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人物並非“碌碌無為”

第一財經：

《碌碌有為》這本書的名字比較特別，不像《歷史的微聲》《袍哥》，一看就知道寫作意圖，是有意和“碌碌無為”做區分，強調微觀歷史中小人物的作用嗎？

王笛：

這本書是在我面向大學生的中國社會史通識課的音訊基礎上形成的，書稿交了以後標題還沒定下來，後來中信出版社的編輯提出“碌碌有為”這個名字，和他們進一步溝通後，我覺得書名取得挺好的。你剛才說的理解，基本上能夠表達我在這本書中想要表達的東西。所謂的“碌碌”就是我們每天的日常生活，過去歷史學家覺得日常生活沒有創造歷史，是“碌碌無為”，不值得書寫。現在我認為並非如此，所以這個說法需要反過來理解。最近這些年，我的歷史觀也是對這種傳統認識提出挑戰和澄清。

不要以為帝王、英雄才創造歷史，我在《碌碌有為》的結論中提出，所謂帝王、英雄創造的歷史，他們的野心，在歷史上更多是造成災難，破壞多於建設。比如帝王的開疆拓土，對老百姓來說得到什麼？除了家破人亡、妻離子散，沒有別的。所以我們看歷史，一定不能僅從帝王的角度來看，按照“五四”啟蒙思想家的說法就是，二十四史就是帝王的家譜，只留下他們所謂的輝煌業績，而不寫後面有多少生命的喪失。

《碌碌有為：微觀歷史下的中國社會與民眾》

王笛 著

中信出版集團2022年10月版

因此，《碌碌有為》，也包括《歷史的微聲》，都是對過去思維的顛覆。每一個普通人，雖然在歷史上沒有留下什麼輝煌的記錄，但每天透過日常生活、生產、傳宗接代等，實現了中華民族的延續，而且在延續過程中創造了文明和文化，普通人才是中華文明的真正建設者。我提出這種歷史觀，也是讓每個人都珍惜自己。過去那種注重帝王和英雄的史學觀藏著話語霸權，不僅影響到歷史研究，還在普通人頭腦中根深蒂固，認為人微言輕，碌碌無為，沒有聲音也是應該的，就養成了歷史上中國民眾的馴服、謙卑，缺乏自尊和自信，我覺得這是很嚴重的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年我要不斷強調，一個正常的社會，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軌跡就是對文明做貢獻？因為一旦歷史的大潮湧來，一旦有驚天動地的事發生，首先做出犧牲的就是老百姓，對老百姓來說，能夠週而復始地生活才是一種幸福，也是一種權利。從中國古代歷史來看，普通人有發聲渠道對社會穩定有利，遺憾的是那些統治者都認為自己掌握了龐大的國家機器，根本不關心民眾的聲音，兩者之間形成巨大的衝突，最後底層的情緒就像被堵住的高壓鍋一樣爆發，不僅王朝覆滅，也對社會帶來極大的動盪，以及千千萬萬老百姓的死亡。作為一個歷史研究者，需要不斷講述這些歷史，讓大家一定不能忘記歷史教訓。

合作比競爭更重要

第一財經：

我還注意到，在談人口、科舉制度、宗族等問題時，你都會從不同角度談古代社會的階層流動，為什麼對這個問題比較重視，要反覆談？

王笛：

過去我們經常說中國古代是封建社會，其實有極大的誤解。我在《歷史的微聲》裡就有一節專門闡述這個問題。什麼叫封建社會？是封閉的社會，沒有社會階層流動，貴族永遠是貴族，平民永遠是平民，就像中世紀的歐洲和幕府時期的日本。而中國社會一直是流動的，自從周朝以後封建社會就不存在了，特別是後來建立了科舉制，從理論上講你哪怕出生在最貧窮的家庭，如果足夠聰明，透過努力取得科考成功，就有跨越到社會上層的機會，而不是像封建社會那樣上升渠道完全被堵死。

《歷史的微聲》

王笛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2022年10月版

所以中國歷史上就有農民，在幾個兒子中間發現其中一個非常聰明時，會以舉家之力供那個兒子參加科舉，連田裡的勞動基本都不用承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科舉制度在傳統中國社會里扮演了一個相對積極的角色。當然我們也不得不承認，科舉是一種非常嚴酷的選擇制度，家裡當官或者有錢，後代肯定佔據比較優勢的地位。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科舉制度早就廢除100多年了，教育模式卻深入到每個人的頭腦，留下一些負面思想，就是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所以大家都在讀書考試上進行競爭。現在，從小學到大學的學習成績排名，就是這種理念的表現，形成互相競爭以及我們所說的內耗和內卷的局面。因此從我們的青少年開始，就很少談論合作，他們的成長過程中都是充滿著競爭，他們把身邊的同伴和同學都視為潛在的競爭者。我在《歷史的微聲》裡談人類進化時，就討論了一個我認為非常重要的問題：人類學家的研究發現，人類文明發展到今天，主要是因為合作，而不是競爭。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從一個落後貧窮的國家，成功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說到底就是參與合作，特別是與發達國家和地區合作。

第一財經：

《碌碌有為》裡也說了，中國歷史上除了向上流動，向下流動也是存在的，中古貴族階層最後就是在黃巢起義軍的屠殺下消失。但大眾好像普遍對向上流動更關心，傳統戲曲小說的大團圓結局中，幾乎都有落魄書生中舉的俗套橋段。就你的研究而言，歷史上向上流動的機會更多，還是向下流動？

王笛：

向下流動也一直都有。貴族是，老百姓也一樣，就像我在《袍哥》裡寫的雷明遠，他當時還是混得不錯，最後由於交不了租，加上吸鴉片，就淪為了社會的最底層。而且向上流動和向下流動是同時進行的，尤其是發生戰爭、動亂、經濟危機的時候，就有大量人往下走。所以作為執政者，始終要考慮怎樣讓更多的人往上走，也就是說的如何把蛋糕做大。2000年以後中國就是不斷地把蛋糕做大，大家收入都在提高，越來越多的中產階層開始興起，大家都能感到向上的流動。

政府和民眾間要有緩衝土壤

第一財經：

你非常強調民間社會的充分發展，認為政府和民眾之間要有緩衝和支撐的土壤，否則會失去“自我修復和調節能力”。可以用一個古代案例來講講這方面的歷史經驗嗎？

王笛：

當然有。清代曾經就做得比較成功，當時滿族人入關，人口並不多，怎麼統治這樣龐大的國家呢？而且清政府一直實行的是小政府，皇權到了縣以下就沒有正式的官方機構了，縣是最基層的單位，科舉考試哪怕中了進士都不一定能得到實缺，因為政府能提供的職位有限，於是很多得了科舉功名的人就在家鄉。不過他們雖然沒有官職，但朝廷給予特殊地位，允許這些士紳參與到地方管理，包括調解糾紛，參與治安、稅收、慈善，甚至組建團練等。因此費孝通在《中國紳士》中稱中國傳統社會是“士紳社會”。士紳階層是當時社會穩定的基礎，而不是說一切權力都掌握在官府手上，否則清朝絕對維持不了200多年的統治。這樣的制度是非常巧妙的，太平天國運動時期是清政府最弱的時候，政權都沒有倒臺，原因就是透過分權，甚至給李鴻章、曾國藩這些淮軍、湘軍地方勢力軍權，得以維持統治。太平天國運動之後就是所謂的“同治中興”，後來搞了洋務運動。

為什麼最後清政府又倒臺了呢？因為在建立現代化的國家體系中，他們要依靠地方士紳，但又不斷收權，尤其是清末新政，朝廷不斷集權，最終與士紳階層發生矛盾。辛亥革命的導火索是四川保路運動。本來1903年，清政府就准許川漢鐵路由官辦改為官商合辦，權力已經下放。到了1911年，突然要收歸國有，這是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士紳階層覺得再也不能忍受了，馬上爆發保路運動。清政府就派兵去四川鎮壓，結果武昌城內兵力空虛，辛亥革命就這樣戲劇性地爆發了，連孫中山都不知道革命會來得這麼快。

對歷史的理解通常違反常識

第一財經：

《碌碌有為》中指出，“我們對歷史的理解通常是違反常識的”，這句話怎麼理解？

王笛：

例如宋代，國家很弱，甚至皇帝都被擄走了，但是宋代卻是中華文明的頂峰，經濟和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發展。

有些人歌頌的漢武帝，真正進入歷史會發現，他晚年好大喜功，把“文景之治”留下的東西都折騰完了。唐太宗後期也是這樣，親征高麗，失敗了才想起魏徵生前的勸阻。這些人總是想要開疆拓土，哪裡考慮到老百姓對此付出的代價？

而歷史上有些看似庸庸碌碌的皇帝，我們嗤之以鼻。其實仔細看，剛好就是所謂沒什麼建樹的，比如漢文帝、漢景帝、宋仁宗，在他們的統治下老百姓生活是最平穩的。所以歷史不需要大起大落，就需要平平常常。如果一年又一年，老百姓都覺得每一年都很平常，沒有大事可記，生活週而復始，如果能100年不出大事件，那才是真正的幸福。

第一財經：

《碌碌有為》裡面講古代服飾中的制度等級，引用了非常火的《甄嬛傳》。清朝滅亡已久，為什麼宮鬥劇還有非常有大的觀眾市場？

王笛：

過去我每次開啟電視，總看到有充斥各種陰謀詭計、對皇帝諂媚、“奴才”叫得響亮的宮廷劇，看著心裡難受，所以我已經好久不看電視了。這就回到我在《歷史的微聲》裡說的，人類進化的故事關係到一個文明的發展。該怎樣講好這個故事呢？如果一個民族的故事都是勾心鬥角、相互不信任，沒有正常的人際關係，是很危險的。所以影視作品、小說這些不僅僅是娛樂，傳達什麼資訊很重要。宮鬥劇裡那種你死我活的文化是非常有害的。我們已經進入當代社會，不能因為見解不同就不共戴天。所以電視劇、電影怎麼拍，往大了說也是如何傳輸正確的價值觀，應該弘揚那種能夠自我調節的、寬容的、共存的、共贏的價值觀，否則路會越走越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