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什麼事能像停電一樣，讓我們切身體會到電在生活中的用途。同樣，沒有什麼事能比管制市場中價格波動的缺位，更形象地說明市場經濟中價格波動的作用和重要性。當價格不允許隨供求自由波動，而必須接受各種價格管制在法律限定的範圍內波動，會產生什麼後果呢？

要理解價格管制帶來的影響，我們首先要理解自由市場中的價格如何上下波動。這並不難理解，關鍵要非常清晰地認識其過程。價格上升是因為在當前價格下需求量超過了供給量，價格下降是因為在當前價格下供給量超過了需求量。第一種情況被稱為“短缺”（shortage），第二種情況被稱為“過剩”（surplus），但這兩種情況都取決於當前價格。儘管這看起來簡單，卻經常遭到誤解，有時這種誤解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價格上限與短缺

當某一產品“短缺”時，並不一定是指它的數量變少了，而是與消費者的數量比較而言相對或絕對地變少了。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和戰後的那幾年，美國存在嚴重的住房短缺，儘管美國的人口數量和住宅供給量與戰前相比都增加了 10%，而戰爭爆發的時候並不存在這種短缺。換句話說，雖然住宅數量和人口數量的比例並沒有發生變化，但在這一時期尋找住房的美國人必須花費幾周甚至幾個月的時間找房子，並且往往徒勞無功，還有人賄賂房東來提升他們在候補名單上的位次。在此期間，他們選擇與親屬住在一塊，睡在車庫裡或使用其他臨時場所，如購買軍用活動房屋，或是住在廢棄的電車中。

雖然人均住房空間並沒有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減少，但是在當時的價格下，短缺是真實而令人痛苦的，因為戰爭期間透過的房租管制法案，使得當時的價格被人為地降低到本應達到的價格水平以下。在這一人為的低價格水平下，更多的人產生了比房租管制法案實施前更多的住房空間需求。

當一些人佔用的住房比往常更多，可供其他人居住的房子就會減少。在其他形式的價格管制下，同樣會發生這種事情：因為人為的低價格，有些人會比往常更肆意地使用價格管制產品或服務，結果就是另一些人會發現剩餘給他們的商品和服務更少了。價格管制往往還會帶來其他後果，房租管制只是其中一例。

稀缺性與短缺

由於商品比人口少而引起的稀缺，和作為價格現象的“短缺”有至關重要的區別，這一點我們要牢記在心。有時某種物品並沒有更為稀缺，卻日益短缺；有時物品會越來越稀缺，卻沒有出現短缺。

正如前面提到的，儘管住房與人口的比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並沒有發生變化，但在“二戰”期間和“二戰”後的最初幾年中，美國出現了嚴重的住房短缺，而戰前美國並沒有出現住房短缺。完全相反的情況也有可能發生，即某個沒有價格控制的地區中住房實際數量驟減，卻沒有出現短缺。1906 年舊金山大地震及大火災之後就發生過這種情況。在這場大災難中，舊金山一半以上的住房在短短三天中被破壞，然而卻沒有出現住房短缺。《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在大地震一個月後重新開始發行，它的震後第一期報紙上有 64 個房屋出租廣告，相比之下只有 5 個想租賃房屋的人釋出了廣告。

這場地震和大火使約 20 萬人突然間無家可歸，臨時庇護所只能容納 3 萬人，大約有 7。5 萬人離開了這座城市。儘管如此，還有約 10 萬人進入了當地住房市場。然而，那個時期的報紙上並沒有提到住房短缺。價格的上升不僅分配了現存的住房，還為住房重建提供了激勵，同時也激勵房客租住較小的空間，並激勵有出租空間的家庭在高租金下，把剩餘空間租出去。簡言之，正如在沒有實際稀缺的情況下可能出現短缺一樣，在沒有出現短缺時物品也可能會出現實際稀缺。1906 年舊金山大地震造成的無家可歸者，要比紐約市的房租管制法案導致的無家可歸者更容易找到住房，因為紐約市的房租管制使數以千計的住房退出了市場。

囤積

物價控制政策除了會導致短缺和質量下降外，也常常會導致囤積，即人們要比在自由市場條件下留存更多的價格管制物品，因為不確定未來是否還能買到這些東西。在 20 世紀 70 年代汽油短缺時期，車主一般不會等油箱裡的油降到平時的水平才去加油站加油。

為了以防萬一，即使還有半箱油，一些車主也會開進一個恰好有油的加油站把油加滿。數百萬車主的油箱裡裝滿了汽油，大量的汽油被儲存起來，於是加油站待售的汽油量就減少了。全美國範圍內汽油的這種少量減少最終卻可能造成嚴重問題——那些恰巧沒油的車主不得不苦苦尋找一個正在營業並且還有汽油的加油站。汽油突然嚴重短缺——雖然汽油的總產量並沒有變——迷惑了很多人，也帶來了各種陰謀論。

其中一種論調認為，石油公司讓它們從中東地區回來的油輪在海里轉圈，等著價格上漲後才讓這些滿載石油的油輪靠岸。雖然仔細推敲後，這些陰謀論都是站不住腳的，但正如許多謬論一樣，這種理論背後都有各自的核心。汽油總產量變化不大卻出現了嚴重的短缺，意味著必定有大量的汽油被轉移到了某些地方。提出或相信這些陰謀論的人很少能想到，那些大量被轉移到他處的汽油其實是囤積在他們自己的汽車油箱裡了，而不是在海上轉圈的油輪裡。這加劇了汽油短缺的嚴重程度，因為比起儲存在加油站的儲存罐裡，把汽油儲存在數百萬汽車或貨車油箱裡效率更低。

儘管如此，在價格管制下，一些不太可能的物品也被囤積了起來。比如，在房租管制政策下，人們可能會佔一套他們很少用的房子，就像一些好萊塢明星會在曼哈頓空出一套房租管制住房，以備他們到紐約時暫住。市長埃德·科赫（Ed Koch）住在紐約市市長官邸格雷西公寓的整整 12 年間，一直保有房租管制房屋。2008 年，美國紐約州國會議員查爾斯·蘭格爾（Charles Rangel）被揭露擁有四套房租管制住房，他甚至把其中一套作為辦公室。

囤積是低價格下需求增加這一普遍的經濟學原理的特殊情況，也是價格管制政策下低優先順序用途搶佔高優先順序用途（不論住房還是汽油），從而使短缺日益嚴重的必然結果。

有時候，價格管制下供給的減少並不明顯。在實施價格管制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消費者報告》（Consumer Reports）雜誌發現，1943 年檢測的一批巧克力棒，20 塊中有 19 塊比四年前變小了。一些罐裝食品製造商製造的產品質量也下降了，但是為了維護品牌的聲譽，他們給這些低質量的食品貼上了其他商標。

黑市

儘管價格管制一方面導致短缺，另一方面將買賣雙方更合意的交易認定為不合法，但是大膽、無所顧忌的交易者還是會違法地做出對雙方均有利的交易。價格管制政策幾乎總是會產生黑市交易。在黑市上，為了補償法律風險，價格不僅高於法律所允許的價格，還會高於自由市場上的價格。儘管小規模的黑市交易可以秘密地進行，但大範圍的黑市交易通常需要向政府行賄才能進行。比如在俄羅斯，一項禁止價格管制食品跨地區運輸的法令被稱為“150 盧布法令”，因為需要花 150 盧布賄賂警察，好讓禁運貨物透過檢查站。

蘇聯早期經營食品黑市會被判處死刑，即使這樣仍然存在黑市。後來有兩位蘇聯經濟學家指出：“在戰時共產主義的高峰期，實行國家對農產品購銷政策的時期，投機者和食品販子冒著生命危險將大量糧食運進了城市。”

要統計黑市活動本質上很困難，因為既然黑市是違法的，就沒人想公之於眾。然而，有時也會有一些間接指標。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的那幾年中，美國實施了戰時物價控制政策，結果肉類加工廠的工人減少了，因為許多肉從合法的食品加工廠轉移到了黑市裡。這往往導致肉店和雜貨店沒有肉可賣。

正如其他例子一樣，肉類出現短缺並不只是由於實際數量稀缺，而是由於肉類都流向了非法渠道。價格管制取消後的一個月內，肉類加工廠的僱員人數從 93，000 名上升到了 163，000 名，兩個月後上升到了 180，000 名。僅僅三個月，肉類加工廠的僱員就幾乎翻倍，這表明取消價格管制後，肉類不再從加工廠轉移到黑市了。

質量下降

價格管制之所以在政治上能成功，原因之一是政策的部分成本非常隱蔽。即使是可見的短缺也不能說明一切。許多產品和勞務因政府法令而處在人為低價上，它們都存在普遍的質量下降。

價格管制政策的一個基本問題是，定義究竟管制的是什麼的價格。即使簡單如蘋果，想要明確定義清楚品名也不容易，因為不同的蘋果在大小、新鮮程度和外觀方面是不同的，更不用說不同種類的蘋果之間的差異了。食品商店和超市花費時間、金錢把不同種類和質量的蘋果分類，並把那些質量達不到顧客期望的蘋果扔掉。然而，價格管制下，由於人為的低價格，對蘋果的需求量超過了供給量，也就沒有必要花費時間和金錢來把蘋果分類，因為不管怎樣蘋果都能賣出去。有些在自由市場中一般會被扔掉的蘋果，在價格管制下仍然會留下出售，賣給那些沒有趕上好蘋果的人。

正如房租管制政策下的住房一樣，短缺時期，什麼都不愁賣，也就沒有動力保持物品高質量了。

最令人痛心的質量降低的例子發生在那些對醫療進行價格管制的國家。在人為的低價格水平下，更多的人因為平時根本不會注意或用非處方藥就能對付的小病（如打噴嚏或面板紅疹）去看醫生。當價格管制降低了看醫生的成本，尤其是當看醫生由政府付費患者不用掏錢時，人們的行為就會改變。

總之，在價格管制下，更多的人更頻繁地去看醫生，使得醫生為患有更嚴重或更緊急疾病的病人看病的時間減少了。於是，在英國受政府控制的醫療體系下，醫院給一個 12 歲的女孩做隆胸手術，同時卻有 10，000 人要等待 15 個月甚至更長時間才能排上號做手術。一位癌症女患者因為手術一再推遲，最終病情惡化到無法醫治。價格會自動引起個體考慮首選行動，而這些最優的行動就是價格管制下的首要犧牲品。

價格下限與過剩

我們已經知道，把價格設定在低於自由市場上供求決定的價格水平時，會導致需求增加和供給減少，並且在這一既定價格下會產生短缺。同樣地，把價格設定在高於自由市場的價格水平，將引起供給增加和需求減少，造成過剩。

20 世紀 30 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的悲劇之一，是許多美國農民賣糧食的收入還不足以維持生計。農產品價格下降的速度要比農民購買的物品價格下降的速度快得多。農業收入從 1929 年的超過 60 億美元，降到了 1932 年的 20 億美元。

政府採取了多種干預措施。一種手段是透過法律規定減少農民種植和出售各種農作物的數量，透過減少供給防止價格下降到政府規定的價格水平之下。花生和棉花的供給就是受法律限制的兩種農作物。柑橘類水果、堅果和其他各種農產品的供給則由農民組成的地區卡特爾管理。這些卡特爾獲得了美國農業部部長的權力支撐，釋出“市場命令”，並懲罰那些破壞規定、生產和銷售多於授權數量的人。熬過經濟大蕭條帶來的貧困，美國迎來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繁榮，限制措施持續了幾十年，很多限制政策甚至延續至今。

設定價格“下限”進行價格管制、阻止價格下降所造成的過剩，跟設定價格“上限”阻止價格快速上升帶來的短缺一樣劇烈。在有些年份，聯邦政府要收購超過 1/4 的美國小麥，讓它們退出市場，來保證小麥價格維持在既定的價格水平。

20 世紀 30 年代大蕭條期間，農產品價格支援政策導致大量食物被銷燬，而當時營養不良在美國還是一個嚴重的問題，並且在城市和農村中都發生了飢餓遊行。比如，僅 1933 年美國聯邦政府就收購併銷燬了 600 萬頭豬。為了不讓過量的農產品進入市場破壞官方確定的價格水平，大量的農產品被譭棄。出於同樣的原因，大量的牛奶被倒進下水道，與此同時，許多美國兒童卻由於營養不良而深受疾病折磨。

然而，食品仍然過剩。和短缺一樣，過剩也是一種價格現象。過剩並不是指對於人口來說物品供給過量了。大蕭條期間，也不存在相對於人口來說的“過多”食物，人們只是買不起政府人為抬高價格的產品。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 21 世紀初貧困的印度，在政府支援的價格下，印度的小麥和大米出現了過剩。據《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報道：

印度的公共糧食儲備處於歷史最高水平，到明年春天，糧食儲備量還會增加到 8，000 萬噸之高，這是應對國家緊急狀況所需的儲備量的四倍。然而，儘管小麥和大米被閒置——有時候會閒置好幾年直至發黴——但數百萬印度人卻要忍受飢餓

只要受價格管制的農產品的市場價格高於法律規定的政府收購價格，這種產品就會以供求決定的價格在市場上出售。但是，當供給量大大增加或者需求量大大減少時，價格就會降低，在此水平上政府必須收購不被市場接受的那部分產品。比如，2007 年，美國市場上的奶粉價格是每磅 2。2 美元（1 磅=0。453，6 千克），人們在市場上自由交易。但 2008 年，奶粉價格降到每磅 80 美分，美國農業部發現，按照法律自己有義務購買 1。12 億磅奶粉，總費用超過 9，000 萬美元。

理解價格在經濟中的作用，關鍵是要明白：和人為保持低價格導致了持續的短缺一樣，人為保持高價格也導致了持續的過剩。造成的損失也不僅僅等於為了農業企業和農場主的利益從納稅人和消費者那攫取的錢。這些都是一個國家內部的財富轉移，並不會減少國家的總財富。對於一個國家來說，真正損失是對具有多種用途的稀缺資源的不合理配置。

土地、勞動力、肥料和機器，這些稀缺資源本不必用來生產多於消費者在政府規定的人為高價格下願意消費的量。在美國，用來生產食糖的大量資源都被浪費了，因為這些食糖可以從熱帶國家進口，這些國家生產的食糖更便宜，因為那裡的自然環境更適合原料農作物的生長。那些本已將大部分收入用於食物支出的窮人，不得不為購買食物花更多的錢，這樣一來用於購買其他物品的錢就更少了。當食品價格被人為提高，那些靠食品券生活的人所能購買的食物也就少了。

正如印度和美國的情況，從純經濟視角來看，透過限制食物價格來補貼農民，然後透過補助一些消費者來降低他們的食物成本，二者是相互矛盾的，不可能起到作用。然而，從政治視角來看，用這樣的政策來得到這兩個不同群體的支援卻非常有效，因為大多數人並不理解這些政策的全部經濟後果。

價格管制中的政治

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可能很簡單，但它的政策結果卻相當複雜，這一點我們可以從房租管制法案及農產品價格支援法案造成的各種後果中察覺。然而，即使是這樣簡單的經濟學基礎理論，也遠未被大眾所理解，而人們所尋求的政治上的“解決方案”往往使事情變得更糟。這在當今世界也不是什麼新現象了。

印度孟加拉地區，18 世紀發生了一場饑荒，政府為了控制大米價格，嚴厲打擊糧食經銷商和投機商，結果是糧食短缺致使許多人被餓死。19 世紀另一場饑荒降臨印度，當時印度處於英國殖民統治時期，也是自由市場經濟理論的全盛時期，於是政府實施了相反的政策，最終結果完全相反：

價格管制法律確定的價格與自由市場上的價格差距越大，價格管制造成的後果就越嚴重。2007 年，辛巴威政府為了控制失控的通貨膨脹，命令賣方把價格降至原來的一半甚至更多。僅僅一個月後，《紐約時報》報道稱：“辛巴威的經濟陷入停滯。”還詳述了一些細節：

麵包、糖和玉米麵，辛巴威人的主食消失了，暴民如同麥田裡的蝗蟲般洗劫商店，佔有這些主食。肉類幾乎看不到，有錢購買的中產階級即使在黑市上也買不到肉；汽油也幾乎買不到了；醫院裡的病人因缺少基本藥物供給而瀕臨死亡；停電和停水很常見。

當某地遭受颶風或其他自然災害破壞後，如果當地企業突然提高諸如瓶裝水、手電筒或汽油的價格，或者如果有許多無家可歸的當地人尋求臨時住所，當地酒店卻提高房間價格，很多人就會認為這是不合情理的。在這種情況下，價格管制往往被視為是一種必要的快速修復手段。

對於這些做法，政治上的反應是出臺制止“哄抬物價”行為的法律法規。然而，由於暴風雨、森林火災或其他自然災害造成的損害，人們被突然奪走了這些隨時可以獲得的資源，於是他們對這些資源的需求也增加了，這就使得當地資源也突然變得比平常更加稀缺，此時價格在分配稀缺資源中的作用就會顯得更加關鍵。

舉例來說，在房屋被毀的地方，人們對當地酒店客房的需求可能會突然上升，假如酒店沒有受損或被毀，他們能提供的客房數量最多也就只能是保持不變。若是當地居民的需求量超過了本地酒店客房的供應量，就必須對房間實施定量供應，要麼透過價格，要麼以其他方式。

如果酒店客房的價格還是平常的水平，那麼最先抵達酒店的人將佔據所有的客房，後到的人要麼只能睡在戶外，要麼住在損壞的房屋中飽受惡劣天氣侵擾，要麼離開當地留下破損的家園暴露給搶劫和盜竊的人。但是，如果酒店價格大幅上漲，人們就會有動力自我分配。當價格低於正常水平時，一個三口之家可能會要兩個房間，夫婦倆一件，小孩一間，但是當租金異常高時（也就是存在“哄抬物價”時），這家人就會有動力調整自己的行為，只要一間房間。

在自然災害發生前後，本地價格飛漲都會影響供應。通常，氣象學家會對颶風進行預測，他們預測的颶風登陸速度也會被廣泛報道。如果供應商能預測到價格受颶風影響會上漲，那麼應對颶風的各種物品，比如手電筒、瓶裝水、汽油和木材等很可能會在颶風來臨前被緊急送往可能遭受襲擊的地方。這意味著，短缺可以提前緩減。但是如果供應商預料價格只會保持在正常水平，那麼他們就不太願意花額外的成本將物品緊急調派至可能會遭受災難的地區。

不論是在正常情況下，還是在短缺突然加劇的時期，價格並不是分配稀缺資源的唯一方法，但問題是其他替代性配給制度通常比價格表現得更好還是更糟。歷史反覆證明，對食品的價格管制會造成飢餓和饑荒。賣家也許能確定自己分配給單個買家的數量。但是，賣家的處境也會因此變得尷尬，因為它沒有賣給買家需要的數量，等一切恢復正常之後，它也可能會失去一些客戶。很少有賣家願意冒這個險。

既不存在價格分配，也沒有非價格分配時，結果可能如《華爾街日報》對 2012 年超級風暴“桑迪”的報道：

在新澤西的一家超市，儘管高音喇叭不斷播放著通知，要求購物者只購買幾天的食品以應對郊區癱瘓，但人們根本不予理會。人們在購物車裡裝滿了夠吃 6 周的金槍魚罐頭。一罐蜂蜜可以存放數年之久：商品保持在正常價格時，購物者即便買下超市所有存貨也不會有任何風險。

在緊急狀況下呼籲人們限制其購買量這種無謂的努力，如同其他形式的非價格配給制度一樣無效，這時候就需要提高價格。

以上內容來自《經濟學的思維方式》作者：托馬斯·索維爾