：“朝見”“朝辭”的時候，天子和大臣都說些什麼？

在朝堂“辭見”的過程中，最高統治者的期望是顯而易見的。首先，自然是透過面對面交談的方式，拉近與地方官員的關係，進一步瞭解他們的能力，從精神上加強對他們的控制，只要籠絡了這一個人，就相當於籠絡了一方百姓的人心。其次，面見天子也會令地方官員心生敬畏和感激，從而更加勤勉廉政，自發地將統治者的意志貫徹落實，也就達到了鞏固中央政權的目的。

當然，從外任官員的角度來說，“朝見”和“朝辭”也是難得的面聖機會，他們可以越過層層權力關卡，直接向天子彙報工作，能提出一些更接地氣的建議，或者傳達當地老百姓的心願。

（一）統治者的目的：考察官吏、瞭解民情、鞭策勉勵、籠絡人心

宋朝天子召見百官，往往會頒佈降戒辭，傳達一些勉勵或督促的戒諭，鼓勵官員在任期間不可翫忽職守、玩弄職權。從宋太宗的“戒諭百官辭”到淳化五年的“戒勵辭”，從宋真宗的“文武七條”到後來印刷成冊人手一本的“戒石銘”，無不體現了朝廷對於在野官員的考課督促。

宋仁宗時，大臣劉平在三川口之戰中殉國，天子為了撫卹劉家，特別提拔劉平之弟劉兼濟，接替劉平之位做了一州太守。赴任之前，劉兼濟照例入朝辭謝。宋仁宗親口勉勵他說，國家的憂患還沒有解除，你哥哥的血海深仇還沒有報，不能不用心啊。又如宋杜宗時，劉子薦任融州知府，朝辭之時，度宗諄諄告誡：戎州地廣民稀，荒僻貧瘠，全靠愛卿用心治理。對於即將遠離京師，遠赴要職的官員來說，這種在大殿上與天子面對面的談話，無疑是對其勤勉治政的一種極大促進。

南宋之初，面對戰爭留下的爛攤子，朝廷非常注重邊關轄區內的防務和民情，吩咐即將上任的邊臣到任半年後，要詳細地向朝廷彙報民生疾苦和邊關防務，以供中央制定相關對策。後來，這種制度得到長期沿用，甚至出現了專門的法案，如《淳熙重修令》《慶元令》等。宋高宗時，廣州知府龔茂良任期屆滿，回京師朝見天子述職。龔茂良說，嶺外地廣人稀，有大片田地被擱置荒廢，都是因為外地流寇侵擾廣東，導致人口大量外流。如今這種情況正在慢慢好轉。聽了龔茂良詳細的彙報，宋高宗非常滿意，朝廷也就知曉接下來在廣東一帶該如何行政，有利於國家權力機關從政策上對全國各地進行權衡、調整。

此外，宋朝法律規定，外地官員上朝朝見、朝辭的時候，朝廷都會根據其官職大小，發放衣物、金帶、鞍馬等賞賜之物，以皇恩浩蕩外示榮寵。對於個別特殊要員，朝廷還會專門為其舉辦告別宴會，天子時不時還會欽賜御酒送行。又是受封又是受賞，百官自然更加傾心拜服，對天子感激不盡，地方叛亂的情況隨即大大減少。

（二）臣子的願望：彙報工作、為民請願、提出建議、針砭時弊

吉州知府鄭作肅卸任之際，就在朝見天子時彙報了州內亟待解決的民生問題。吉州一度盜寇猖獗，為害一方民不聊生。後來官府派兵捕拿，雖然將賊人消滅殆盡，卻損壞了渡過黃河必須經過的索道。重新修建索道需要一大筆數目，州內百姓肩上的負擔過重了。於是鄭作肅為民請命，請求朝廷給予恩旨減免。

南宋時，北方防務時常告急。宋理宗時，徐佑朝、張元簡等邊關將領就多次入朝上奏，向天子陳述邊防利害，介紹邊疆的駐兵多少、防務虛實、情報蒐集等情況，加強了南宋北境的穩固安寧。

即便是與自己所轄州府不相干的政事，只要有好的建議，官員們也可以在辭見時提出來，天子大都會認真聽取。比如政和七年時，明州人樓異被任命為隨州知府。辭謝的時候，樓異誠懇地對宋徽宗說，自己的家鄉明州已經是東南沿海重要的貿易港口，但並沒有得到充分的利用。樓異建議，朝廷撥款在當地建兩艘大船、百餘艘小船，以充分利用湖海航運之便，為國家府庫創造稅收。此外，還可以把廣德湖墾作良田，那裡水土豐饒，十分適合糧食種植。

聽完樓異的建議，宋徽宗頻頻點頭，對這位有自己獨立思想的年輕人非常賞識，當即調任其到自己的家鄉明州做太守，隨州知府另換他人，並自掏腰包把六萬兩白銀交給樓異。後來，樓異果然沒有讓宋徽宗失望，到任後不久就開墾出良田七百傾，大大改善了當地民生。

三、“祖宗家法”：“朝見”“朝辭”制度的影響

從宋初逐漸盛行起來的“朝見”“朝辭”制度，雖然在不同時期的被執行程度各異，但是從總體上講，對兩宋的朝堂格局、君臣關係一直有著深刻的影響。一場司空見慣的辭見儀式，可能會左右一位封疆大吏的仕途，可能會改寫一部頒行天下的法律，更能夠將文武百官的忠心緊緊凝聚在一起，如眾星拱月般環繞在九五之尊的周圍。

對於官員來說，辭見制度可不是一種浮於表面的形式主義，反倒更像是一場面試考核，其在入朝面聖時的表現，可能會直接影響到自己的仕途命運。如果某位官員答非所問或者老邁昏聵，就會引起天子不悅，嚴重時可能當場遭到罷免。在這種情況下，很多濫竽充數的貪官庸吏無所遁形，相繼被淘汰，而空出來的職缺正好可以提供給有抱負有才能的人，讓他們一展才華。

當然，朝辭後原地升遷的例子也屢見不鮮。如著名的監察御史王藺，原本朝廷委派給他的官職是舒州太守。後來皇帝聆聽他的辭對時，覺得他耿直敢言，所指出的時症弊端皆切中要害，遂出手詔擢升其為監察御史。

宋朝的上殿面奏制度，深受廣大官僚士大夫的支援，甚至贊其為大宋江山的“祖宗家法”，時常提醒當朝天子將這一制度傳揚下去。元祐八年，蘇軾任定州兼河北西路安撫使，按慣例理應上殿朝辭，但當日天子懶政得過且過，下詔通知蘇軾朝辭取消。蘇軾卻不依不饒，當即上奏稱：我聽說天下或治或亂，都源於民情能否通達中央。祖宗傳下來的的老規矩，不可隨意廢止。天子聞奏後非常羞愧，再次邀請蘇軾上殿面談。

結語：

“朝辭登對之日，親聞陛下聖語”，宋朝時期興起的“朝見”“朝辭”制度，成為當時地方長官與最高統治者面對面直接交流的重要機會。作為加強君主專制中央集權的重要一環，一直沿用到了封建王朝的最後一刻。

參考：

1、《朝見與朝辭——宋朝知州與皇帝直接交流的方式初探》

2、《宋朝輟朝制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