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益革命”過程沒有留下分毫蛛絲馬跡，以致許多人根本就懷疑這場革命的存在。要麼認為人類原本就擁有高度智慧，從一出生就懂得“權益”；要麼認為人類是上帝的寵兒，是上帝委派他們來管理這個世界的。

“父權革命”過程雖說留下了蛛絲馬跡，可如何解讀這些“蛛絲馬跡”尚存較大分歧。比如對日本“男性生殖器”祭祀活動的解讀，歷史學家們各有各的說法。

但是，“資本革命”的這段歷史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雖然人們對這段歷史的解讀還存在分歧，但對革命發生的地點卻不容置疑。

接下來看一看，西歐新的工商集團是怎樣透過社會革命破除舊利益格局的。

一，擁戴國王。

封建領主的庇護使工商業者有了穩定的立足之地，藏富於民使工商業者有了廣闊的市場空間，同城交流和競爭使工商業者的技術不斷完善、品種不斷擴充。隨著手工產品質量的提高、品種的增加，封建領主及領地內的農牧業家庭對手工產品的需求也日益增大。於是，工商城鎮得到快速發展。

工商城鎮快速發展的表現：第一，所聚集的手工業者日益增多；第二，手工產品的數量、質量、品種得到提高；第三，工商城鎮的整體財力也日漸增大。

手工業的發展很快超出了封建領地範圍。一些獨有的或技術精湛的手工產品，僅僅在本領地內銷售已遠遠不夠，希望把產品賣到其他封建領地中去。其他工商城鎮的手工業者同樣想把自己的優勢產品賣到外面去。可是，林立的諸侯割據成了工商城鎮進一步發展的桎梏。過去給手工業者提供了生存和發展空間的封建領主，此時卻成為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絆腳石。取消關卡、開通貿易、自由交往、禁止重複徵收稅賦，成為工商集團新的政治訴求。

在與封建領主的鬥爭中，所有工商城鎮結成統一的政治同盟，全力支援那個只比大封建領主多幾十匹馬的王室家族。於是，封建王權成為新興工商集團反對封建領主的政治武器。“打著紅旗反紅旗”是西歐封建史的一大特色。正因為封建王權曾經是新興工商集團手中的一張牌，併為這個集團最後走上政治舞臺發揮了巨大作用，所以許多西歐王室至今仍受到人們的尊敬。

從十一世紀至十六世紀，隨著工商城鎮的不斷髮展，西歐幾個主要王室在城鎮工商集團的支援下，逐漸變得強大起來。英王亨利七世、法王路易十一、西班牙斐迪南二世等，比大封建領主多的不再是幾十匹馬，而是幾十匹馬馱起的金幣。路易十四之所以能威震歐洲，不是他多麼地雄才偉略，也不是他多麼地品格高雅，而是他手中握有三十萬軍隊。豢養這支龐大軍隊的錢主要地來自工商集團。

面對路易十四三十萬龐大的軍隊，僅靠領地內幾十名忠勇騎士，封建領主們羸弱的就像唐·吉可德。幾次較量下來，封建領主的割據勢力遭到嚴重削弱，司法權、鑄幣權、度量衡、稅賦逐步集中到國王手上，封建領主們對工商城鎮的“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得到有效遏制。隨著手工業獲得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工商集團也進入到國家最高權力決策層。如法蘭西王國腓力四世時期，三級會議上的三張表決票，工商集團獨自佔據了一張。

俗話說：樂極生悲。

王室家族在城鎮工商集團的支援下，逐個擺平了割據諸侯，王權強大到從未有過的程度。富麗堂皇的王宮一座接著一座，威名赫赫的帝王一個接著一個。忽然，一向謙卑、和藹的國王不會笑了，他神情嚴肅地與工商集團代表大談宏偉抱負、大談強國方略，談話的最後落實到所需金幣的數額上。

工商集團代表們後背的冷汗冒出來了。

二，打倒專制。

諸侯割據，妨礙新經濟因素的發展、壯大；不受制約的王權，則會扼殺新經濟因素的生命。王權賴以生存的社會基礎是農業家庭，有農業家庭便必然地會有王權。工商城鎮只是王權掃蕩割據諸侯的臨時政治同盟。當王權的異己諸侯被消除後，工商城鎮的唯一意義就是成為維持王室奢糜生活的金庫。

國王聲色懼厲地對工商集團代表說：“你不給我皮靴我穿草鞋，你不給我洋布我穿土布，要是我不給你們糧食呢？你們幾個聽好了：交納金幣，允許你們存在；不交納金幣就消滅你們。”這就是國王送給工商集團代表的“真理”。

新經濟因素不能完結，已經顯現出巨大光芒的利益空間不能被重新封閉，等待就是死亡，工商集團開始採取革命行動。

歐洲各國情況不一，革命的具體做法不盡相同，但基本策略是一致的：一方面，利用與外族的戰爭或國內某些諸侯的反叛，從經濟上向國王施加壓力，從而加強工商集團自身的政治地位，提高自己在政治舞臺上的瀑光率；另一方面，利用國王的暴政廣結政治聯盟，城鎮的民眾、農村的農民都是團結物件。

從根本上講，工商集團與農業家庭是一對天敵，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必然使家庭經濟走向瓦解，使家庭利益主體走向消亡。工商集團對農業家庭第一次大規模衝擊突出地表現在英國“圈地運動”上。隨著毛紡手工業的急速發展，羊毛成為稀缺資源，圈地牧羊成為投入低、回報高的新興行業。眾多封建領主將土地收回、將公共林地霸佔，靠種地生活的農業家庭一天之內失去了謀生的方式，貧病交加、窮困潦倒。托馬士·莫爾驚呼：羊吃人啦！其實既不是羊在吃人，也不是封建領主在吃人，而是毛紡手工工業把農業家庭給吃了。

在工商集團尚未掌握政權，尚未在全社會推行新制度以前，與農業家庭的利益衝突暫時不會走向前臺。在歷史教科書中，封建領主成了“羊吃人”的可惡罪魁，成為農業家庭怨恨的物件，也成為後世之人詛咒的物件。而真正的始作俑者新興工商集團則躲在封建領主後面，一口袋一口袋地數著金幣。工商集團偷走了農民的牛，封建領主只不過拔到一個拴牛的橛子，結果一直狗血淋頭到今天。

城鎮工商集團拿著各種手工製品四處笑容可掬地兜售，大把地賺著金幣，生活愜意、人緣廣佈。倒是那個傲慢的國王，以及被國王狠狠敲了竹扛的大小封建領主，在與農業家庭對農業收成分配比例的討價還價中越來越缺乏耐心，矛盾日趨尖銳。封建王權越是強大，大小領主的納貢就越高，農業家庭承擔的稅負就越重。於是行俠好漢佐羅、綠林草莽羅賓漢成為農業家庭心目中的大英雄。當工商集團扯旗造國王和領主的反時，農業家庭很容易就成了同盟軍。

此時的王權，愈是強盛愈易走向反面。好大喜功導致經濟困難，橫徵暴斂導致政治孤立，再加上西歐封建勢力傳統上的政治分散性，為代表新經濟因素、對新的利益空間充滿渴望，經濟上強大、政治上開明的工商集團奪取政權，打破舊的利益格局，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政治條件。

資本革命終於在十七世紀中葉的歐洲開始了。首先是更早的尼德蘭，然後是英國、法國。農業經濟的最高代表——王室——要麼被請進貴賓室，要麼被送上斷頭臺，最後登堂入室、執掌乾坤的是新興工商集團。

但願讀者朋友不要因為我們對這場社會大革命的輕描淡寫而低估它的偉大意義，低估它的複雜性和艱鉅性。導致這場社會大革命的新經濟因素——手工業——哪一處人類文明地域都具備，但他們都沒能獨立完成這場社會大革命，足見其複雜、艱鉅的程度。

總之，社會大革命不具有普遍性，它只能動地發生在某一個有限的範圍，更多的區域是在外力作用下完成的。隨著人們彼此之間聯絡緊密程度的增加，相互影響作用的加大，社會大革命的傳播速度也愈來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